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
周礼仪礼，说者以为并出周公，案以周礼为周公作，固非，以仪礼为周公作，亦未是也，礼十七篇，盖孔子所定，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汉以十七篇立学，尊为经，以其为孔子所定也，近人邵懿辰礼经通论曰，汉初鲁高堂生传礼经十七篇，五传至戴德戴圣，分为大戴小戴之学，皆不言其有阙也，言仅存十七篇者，后人据汉艺文志及刘歆七略，因多逸礼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苍二戴庆普，不以十七篇为不全者，非专己而守残也，彼有所取证，证之所附之记焉耳，冠义昏义诸记，本以释经，为仪礼之传，先儒无异说，观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故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昏礼，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食，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事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而无一篇之义，出于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丧祭朝聘乡射八者，约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证之礼运，礼运尝两举八者以语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乡认为射御耳，一则曰，达于丧祭射乡，今本作御。冠昏朝聘，再则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乡，今本作御。朝聘，货力辞让饮食六者，礼之纬也，非货财强力不能举其事，非文辞揖让不能达其情，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养，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天下之人，尽于此矣，天下之事，亦尽于此矣，而其证之尤为明确而可指者，囗合于大戴十七篇之次，大戴士冠礼一，昏礼二，士相见礼三，士丧礼四，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四，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丧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乡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丧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为杂乱，冠昏相见而后，继以乡射四篇，忽继以士虞与丧服，又继以特牲少牢有司彻，复继以士丧既夕，而后以聘礼公食觐礼终焉，今郑贾注疏，所用刘向别录次序，则以丧祭六篇居末，而丧服一篇，移在士丧之前，似依吉凶人神为次，盖向见记云，吉凶异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尚尊，丧事尚亲，遂以昏冠射乡朝聘十篇，为吉礼居先，而丧祭七篇为凶礼居后焉，较小戴稍有条理，而要不若大戴之次，合乎礼运，疑自高堂生后苍以来，而圣门相传篇序，固已如此也，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上之达礼耳，锡瑞案邵氏此说，犁然有富于人心，以十七篇为孔子所定，足正后世疑仪礼为阙略不全之误，以仪礼为经礼，足正后世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之误，订正礼运两处射御当为射乡，尤为一字千金，真乃二千年儒先未发之覆，学者治礼，当知此义，先于冠昏祭射乡朝聘八者求之。
论邵懿辰以逸礼为伪与伪古文书同十七篇并非残阙不完能发前人之所未发
刘歆移太常博士云，鲁共王壤孔子宅，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汉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合十七篇，与三十九篇言之，三直九篇无师说，遂致亡佚，朱子曰，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应麟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囗尝礼见射人疏，中ニ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疏，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大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论衡，宣帝时河内女子壤老屋，又得佚礼一篇，合五十七，断碎壁，皆可宝也，吴澄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水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邵懿辰曰，先儒以三百三千之语，惜古礼散亡，而因惜三十九篇逸礼之亡，因三十九篇之亡，遂视十七篇为残阙不完之书，而失圣人定礼之本意，宋明以来，直废此经，不以设科取士，则皆刘歆之奸且妄，有以淆其耳目，而塞其聪明也，夫即后人所引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囗尝礼，中ニ礼，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及吴氏所辑奔丧投迁庙畔庙公冠之类，厕于十七篇之间，不相比附而连合也，何也，皆非当世通行之礼，常与变不相入，偏与正不相袭也，况其逸文之存，如太平御览引巡狩礼，文辞不古，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既诞而不足信矣，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王居明堂礼数条，皆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吴氏不知其有全文，而仅引礼注合为一篇，然观其文意，实与伏生五行传前后相协，必非古王居明堂礼，而伏生全引入于大传也，则为刘歆剽取大传，以为王居明堂礼明矣，即此一端，而其他可知，亦犹十六篇逸书，即伪武成之剽世俘解，见其他皆作伪也，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康成不为之注，与十六篇伪古文书同，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丁晏曰，位西此论，谓逸礼不足信，过矣，当依草庐吴氏别存逸经为允，至斥逸礼为刘歆诬伪，颇嫌断，且逸礼古经，汉初当鲁共王得于孔壁，河南献王得于淹中，朝事仪见于大戴礼，学礼见于贾谊书，皆远在刘歆以前，未可指歆赝作也，锡瑞案逸礼即非歆赝作，亦不得与十七篇并列，邵氏云，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其说最为确当，逸礼三十九篇，犹逸书十六篇也，皆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其真其赝，可以勿论，学者于二十九篇书十七篇礼，未能发明，而偏好于逸书逸礼，拾其残剩，岂可谓知所先务乎邵氏据诸书所引，而斥其不足信，又谓王居明堂礼，出于伏传，比于武成出于世俘，可谓卓识，丁氏能证古文尚书之伪，而必信逸礼为真可也。
论古礼情义兼尽即不能复而礼不可废
圣人制礼，情义兼尽，专主情则亲而不尊，必将流于亵慢，专主义则尊，而不亲，必至失于疏阔，惟古礼能兼尽而不偏重，论君臣之义，觐礼，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云，入门右，执臣道不敢由宾客位也，卑者见尊，奠贽而不授，又曰，侯氏再拜稽首，以马出授人，九马随之，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注云，王不使人受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右肉袒者，刑宣施于右也，入更从右者，臣益纯也，盖古天子诸侯分土而治，故必严君臣之分，侯氏稽首，天子不答，而天子负斧依立，亦不坐受其拜，臣尽臣之敬，君不恃君之尊，且燕飨仍迎献酬，待以宾客之礼，诸侯与大夫燕礼，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其他皆如宾客，诗鹿鸣彤弓，皆曰我有嘉宾，臣有疾，君问之，臣死，君亲临其丧，情义兼尽者此其一，论父子之义，曲礼，凡为人子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内则，子事父母之礼尤详，子之孝敬父母如此，冠礼，见于母，母拜之，以成人而与为礼，特牲馈食礼，嗣举奠，主人西面再拜以先祖有功德，子孙当嗣之，父母之重其子如此，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夫妇之义，昏义，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长幼之义，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事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其余事先生长者之礼，见于典礼少仪甚详，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朋友之义，士相见礼，奉挚曰，某子以命命某见，主人对曰，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宾请终赐见，主人对某将走见，宾固请，主人辞挚，宾对不以挚不敢见，主人固辞，宾又固衣，主人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主人揖入门右，宾奉挚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挚出，一见如此其敬让也，其余凡与客人，及坐席饮食，见于曲礼少仪亦详，情义兼尽者又其一，夫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情得于义，必有礼以节情，惟君臣则义重于情，当有礼以达情，自秦尊君卑臣，汉虽未能复古，其君于将相大臣，犹有在坐为起，在舆为下之礼，后世此礼渐废，至宋并废坐论之礼，故苏轼有礼节繁多，君臣义薄之言，后世拜跪之礼过繁，诚与古制不合，而矫其弊者，欲尽去拜跪而灭等威，则无以辨上下定民志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礼，虽不及君臣之严，亦非可以不修而听其废坠者。
论礼虽繁而不可省即昏丧二礼可证
礼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而老子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与礼家之言正相反，曾子问孔子引老聃之说有四，守礼如此谨严，其自著书则诋毁礼甚至，故或以为老子是老莱子，非孔子问礼之老聃，或又以为老子讲礼厌烦，而遁入于空虚，正与六朝人讲丧服厌烦，乃变而谈庄老，同一相激相反之意，二说未知孰是，老子高言上古者也，上古纯朴，本无礼文，即以昏丧二事证之，古者配偶无定，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古者不葬其亲，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伏羲以后，始渐制礼，至周而后大备，郁郁文盛，仪节繁多，如一献之礼，宾主百拜，一见之礼宾主五请，执挚必先固让，执玉必先固辞，入门必每曲揖，洗爵必下堂阶，自常情视之，似乎繁而可省，见则竟见之矣，何必三让，受则竟受之矣，何必三辞，故老子以为近作伪，而非忠信之道，不知礼已明言之矣，聘义曰，上公七介，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礼器曰，是故七介以相见也，不然则已悫，三辞三让而至，不然则已蹙，夫两君相见，即须介绍，何必七介，而礼以为不然则已悫，其他三辞三让之礼，可以类推，檀弓曰，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又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为之节文也，又有子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夫亲死，哀痛迫切，似不必言节文，而礼哭踊有节，以无节为戎狄之道，其他不若丧礼之迫切者，更可以类推，故常情所见为可省者，皆先王制礼不敢不至者也，今使直情径行，而欲尽废繁文缛节，即以昏丧二礼证之，昏礼尽去六礼之文，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一切不用，则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矣，可乎不可乎，丧礼尽去附身附棺小敛大敛之文，卜兆封圹，一切不用，则将举而委之于壑，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矣，可乎不可乎，古无束帛俪皮之仪，有持弓殴禽之吊，配偶无定，不葬其亲，皇初榛犭丕，盖非得已，由今观之，非直近于野蛮，亦且比于禽兽，礼曰戎狄之道，戎狄即今所谓野蛮，曲礼曰，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之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夫知有母不知有父，亲死委之狐狸蝇蚋，非禽兽而何，在古人特限于不知，后世圣人已作为礼，而别于禽兽矣，伏羲渐近文明，及周为文明之极，至文明已极，礼节不得不繁，若厌其太繁而矫枉过正，违文明之正轨，从野蛮之陋风，非惟于势有所不行，亦必于心有所不忍，乃知古礼有繁而不可省者，文明之异于野蛮者在此，人之异于禽兽者亦在此也，古礼在今日不过略存饩羊之遗，而昏姻之六体，丧葬之大事，犹多合于古者，盖天理人情之至，皆知其不可废，若欲举此而尽废之，不将为野蛮为禽兽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