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礼皆周时之礼不必聚讼当观其通
孔子谓殷因夏礼，周因殷礼，皆有损益，乐记云，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是一代之制度，必不尽袭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礼有明徵，而非特后代之兴，必变易前代也，即一代之制度，亦历久而必变，周享国最久，必无历八百年而制度全无变易者，三礼所载，皆周礼也，礼经十七篇，为孔子所定，其余盖出孔子之后，学者各记所闻，而亦必当时实有此制度，非能凭空撰造，仪礼周礼言聘觐之礼不尽合，礼记檀弓言东方西方之奠，齐衰大功之丧，亦不尽合，王制祭法言庙制祭礼，尤不相符，说者推而上之，则以为兼有夏殷，郑君云，王制夏殷杂是也，抑而下之，则以为杂出秦汉，郑君以月令为秦制，卢植以王制为汉法是也，考其实皆不然，三礼皆周人之书，所记皆周时之礼，礼记所载，或有夏殷礼，而既经周因与损益，则亦即周礼矣，秦汉之礼，又多本之于周。其所以参差抵牾者，由于历代久远，渐次变易，传闻各异，纪载不同，非必上兼夏殷而下杂秦汉也，请以汉唐之礼证之，汉初用叔孙通所定之礼，后汉又使曹褒撰次新礼，即加更定，必与前不尽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谓叔孙所定者为汉礼，曹亵所定者非汉礼，可乎，唐初用贞观显庆礼，玄宗又作开元礼，而五礼始备，既经改作，必与前不尽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谓贞观显庆作者为唐礼，开元所作者非唐礼，可乎，疑三礼之参差抵牾，而谓一是周礼，一非周礼，何以异于是乎，若谓周时变礼无明文可徵，请以官制一事证之，制度以设官为最重，执政又为官之最尊，周初成康之时，周公召公以冢宰执政，故周官首天官冢宰，左氏传曰，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又曰，郑伯为王左卿士，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则东迁以后，执政者称卿士诗十月之交曰，皇甫卿士，番维司徒，以卿士列司徒之前，是幽王时，已称执政者为卿士，又不自东迁始，以此推之，官制可改，安见其余不可改乎，西周之末，必稍变于成康以前，东迁之后，又渐变于西周之末，当时既有改易，后世何能折衷，学者惟宜分别异同，以待人之审择，若必坚持一说，据为一定之制，则礼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又安得有一书可为定制乎，周公制作，洛诰立政所载不详，周官伪古文不可据，郑众未见伪古文，以为周官六篇即尚书周官篇，卷帙太多，文法不类，其说亦不可信，周一代典礼，无成书可稽，试举大者论之，礼纬云，周六庙，至子孙七，盖周初以后稷为始封祖，文王为受命祖，合四亲庙为六，其后武王亲尽，以为受命祖不可祧，增武世室为七，此当在共懿之世，礼无明文，东都有明堂，无宗庙，王入太室，即明堂太室，西周亡，宗庙为禾黍，东迁当更立庙，礼无明文，敬王居成周，别立庙与否，亦无明文，孝王以叔父继兄子，桓王以孙继祖，定王显王以弟继兄，如何序昭穆，亦无明文，大典如此，其他可知，更以鲁事证，郊则既耕而卜，则未应吉而，庙则立武宫立炀宫，桓僖不毁，甚至公庙立于私家，三家雍彻，季氏八佾，朝服以缟，妇人ヮ而吊，皆变礼之大者，明堂位谓礼乐政俗，未尝相变，且以武公庙比武世室，凡此等以为礼，则实非礼，以为非礼，则当时实有是事，鲁事详而周事略，以鲁推周，则其礼之是非淆乱，记载参差，亦必当时实有是事，而非兼存前朝，误入后代可知，理本易明，特读者忽而不察耳。
论周官改称周礼始于刘歆武帝尽罢诸儒即其不言周官之证
仪礼非古名，周礼亦非古名，汉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曰，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贾公彦疏序，谓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独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并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人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冲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贾公彦曰，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故郑氏传曰，玄以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是以周礼大行，锡瑞案周礼源流，贾氏叙述颇详，以为始皇焚书，特恶周礼，说本马融，融说亦不知何据，惠帝已除挟书之律，非始武帝，融盖以周官武帝时出而为此说，刘歆典秘书在哀帝时，亦非成帝，贾公彦已辨之，当时众儒共排，以为非是，其说惜不可考，周官改称周礼，盖即始于刘歆，荀悦汉纪曰，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序录，曰，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是其明证，武亿曰，班氏于王莽一传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诏义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货志，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及后云，又以周官税民，是亦一志而两见，由其意观之，固未有著明于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祀犹称周官，时未居摄，不敢紊易，莽传徵天下通艺，及张纯等奏之，称周官，亦皆在未居摄之时，是则周官之易名周礼，其在居摄之后可知矣，荀悦之言洵不诬也，案周礼名始歆莽，武氏说尤分明，自是之后，周官周礼互见错出，后汉儒林传言马融作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盖以马郑自序原称周官，或据以为其时尚无周礼之名，又谓周礼名始郑君，皆考之未审，郑自序已称周礼，其注仪礼礼记，引周礼甚多，后汉卢植传亦有周礼之称，是其名非起于汉末，特在汉初本名为周官耳，班志正名周官，不从歆莽之制，或谓班志皆本刘歆七略，据其称周官，不称周礼，与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等语，皆与刘歆尊信毛诗周礼不同，似志非尽本于七略，林孝存谓武帝知周官渎乱不验，或据封禅书之，谓武帝知不验，群儒何敢采用，不知封禅书下文，明言群儒拘牵古文，上尽罢诸儒不用，此正武帝知周官不验之证，孝存之说，必有据也。
论周官当从何休之说出于六国时人非必出周公亦非刘歆伪作
周官与左氏皆晚出，在汉时已疑信参半，后人尊周官者，以为周公手订，似书出太早，抑之者以为刘歆伪作，似书出太迟，何休以为出于六国时人，当得其实，毛奇龄周礼问曰，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此与仪礼礼记，皆同时杂出于周秦之间，此在稍有识者皆能言之，若实指某作，则自坐诬妄，又何足以论此书矣，又曰，歆能伪作周礼，不能造为周礼出处踪迹，以欺当世，假使河间献王，不献周礼，成帝不诏向校理周礼，此马融之说，贾疏已辨之，歆可造此诸事，以欺同朝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献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言有经即有传与说记也，此必非歆可预造其语者，乃考之艺文所志，在当时所有之书，则实有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此班氏所目观也，此必非袭刘歆语也，使歆既为经，又复为传，此万无之事，藉曰有之，则伟哉刘歆，东西二汉亦安有两，将所谓博而笃者，必不在论庙一篇书矣，且读书当有究竟，艺文志于乐经云，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考文时得其乐人窦公，上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则在六国魏文侯时已有此书，其为春秋战国间人所作无疑，而谓是歆作可乎，且武帝好乐，亦尝以周官经定乐章矣，艺文志于窦公献乐章后，即云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当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其书有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则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经而为乐记者，此不止窦公献一篇，且必非歆行伪于周官经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断可知也，且周官之出，在东汉人即有诟其非周礼者，林孝存也，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摈斥不行，因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是辟此书者亦且明明云，汉武时早有此书，而效尤而兴者反昧所从来，是攻膏盲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若夫周礼一书，出自战国，断断非周公所作，予岂不晓然，周制全亡，所赖以略见大意，此周礼仪礼礼记三经，以其所见者虽不无参臆，而其为周制则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学，方护卫不暇，而欲迸绝之，则饩羊尽亡矣，锡瑞案毛氏以周官为战国时书，不信为周公所作，又力辨非刘歆之伪，而谓周制全亡，赖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经，有心古学，宜加护卫，最为持平之论。
论毛奇龄谓周官不出周公并谓仪礼不出周公而不知仪礼十七篇乃孔子所定不可诋毁
经间又曰，诗书易三经，则礼记多引之，周礼仪礼礼记三经，则诗书易三经并未道及，即孔孟二书，其论经多矣，然未有论及三礼只字者，也，曰，此予之所以疑此书为战国人书也，然此书为战国人书，而其礼则多是周礼，尝读大戴记朝事篇，其中所载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职方射人诸职，全是周礼原文，所差不过一二字，考是时三礼未出，大小二戴于仪礼则直受后仓曲台记，立二戴之学，于礼记，则尚未有定，当时见于西汉书府者，犹有二百余篇，而周官一经，则未之见也，乃大戴所录，则俨然有朝事诸文，在周人言周礼者，与今周礼相同，此岂大戴见周礼而附会之，抑岂李氏上周官经时，窃取此朝事诸文而增入之也，然则周礼果周制，其为周末言礼者所通见，当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内则一篇，亦有凡食视春时，凡和春多酸，及牛宜余，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宜羔豚膳膏乡，及牛夜鸣则<；广酉>；十句，与周礼文全同，所差不过古今文一二字，此必当时言礼家所习言习用，故彼此并出，全文不易，断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锡瑞案汪中周官徵文共得六事，于毛氏引乐入窦公大戴朝事礼记内则之外，增入逸周书职方礼记燕义诗生民传三事，陈澧又考得杂记郑注，郊特牲孔疏，考工记贾疏，大司马注疏四条，然此诸说，亦但可以证周官非刘歆作伪，而无以见其必为周公所定，后人必以为周公作，又以仪礼亦周公作，然则二书何以不符，又何以不见于孔孟书，春秋时人所称引，使人反疑不信，惟从毛氏之说，以为战国人作，方足以解两家之纷，毛氏云，乡遂之官迥异朝庙，其所设诸属往往有不必计禄食者，周官一书总以官不必备四字，统概全经，虽设多名，而备实无几，其说可以解官多而禄不给之疑，又云，三等分国固有常制，然不无特设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赐国，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则不能限以百里，而就有特设约为之限，大约公不过五，侯不逾四，伯与子男以渐而杀，又云，五等分国，本造为设法之例，以统校地数，故曰，可以周知天下，非谓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其说可以解国多而在不足之疑，毛氏说经多武断，惟解周官心极细，论亦极平，而知仪礼不出周公，不知实出孔子，谓仪礼亦战国人作，因朱子家礼尊信仪礼，乃作昏礼辨正，丧礼吾说篇，祭礼通俗谱，诋斥仪礼，而自作礼文，致阎若璩有毛大可私造典礼之诮，则由不晓礼经传于孔氏，非周礼礼记之比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