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赵注，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权，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讨乱贼，则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赵注窃取之以为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锡瑞案孟子说春秋，义极闳远，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徒舜明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皆不言，而独举其作春秋，可见春秋有大义微言，足以治万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两引子之言，尤可据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惧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是春秋大义，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义窃取，是春秋微言，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则齐桓晋文一节，亦见于公羊昭十二年传，大同小异，足见孟子春秋之学，与公羊同一师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赵岐注孟子两处皆用公羊素王之说，朱子注引胡传，亦与公羊素王说合，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胡传曰，无其位而南面之权，此与素王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赵岐汉人，其时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无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时公羊久成绝学，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国春秋传，朱子亦不深信，而于此注，不能不引胡传为说，诚以孟子义本如是，不如是非则解孟子不能通也，后人于公羊素王之说，群怪聚骂，并赵岐注亦多诟病，而朱注引胡传，则尊信不敢议，岂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亦与公羊拨乱功成太平瑞应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论春秋是作不是钞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之甚明
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预曰，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囗鲁易见象与鲁春秋，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镇瑞案杜预引周礼孟子，皆不足据，孟子言鲁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其义是孔子创立，非鲁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时已有义例，孔子岂得不称周公，而攘为已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盖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于己说，故讳而不言也，周礼虽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预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义曰，今案周礼竟无凡例，是孔颖达已疑其说，特以疏不注，不得不强为傅会耳，正义又曰，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孔说，则杜预以前，如贾逵服虔诸儒说左氏者，亦未尝以凡例为周公作，盖谓邱明既作传，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无新例旧例之别也，至杜预乃专据韩宣疑似之文，盖翻前人成案，以左氏传发凡五十，为周公旧例，周衰史乱，多违周公之旧，仲尼稍加刊正，余皆仍旧不改，其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变例少，若此则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时学校，尊周公为先圣，抑孔子为先师，以生民未有之圣人，不得专享太牢之祭，上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谬说启之，据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绝大事业，大有关系文字，若如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止是钞录一过，并无褒贬义例，则略识文字之钞胥，皆能为之，何必孔子，即曰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则古来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亦优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与其信杜预之说，夺孔子制作之功，以归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继周公乎，陆淳春秋纂例，杜预之说曰，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又曰，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称先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案陆淳所引后一条，即左氏所谓礼经，杜预所谓常例，陆诘明快，不知杜预何以解之，袒杜预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预谓例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灭之例，周之盛时，不应预立其法，与陆氏第二条说同。
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
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醇。朱子称仲舒为醇儒，然则春秋之学，孟子之后，亦当以董子之学为最醇矣，史记儒林列传曰，言春秋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宏亦颇受焉，锡瑞案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学何人，而与胡毋同为孝景博士，则年辈必相若，胡毋师公羊寿，董子或亦师公羊寿，何休解诂序谓略依胡毋生条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太史公但云公孙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汉书儒林传于胡毋生云，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云同业，则必非受业，戴宏序郑君六论，皆无传授之说，未可为据，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诂与董书义多同，则胡毋董生之学，本属一家，胡毋书不传，而董子春秋繁露十七卷尚存，国朝儒臣复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前之讹缺不可读者，今粗得通，圣人之微言大义，得以复明于世，汉人之解说春秋者，无有古于是书，而广大精微，比伏生大传韩诗外传，尤为切要，未可疑为非常异义而不信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冠，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敞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故易曰，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不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人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春秋拨乱反正，道在别嫌明微，学者知春秋近于法家，不知春秋通于礼家，知春秋之法，可以治已然之乱臣贼子，不知春秋之礼，足以禁未然之乱臣贼子，自汉以后，有用春秋之法，如诛意，如无将，而引经义以断狱者矣，未有用春秋之礼，别嫌疑，明是非，而明经义以拨乱者也，若宋孙复尊王发微，狭隘酷烈，至谓春秋有贬无褒，是以春秋为司空城旦书，岂知春秋者乎，董子尝作春作决事，弟子吕步舒等以春秋颛断于外，而其言礼之精如是，是董子之学，当时见之施行者，特其粗粗，而其精者并未尝见之施行也，然则世但知汉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藉以济其酷，致后人为公羊诟病，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汉时已以为迂而不之用矣，董子之学不行，后人并疑其书而不信，试观太史公所述，有一奇辞险语否，何必惊为非常异义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