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养性王阮亭《池北偶谈》：故明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崇祯时，熊开元、姜采以言事下锦衣狱。一夕，帝御笔谕养性，取二犯绝命。养性附奏缴御笔，谓：“言官有罪，当明正典刑。今以昏夜杀二谏官，臣不敢奉命。”适帝意亦解，遂得不死。按《东华录》，养性入本朝，顺治二年为天津总督，奏请田赋悉照明代原额，其辽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万、练饷七百三十万一概删除，得旨允行。是时天津尚沿明季设有总督，故养性得之，而竟能奏免天下二千余万之加赋，可谓天下阴受其福，而不知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实基于此。是养性之功，不特救熊、姜一事也。阮亭乃反遗之，未免舍其大而志其细。阮亭又谓宋荔裳犹及见之，而不言其现任官位，盖已致仕退闲矣。
骆养性掌锦衣卫，乃周延儒所荐也。后背延儒与中官结，反刺延儒阴事，皆上闻。帝乃大怒，延儒由是赐死。
○王承恩崇祯帝缢煤山时从死者，诸书所记不同。冯梦龙《甲申纪闻》谓太监王之心。程源《孤臣纪哭》谓太监王之心、王之俊。《燕都日记》谓司礼监王之俊。《绅志略》谓王之心从死，王之俊、王德化俱自尽。陈济生《再生纪略》谓王之心从死，其司礼监王之俊则被贼追赃时自尽。王世德《崇祯遗录》谓京城陷，帝以太子、二王托太监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三人。帝缢，王之心从死。宗周、之俊献太子、二王于闯贼。是皆无王承恩姓名，惟徐梦得《日星不晦录》谓太监王承恩于十九日缢死，然不言从帝同缢。《国事补遗》及《国变录》则谓帝与王承恩对面同缢。今《明史》载同缢者系王承恩，盖据我朝顺治十一年上谕，褒恤明季殉难诸臣十六人内，独有太监王承恩。其时鼎革之际，明末内监多有在宫禁执役者，我世祖章皇帝询得其详，故独褒恤之。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以熊赐履等所进《明史稿》载王之心系属错误，特命改王承恩。可见稗官小说多有不可尽信者，而本朝修《明史》时考订必求确核，真可传信千古。
按吴梅村所辑《绥寇纪略补遗》，独载帝与王承恩对缢于寿皇亭，内监皆未知，因御马至山后草，一识之，始寻得云。梅村成书在顺治壬辰，比世祖褒恤王承恩尚在前。梅村所辑已得其实，可见其临文不苟矣。
○张家玉《明史。张家玉传》：闯贼陷京城，家玉抵书骂贼，被缚去，长揖不跪。贼以杀其父母恐之，乃跪。其实父母尚在粤也。然诸野史所记，皆无此事。《燕都日记》谓家玉上书闯贼，请表彰死节诸臣。贼始而欲腰斩，继而免罪，仍署弘文院。《日星不晦录》家玉名下注：骂贼，绑出要剐，旋放。《劫灰录》谓：家玉年少貌美，声巨词辨。贼曰：“吾杀此曹多矣，未有如此不畏死者。”乃释之。家玉恐不得脱，乃转为文誉贼，乘间南走。惟《绅志略》谓：“家玉上书闯贼，请宾而不臣，贼怒欲剐之，颜色不变，乃释，而愈欲降之，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跪云。是为亲屈膝，事非无因。然诸书皆为之讳，则以家玉归广东后，起义兴复，百折不回，死犹不肯以颈血污敌手。其大节固已卓著，此等权宜营脱之处固可略而不论也。至修《明史》，则不妨瑕瑜互见耳。
华兰芬《燕邸日抄》亦谓：家玉已极口骂贼矣，绑出要剐，遽尔回心。为烈不卒，君子惜之。《通鉴辑览》：以家玉曾谒闯贼，廷议不予谥。
○汤若望 南怀仁余年二十许时，阅时宪书，即有钦天监正汤若望、监副南怀仁姓名，皆西洋人，精于天文，能推算节候。然不知其年寿也。后阅蒋良骐《东华录》，则汤若望当我朝定鼎之初，即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其官曰“修政立法”。顺治九年，汤若望又进浑天星球、地平日晷仪器（初曰“修政立法”，或前明所授官，或其自署。至钦天监正则本朝所授官也。是年又赐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又从钦天监正升大常卿衔）。康熙七年治历，南怀仁议奏：监副吴维ピ所造八年时宪书，十二月应是九年正月，又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错误。遂革维ピ职，授南怀仁为监副。按国初至余二十许时，已一百二十余年。而二人在朝中已能制造仪器，必非少年所能，当亦在三四十岁。则余识其姓名时，盖已一百五六十岁矣。后阅《明史。徐光启传》，以崇祯时历法舛讹，请令西洋人罗雅谷、汤若望以其国新法相参较。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是崇祯初已有汤若望，则又不止一百五六十岁。嗣后又不知以何岁卒也。
《明史。外国传》：西洋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如徐光启辈是也。
○牛金星卢氏县举人牛金星，以磨勘被斥，投降李自成。自成奇其才辨，与谋议帐中。后私归取其妻子，为族中送官，坐斩，得减死论。自成又得之，大喜，伪署弘文馆学士。说自成以私恩小惠收人心，创为“迎闯王，不纳粮”之谣，传之民间，并为之分等威，申职守，创官爵名号，大加置署。自成既僭号，拜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及自成自京师败归陕，金星子为其襄阳府尹。金星随自成自陕南奔，其同党宋献策等皆道亡，金星乃依其子于襄阳。此《绥寇纪略》所记也。以后不知下落，料已失势死矣。及阅王阮亭《池北偶谈》，则金星又尝为我朝京卿。盖奸宄之雄，见自成势盛，妄思为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归，则背伪主而仕兴朝，尚为得策也。
○洛阳伽蓝记佛教之入中国，已见《陔余丛考》。今按杨之《洛阳伽蓝记》，晋永嘉中，洛阳仅有寺四十二所，今城内外共一千余寺。其最雄丽者为永宁寺，后魏灵太后胡氏所造浮图，九层，高九十丈，刹又高十丈，西域沙门达摩遍历诸国，谓阎浮提所无也。按白马寺，汉明帝遣人向西域求得《四十二章经》，以白马驮来，因以为名。此一寺最古。后魏显祖好浮屠之学，国俗化之。故梵刹之盛，实自后魏始。报德寺，孝文帝所立，为冯太后荐福。景明寺、永明寺、瑶光寺，皆宣武帝所立。秦太上君寺，胡太后为其父母追福。胡统尼寺，太后姑所立。景乐寺、融觉寺、冲觉寺，皆清河王怿所立。明悬尼寺，彭城王勰所立。平等寺，武穆王舍宅所立。龙华寺，广陵王所立。宣忠寺，城阳王徽所立。高阳寺，高阳王雍之宅，雍为尔朱荣所害，故为寺。追光寺，东平王略之宅。建中寺，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长秋寺，刘腾所立。景宁寺，司徒杨椿所立。又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故列刹相望。龙华寺，众羽林所立。菩提寺，西域人所立。法云寺，西域乌伤国沙门摩罗所立。又胡太后曾遣比丘惠生及敦煌人宋云向西域取经，惠生有《行记》，亦载《伽蓝记》内。按佛教既无益于身心性命，又无益于国计民生，不知何以风行若此？今且更千百倍焉。此固愚民易为所惑，然其始亦必有奇异动人之处，是以所至皈依。如《晋书。载记》内所志诵经解难，临刑枷锁自脱之类，大概或竟有其事。即如《伽蓝记》所谓：盘陀国王舍位与子，向乌伤国学婆罗门咒。四年尽得其术，还，复登王位。就池咒龙，龙变为人，向王悔过，实足骇人观听。是以人皆信向，到处崇奉。乌伤国有如来晒衣处。龙王寺有如来履石之迹。婆楼城有如来投身喂虎处。王城南摩休国有如来剥皮为纸、拆骨为笔处。再西行五日，有如来舍头施人处。辛头河有如来作摩竭大鱼以肉喂人处，有如来挑眼施人处。雀离国有如来为尸毗王救鸽处。那竭城有如来浣衣处。虽皆出于附会，然能使天下人人附会，必非无因。盖佛教多在咒语、偈语，如张道陵在鹤鸣山造符咒，传之至今，犹有验者。并里俗之祝由科、圆梦等技，虽不识字人习之，亦能驱使鬼神。不可尽以为诞妄也。世间万事无不有，岂可以方隅之见概之哉。
○庚申外史权以衡所著《庚申外史》，元顺帝为宋德帝之子一事。最为斟酌得宜，谓之真，则无确据；谓之假，则当时朝野咸有传闻。故开卷即书“文宗崩，遗命以明宗子妥欢帖木儿为嗣”，此顺帝得嗣位之由来也。下又叙宋德帝入元封瀛国公。瀛国公，幼君也。既长，愿为僧于白塔寺中，号合尊大师。后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出游，过其地，怜其老且孤，留一回回女与之。延七年，女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采，物色得之，乃问瀛国公曰：“子之所居，得毋有重宝乎？”曰：“无有，惟今早生一男。”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载其母归。是虽未明言此子即妥欢帖木儿，而明宗先有子懿只班，立未逾月而殇，此外别无他子，则即妥欢无疑也。顺帝入即位后，又载尚书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在时，尝述明宗谓陛下素非其子。”帝闻之大怒，问当时草诏者何人。虞集、马祖常以文宗御笔呈上，乃舍而不问。是又明顺帝非明宗亲子，则其为瀛国公遗体不待言矣。故余应、袁忠彻、程克勤诸人各有记述并诗歌。而权以衡此史于真赝疑信之间，可谓措词尽善矣。至其叙至正元年京师大饥，户部遣郎官求粮于扩廓。有普贤奴谓使者曰：“他将帅出师，皆朝廷供给刍粮。今察罕父子出兵大河南北，不曾费朝廷一钱，乃来求粮耶！”参政张至道叹曰：“三十二年天子，岂可使无一顿饱饭吃。”乃运五十车送京。按至正十一年天下乱，始有颍上红军起。十三年，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儿起义兵，克复汴梁。其养子扩廓直至至正二十一年察罕被田丰刺死，始统其父军，安得以征粮事系于至正元年？且张至道谓“三十二年天子”，则应是至正二十七八年之事，何得倒置耶？
○绥寇纪略吴梅村著《绥寇纪略》一书，记明末流贼之祸。仿苏鹗《杜阳杂编》、何光远《鉴戒录》之例，每卷以三字命题，虽不免小说家纤仄之体，而记载详赡，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其大者朝章国典、兵制军饷、勋戚之封建、藩邸之支派，以及国变后诸臣死事之忠节，无一不广搜博采。甚至流贼之混号，亦详其氏名，并贼属之伪官，亦注其姓字。不知当日何以有如许档案作为底本？盖直聚崇祯十七年邸报奏疏部议，一一考核；又参之以传闻，揣之以情事，而后成书。其自叙谓：北都之殉难者，以弘光中礼臣表忠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豫省以御史苏京优恤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然不特此也，保定则有陈禧之《甲申上谷纪事》，其他各省，访辑详载，虽滇、黔边裔，亦搜剔不遗。其心力可谓勤矣。每卷后又各有论断，文笔雅洁，各成一则古文，又可见其深于古学也。
《补遗》内，为项水心煜、周介生钟力辨其从贼之冤。谓“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师陷，煜于四月十八日已到南都，弘光即位已在拜舞之列，不知更有何时何地可以从贼。钟本笃厚友悌人，不死实大负生平。乃元末红巾有‘媲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之语，现载陶九成《辍耕录》。忽移以诬陷钟，入之爰书，遂至正法。此何说乎”云云。余初疑梅村文人气类，未免意存回护。及观第九卷，李自成伪官如宋企郊、巩育、陆之祁、张然、喻上猷、扬王休、黎志升、史可镜等，内黎、史二人皆当时名士，而皆直书其从贼不讳。并谓可镜在省垣有声，降张献忠为长、常、辰巡抚，官军械至南都伏法。则因其从贼者之必书，可以知不从贼而诬为从贼者之辨之，非徇情也。惟李国祯列于正祀武臣七人之内，书云：襄城伯，赠太子太师，进侯，李贞武公国祯。自注云：襄城之死稍后矣。然不屈而死，祀之可也，进侯则过矣云云。然《明史。李浚传》谓：国祯被执即降，旋以拷赃自缢死。则谓其不屈而死者误也。想梅村先据礼臣表忠之疏书于正祀武臣内；后知其拷赃缢死，故又于《赠刘雪舫诗》内有“宁为英国死，不作襄城生”之句。可见其一字不假易矣。
《补遗》内有云：蒋德憬：李建泰、范景文视从前之充位者，相去远矣。下又云：建泰风骨峭拔，性慷慨，负重名。又云：建泰以督师出京，疾甚不能军。保定官绅方誓守城，建泰求入城，见势急，欲用知府邵宗元印，以活一城生灵，宗元不可。及城陷，建泰遂降于贼。是亦可见其直笔。
卷十内，张献忠有爱将，皆养子，共十人。抚南将军曰刘文秀，安西曰李定国，定北某轶其名，而平东亦不著其姓名，此外又有艾能奇、第化龙、张能、马元利等，共八人。献忠将尽屠蜀人，平东力谏曰：“王转战二十年，所过屠城无寸土。今出万死得斯土，庶几可立霸业。今又屠之，某等何用生为？愿先百姓死。”献忠乃止。献忠谋自蜀入秦，平东又为之破马广于汉中。是平东者，既能为献忠止杀，又能为献忠御侮，实盗贼中之贤者。梅村何以不著其姓名？按献忠爱将十人内尚有孙可望、白文选。今恭读《御批通鉴辑览》，乃知平东即孙可望，定北即能奇，而伪都督则白文选也。梅村不直书，盖可望后为李定国所败，降于我朝，封义王，其子犹袭封慕义公。想梅村著此书时，可望正官于朝，不便明其出自盗贼，故讳之耳（白文选后随李定国死于缅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