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旧序至论年谱书
二十。乃作而叹曰：谱之成也，非苟然哉！阳明夫子身明其道于天下，绪山、念庵诸先生心阐斯道于后世；上以承百世正学之宗，下以启百世后圣之矩。读是谱者，可忽易哉！乃取叙书汇而录之，以附谱后。使后之志师学者，知诸先生为道之心身，斯谱其无穷乎？
阳明先生年谱序
钱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阳明先生年谱成，门人钱德洪稽首叙言曰：昔尧、舜、禹开示学端以相授受，曰“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噫！此三言者，万世圣学之宗与？“执中”，不离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灵，同体万物之仁也。“执中”而离乎四海，则天地万物失其体矣。故尧称峻德，以自亲九族，以至和万邦；舜称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尧、舜之为帝，禹、汤、文、武之为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谓其能明是学也。后世圣学不明，人失其宗，纷纷役役，疲极四海，不知“中”为何物。伯术兴，假借圣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遗乎内也。佛老出，穷索圣人之隐微以全生，而不知养乎中者遗乎外也。教衰行弛，丧乱无日，天禄亦与之而永终。噫，夫岂无自而然哉！寥寥数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尧、舜、颜、曾、思、孟、濂溪、明道继之，以推明三圣之旨，斯道灿灿然复明于世。惜其空言无征，百姓不见三代之治，每一传而复晦，寥寥又数百年。
吾师阳明先生出，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求之宋儒不得，穷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筑室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静摄既久，恍若有悟，蝉脱尘盆，有飘飘遐举之意焉。然即之于心若未安也，复出而用世。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极性真，宜其疲神而无得也。盖吾心之灵，彻显微，忘内外，通极四海而无间，即三圣所谓“中”也。本至简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难，不其谬乎？征藩以来，再遭张、许之难，呼吸生死，百炼千摩，而精光焕发，益信此知之良，神变妙应而不流于荡，渊澄静寂而不堕于空，征之千圣莫或纰缪，虽百氏异流，咸于是乎取证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学者悟从静入，恐其或病于枯也，揭“明德”、“亲民”之旨，使加“诚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语之下，洞见全体，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忧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学者翕然来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来犬心]欲遗，野死遐荒，不得终见三代之绩，岂非千古一痛恨也哉！
师既没，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仪范隔而真意薄，微言隐而口说腾。且喜为新奇谲秘之说，凌猎超顿之见，而不知日远于伦物。甚者认知见为本体，乐疏简为超脱，隐几智于权宜，蔑礼教于任性。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迩年以来，亟图合并，以宣明师训，渐有合异统同之端，谓非良知昭晰，师言之尚足征乎？谱之作，所以征师言耳。始谋于薛尚谦，顾三纪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邹子谦之遗书督之。洪亦大惧湮没，假馆于史恭甫嘉义书院，越五月，草半就。趋谦之，而中途闻讣矣。偕抚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见罗达夫闭关方严，及读谱，则喟然叹曰：“先生之学，得之患难幽独中，盖三变以至于道。今之谈‘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与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怀玉书院，以复达夫。比归，复与王汝中、张叔谦、王新甫、陈子大宾、黄子国卿、王子健互精校阅，曰：“庶其无背师说乎？”命寿之梓。然其事则核之奏牍，其文则禀之师言，罔或有所增损。若夫力学之次，立教之方，虽因年不同，其旨则一。洪窃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后之读谱者，尚其志逆神会，自得于微言之表，则斯道庶乎其不绝矣。僭为之序。
阳明先生年谱考订序
罗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门人钱洪甫聚青原，言年谱，佥以先生事业多在江右，而直笔不阿，莫洪先若，遂举丁丑以后五年相属。又十六年，洪甫携年谱稿二三册来，谓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几人哉！洪甫惧，始坚怀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谱编次成书，求践约，会滁阳。胡汝茂巡抚江右，擢少司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毕事。已而即工稍缓，复留月余。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数十条。其见闻可据者，删而书之。岁月有稽，务尽情实，微涉扬诩，不敢存一字。大意贵在传信，以俟将来。于是年谱可观。
洪先因订年谱，反覆先生之学，如适途者颠仆沉迷泥淖中，东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为休也。久之，得小蹊径，免于沾途，视昔之险道有异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为休也。久之，得大康庄，视昔之蹊径又有异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则以为出于险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谓非过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为我者固尚众也，则又极力呼号，冀其偕来以共此乐。而颠迷愈久，呼号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顾视其呶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为笑。不知先生盖有大不得已者恻于中。呜呼！岂不尤异也乎？故善学者竭才为上，解悟次之，听言为下。盖有密证殊资，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实际，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历涉诸难，深入真境，而触之弗灵，发之弗莹，必有俟于明师面临，至语私授，而后信久远也。洪先谈学三年，而先生卒，未尝一日得及门。然于三者之辨，今已审矣。学先生之学者视此何哉？无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谱者固其影也。
刻阳明先生年谱序
王畿
年谱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壮，以至于终，稽其终始之行实而谱焉者也。其事则仿于《孔子家语》，而表其宗传，所以示训也。《家语》出于汉儒之臆说，附会假借，鲜稽其实；致使圣人之学黯而弗明，偏而弗备，驳而弗纯，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于《中庸》。盖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发此以诏后世。其言明备而纯，不务臆说；其大旨则在“未发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诸心之性情，致谨于隐微显见之几，推诸中和位育之化，极之乎无声无臭，而后为至，盖家学之秘藏也。孟某氏受业子思之门，自附于私淑，以致愿学之诚；于尹、夷、惠则以为不同道；于诸子则以为姑舍是；自生民以来，莫盛于孔子，毅然以见而知之为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观诸掌中，是岂无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愿者何事，端绪毫厘之间，必有能辨之者矣。汉儒不知圣人之学本诸性情，屑屑然取证于商羊萍实，防风之骨，肃慎之矢之迹，以遍物为知，必假知识闻见助而发之，使世之学者不能自信其心，伥伥然求知于其外，渐染积习，其流之弊历千百年而未已也。
我阳明先师崛起绝学之后，生而颖异神灵，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溃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是即所谓“未发之中”也。其说虽出于孟某氏，而端绪实原于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盖有不知而作，我无是也。”言“良知”无知而无不知也。而知识闻见不与焉。此学脉也。师以一人超悟之见，呶呶其间，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习，盖亦难矣。浸幽浸昌，浸微浸著，风动雷行，使天下靡然而从之，非其有得于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确然自信而不惑也哉？虽然，道一而已，学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识闻见而有，而知识闻见莫非“良知”之用。文辞者，道之华；才能者，道之干；虚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谓“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内外精粗之见未忘，犹有二也。无声无臭，散为万有，神奇臭腐，随化屡迁，有无相乘之机，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于文辞，则为陋矣。道心之所达，“良知”未尝无文章也。役于才艺，则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与，“良知”未尝无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虚寂，则为异端。无思无为，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尝无虚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则为拘方。有物有则，以适天下之变，“良知”未尝无典要也。盖得其要则臭腐化为神奇，不得其要则神奇化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与于此？夫儒者之学，务于经世，但患于不得其要耳。昔人谓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犹泥于内外精粗之二见也。动而天游，握其机以达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泽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类而不居其德，周流变动，无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谓浑然一体者也。如运斗极，如转户枢，列宿万象，经纬阖辟，推荡出入于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学，“良知”之不为空言也。师之缵承绝学，接孔孟之传以上窥姚姒，所谓闻而知之者非耶？
友人钱洪甫氏与吾党二三小子虑学脉之无传而失其宗也，相与稽其行实终始之详，纂述为谱，以示将来。其于师门之秘，未敢谓尽有所发；而假借附会，则不敢自诬，以滋臆说之病。善读者以意逆之，得于言铨之外，圣学之明，庶将有赖，而是谱不为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训也。
又
胡松
人有恒言，真才固难，而全才尤难也。若阳明先生，岂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议忤权，投荒万里，处约居贫，困心衡虑，茕然道人尔。及稍迁令尹，渐露锋颖矣。未几内迁，进南太仆若鸿胪，官曹简暇，日与门人学子讲德问业，尚友千古。人皆譁之为禅。后擢佥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与门人学子论学不辍。而山贼逆藩之变，一鼓歼之。于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虽服先生之才，而犹疑先生之学，诚不知其何也？
松尝谓先生之学与其教人，大抵无虑三变。始患学者之心纷扰而难定也，则教人静坐反观，专事收敛。学者执一而废百也，偏于静而遗事物，甚至压世恶事，合眼习观，而几于禅矣，则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为行主意，行为知工夫。”而要于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后，又恐学者之泥于言诠，而终不得其本心也，则专以“致良知”为作圣为贤之要矣。不知者与未信者，则又病“良知”之不足以尽道，而群然吠焉。岂知“良知”即“良心”之别名。是“知”也，维天高明，维地广博，虽无声臭，万物皆备；古今千圣万贤，天下百虑万事，谁能外此“知”者。而“致”之为言，则笃行固执，允迪实际，服膺弗失，而无所弗用其极，并举之矣。岂专守灵明，用知而自私耶？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于伦物云为之感，而或牵引转移于情染伎俩之私，虽名无不周遍，而实难于研虑，虽称莫之信果，而实近于荡恣，甚至藐兢业而病防检，私徒与而挟悻嫉，废人道而群鸟兽，此则禅之所以病道者尔！先生之学则岂其然乎？故其当大事，决大疑，夷大难，不动声色，不丧匕鬯，而措斯民于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无不足，而非有所袭取于外。
他日读书，窃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夫圣非夸也，未尝习为战与斗也，又非有祝诅厌胜之术也，而云必克与福，得无殆于诬欤？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斋戒以养心，恐惧而慎事，则与天合德，而聪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矣。则何福之不获，何战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传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礼，楴尝之义，治国其如视诸掌乎？”夫郊社、楴尝之礼，则何与于治国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则皆通，塞则皆塞。文岂为文，武岂为武，盖尚父之鹰扬本于敬义，而周公之东征破斧实哀其人而存之。彼依托之徒，呼喝叱咤，豪荡弗检，自诡为道与学，而欲举天下之事，只见其劳而敝矣。
绪山钱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编有先生年谱旧矣。而犹弗自信，溯钱塘，逾怀玉，道临川，过洪都，适吉安，就正于念庵诸君子。念庵子为之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则省，其事则增矣。计为书七卷，既成，则谓予曰：“君滁人，先生盖尝过化，而今继居其官，且与讨论，君宜叙而刻之。”余谢不敢而又弗克辞也，则以窃所闻于诸有道者论次如左，俾后世知先生之才之全，盖出于其学如此。必就其学而学焉，庶几可以弗畔矣夫。
又
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学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后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其间大都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极底里以成；而修持之渐，如历阶者，不容躐一级而进。至哉粹乎！千古学脉之的也。然宗沐尝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没，岂其终不至于从心耶？若再引而未没也，则七十而后，将无复可庸之功耶？嗟呼！此孔子所谓苦心，吾恐及门之徒，自颜、曾而下，有不得而闻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