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政之变
变法不自光绪帝始也。当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借洋将以杀戮洪杨军，已渐知西人之长，故创制造局以制新器，设方言馆以养译才，创招商局以争航利，派出洋学生以游学他国。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遍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已滥觞于此矣。惟当时朝士，懵于外势，赞成者少，拒绝者多，故于二三十年间，养成此不痛不痒之中国也。迨甲午一役，以庞然自大之帝国，为日本所击败，直至割弃台湾，赔偿巨款，痛定思痛，而举国之大梦乃醒。
顾是时首言变法者何人乎？则光绪帝二十年之老师傅翁同也。翁本志虑忠纯，学问渊博，以协办大学士，兼毓庆宫行走，颇为光绪帝所信任。至甲午败后，知非讲求西法，不足以图自强，乃搜时务书而考求之。因于光绪帝前，时为称说，于是光绪帝毅然有改革之志矣。乙未五六月间，翁与光绪帝决议大行变法，拟下诏敕十二道，为奕所知，阻之。不听，奕以告西后。西后怒，乃撤翁毓庆宫行走，自是变法之议中止。
康有为者，广东南海人也。当光绪十四年，曾以布衣伏阙上书，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朝贵见之，目为病狂，格不得进，康乃归里讲学。及乙未之春，例行会试，各省举人之公车，咸集京师，康亦与焉。闻中日议和事，以日本要索过巨，愤之，乃创议上书拒绝。其徒梁启超，遂日夕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两省之举人，同日先上，他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几无虚日。既而又合各省之举人，大议于松筠庵。庵故明臣杨椒山先生之旧宅，御史有弹劾事，恒一集也。是时与议者，凡千三百人，为大连署以上书，推康有为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结束则归本于变法。大臣见之，恶其激烈，不为上达。未几，和议成，公车散，康已通籍，授工部主事职。复上书言变法，工部堂官恶之，不为代奏。康亦知望变法于政府，其事甚难，乃退而立“强学会”于北京，继设分会于上海。虽推两湖总督张之洞为会长，而己实主持其事。其徒梁启超，亦于上海创《时务报》，以鼓吹变法。
越二年，丁酉十二月，德人强占胶州湾之事起。康有为闻之，以事变更急，渡海晋京，再上书言之。工部堂官恶其抗直，仍不为代奏。康乃谋之给事中高燮曾，高见其书，以为忠，乃抗疏荐之，并请召见。奕知而阻之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召见。康之官，未至四品，欲有问，可命大臣传语之。”由是光绪帝于戊戌正月初三日，谕令王大臣，传康有为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询问变法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理衙门呈进。王大臣乃取其丁酉冬间呈请工部代奏之书以上。其书略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