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如此评价吕不韦（约前292——约前235）
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一向就是女权社会，女人总是在暗地里对男人施加影响，左右着男人的心理情绪和处世态度，无形中便决定了事态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老谋深算者办事时，专门在妇女身上做些手脚，结果真是事半功倍。
我们观望历史时发现，吕不韦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他抓住了秦国质子子楚这个“奇货”，用女人接近他，为以后的步入仕途铺下了垫脚石。
吕不韦早年是个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大商人在得知异人（后改名为子楚）是秦王孙之后，心里做了一番盘算：虽然异人现在穷途末路，然而他却有着秦国皇室血统，如果扶助他将来登上帝位，自己就可大赚一笔，何况七雄之中，秦国最强，弄好了就会统一天下，那样自己的利益就更大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对还是错，吕不韦特地请教父亲，这就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语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绝对有政治才能：
“如果耕种田地的话，能获得几倍的利益？”
“可以获得10倍的利润。”
“如果经营珍珠玉器的话，可以赢得几倍的利润？”
“能获得上百倍的利润。”
“如果帮助扶立一国的君王的话，可以赢得几倍的利润？”
他的父亲最后笑着说：“这样就可以获得无数的利润了。”
从此，深谙商业与政治关系的吕不韦集中全部精力开始了他的从政活动。而异人也在吕不韦不惜血本的投资之下，成为秦国的合法继承人。异人继位后，吕不韦也如自己所愿，获得了惊人的回报：以蓝田十二个县为食邑。而更重要的是，秦国大政从此完全控制在吕不韦手上。
人生如下棋，能看到多步之后的人总是有大的收获，在利益上攫取的东西都要比常人多得多，这是智慧。吕不韦不仅善于经商，在经营国家方面，也是好手。工于算计的商贾从政，处处显露出他善于把握时机、取得最大效益的才能，无怪乎连郭沫若先生都称赞他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在从政期间，吕不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国家，比如鼓励水利，发展经济，使秦国的国力大增；招贤纳士，其实在历史上除了战国四公子外，养士最成功的就要说秦相吕不韦了：养客三千。这三千人与四公子的三千食客可不同。四公子养士无非沽名钓誉罢了，而吕不韦自然算计更为精到。“吕不韦乃使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等作为，这等气魄，四公子做得出来吗？连司马迁也在《报任安书》中特别指出，“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就是政治家的风范。
政治家自然说政绩。消灭东周就是他执政后立起的第一块丰碑。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东周君纠集各诸侯国向秦发动了进攻，而吕不韦亲自率兵击退这次进攻，攻灭了东周，之后“东西周皆入秦，周既不礼。”重要的是，结束了延续八百年的天下共主的所谓正统的最后统治，秦一统天下的合法地位也随之得以确立。秦国蒸蒸日上，兵强马壮，不论外交、军事以及经济发展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为秦王政的统一天下打好了铺垫。
郭沫若先生认为古人以士为贵，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而吕不韦恰恰出身商人，走了一条颇具戏剧性的从政之路，凭着“奇货可居”的经营理念一跃登上古代士子心目中最高的人生巅峰。
但盛极而衰是古今常理，公元前239年，秦国嬴政二十一岁了，他显然不满足于做一个傀儡，他要亲政，吕不韦无疑是他最大的障碍。于是，就因嫪毐淫乱太后事件牵连到相国吕不韦。接下来，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遣出京城。吕不韦在河南封地时，并未韬光养晦，而是广交宾客，各国诸侯使者络绎不绝，去拜访他。秦王政害怕他叛乱，便把他发配到蜀地，并斥责他。受到威胁的吕不韦害怕被杀，于是饮鸩自杀了。史学家认为吕不韦死就死在他虽然是个政治家，但终究还没有弄懂“功高盖主”和“急流勇退”的道理，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没有好下场也许是吕不韦自己想不到的，但他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无法掩盖，他靠做珠宝生意发了大财，后又想到了由商入政一条路，而他入政的基石竟然是谁都不看好的异人，这说明吕不韦有着别人没有的战略眼光和魄力。“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虽然作为商人，吕不韦在政治上不免贪求利益和权势，但他对秦的统一事业是功不可没的，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对后世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一生，也展现了一个非凡政治家的风采。
【名家巡礼】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著名的文学家、考古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古文字学家、诗人。1914年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写出了《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3年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后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屈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