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因生活中，翻过去童年的一页，新的和十分重要的一章开始于她十五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父亲林长民和梁启超由于志同道合，且常有一起谋事，已经彼此成了互相欣赏的非常要好的好朋友。由于两人都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又都在革命后的北京政府中任高级官吏，加上彼此是如此的仰慕与喜爱，所以一度也有将两家联为亲家的意愿。现在，两个颇为长辈喜欢的孩子都长大了——梁思成，林徽因。他们想用启超的爱子思成和长民的爱女徽因之间的婚姻把两家进一步联结在一起，这个想法是很自然的。
1919年，林徽因与梁思成，佳人与才子，两个年轻人被“正式介绍”认识了。要知道，中国在千年里的相亲程序并不是这样的，这对于那种必须经过媒人挑选，要男女双方等到结婚日才第一次见面的传统婚俗是一种明显的背离。而这，也只能在梁启超和林长民那样开明的长辈中，才得以实行。对于林徽因和梁思成来说，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大幸运。
那年，徽因十四岁，思成十七岁。
尽管父辈们是再希望这门亲事可以结成不过了，可是，深知儿女之事还应由他们来自由选择的父亲们，决定先不向他们透露自己的打算，这一切，还是等等看吧。毕竟，孩子们还不算大。
1920年夏天，徽因离开了北京，这是她第一次走出故土，前往英国——跟随她父亲走过半个世界到了伦敦。这一切，还是得于林长民在政界的机缘。
生逢乱世，自然总少不了山呼海啸般汹涌而来的一件件家国事情。当国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创立之际，就像别处一样，中国也成立了国联协会。林长民是发起人之一，又成为协会总干事。他为了国联的事务而常驻伦敦。
这一次，林长民决定把这个心爱的女儿——徽因，也带在他身边。要知道，林徽因在上海和北京的学校里学会的英文使她本就敏捷的心思更增添了不少才气，带上这个女儿，不仅是个悦人的伴侣，而且是个有用的助手。她在伦敦的圣玛丽女子学院恢复了学习，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在这里，虽然只有短短的时光，却给这位才女留下永难磨灭的记忆。林长民希望徽因这一次和她一起出行，可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长见识，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次远游，可以看到西方的文明，以此来塑造自己中西兼备的眼光，以为后来的成长打下基础。他曾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可见，父亲的良苦用心。而此时，作为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女，徽因似乎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远游，对她的未来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
这一天，父女俩由上海登上法国Pauliecat邮船，这艘船航行在烟波浩渺的海洋上，蓝天白云，碧水悠悠，林徽因纵目远眺，原来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她感到自己的视野从未有过如此开阔。
五月七日邮船抵达法国，父女转道去英国伦敦，在伦敦林长民为爱女雇了两名教师辅导她英语和钢琴，这也使得她可以进一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
这一次旅行，使得这个第一次离开故土的女孩子大饱眼福，跟着父亲，她去了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等地。看过了法国巴黎的浪漫风情，见识了日内瓦的舒适生活，也游览了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古罗马帝国，领略过欧洲城堡建筑的艺术与华丽，这一切，是她在中国闻所未闻的，现在，竟然一一地展现在她的眼前。一时间，她似乎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知道的是这么的狭隘，徽因真切地感受到世界的宽大，她被异国风情那些无以言说的美丽彻底征服了。
林长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加上他在当时所具备的声望，自然少不了家中有贵客常来常往。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国许多要人们齐集伦敦，知书达理的徽因，也因此机缘会见了许多前来向她父亲致敬的中国和其他客人。她的这种社交活动对她的影响显然和她的正式教育同样重要。尽管我们都是带着各自的使命来到人间，但彼此都只是过客，没有谁会为谁永远停留。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遇到的事，仿佛恍惚间就过去了好多年，之后不再被提起，就这样，烟消云散，被忘记，被遗弃。这样匆匆忙忙的一生，回眸只是云淡风轻，又有谁真正的走进一个人的世界，走进这个人的心里呢。
可是，总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在你生命中的。
在伦敦，林徽因所接待的这些客人中，有一位是非常特殊的，这便是中国现代的才子——徐志摩。此时，徐志摩的身份是林长民的忘年交，这也是徽因的父亲的来访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当时的徐志摩，是梁启超的一位学生。这位帅气的男子，亦是出身不低，他的父亲当时是浙江一位著名银行家，可以说家族亦是显赫一时。早年的徐志摩学过中国古典文学，而此时的他，是已经在家乡奉父母之命结过婚的，可是生情风流惆怅的志摩却并不甘心居住在那样一个平庸的地方，而且，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安排的那一位妻子，也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于是，在那之后他便只身一人前往去美国深造。起初，他是自信满满地带着一腔热情去学习西方的文化，希望以实业来救国，所以，第一年他在麻省的沃切斯特的克拉克大学选修经济学和社会学，第二年他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然而，本就喜欢让自己的人生有多样色彩的志摩，最终仍没有按着他最初的选择停留在这里。
到了第三年，欧战已经结束，此时的徐志摩兴趣再一次发生转移，此时的他对罗素崇拜不已经，于是，生性好动的他再一次决定，使自己的人生改变航道。
1920年10月，志摩越过大西洋抵达伦敦，本来兴致勃勃地去，希望可以拜倒在罗素的门下学习，不想却被告知罗素还没有从中国回来。对此时的他来说，更加不幸的是，自己由于这些原因，几年前已被剑桥大学开除了。
此时的他，内心有一种恐慌的苦闷。于是，他便常常在闲来无事时，前去拜会志同道合的林长民——另一位和他相像的性情中人。
林长民曾经写过一句诗，说“万种风情无地着”，可见徽因作为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原是继承她父亲的性格的。林长民在伦敦时，正好遇着的徐志摩——更是是一个性情中人，两人一见便觉投缘，相见恨晚，他们越聊越投机，越聊越觉得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对于真正的朋友，话题一旦开启，自是滔滔，不觉时光飞逝的，这一来，林长民与徐志摩立即引为知己，他比徐年长，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倾心吐意。
徽因的父亲是如此的喜爱他在伦敦认识的这位忘年交，以至他曾毫不保留地将自己青年时期留日艳情对徐志摩一吐为尽，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后来，徐志摩据此演义成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未婚的中国学生逸君恋上教他外文的妙龄女教师春痕，缱绻缠绵却未成眷属。多年后逸君以名人再访东瀛，春痕则色衰有甚徐娘，风韵无存不辨当年面目，拖着三个孩子，絮絮叨叨。“逸的心中，依旧涵葆着春痕当年可爱的影像。但这心影，只似梦里的紫丝灰线所织成，只似远山的轻蔼薄雾所形成，淡极了，微妙极了，只要蝇蚊的微嗡，便能刺碎，只要春天的指尖，便能挑破。”正和这位浪漫的诗人笔下的抒情诗相仿，在这部根据徽因的父亲年轻时的故事所写成的小说中，徐志摩依旧用了他那浪漫主义的笔法，着力于人物的内心感受的发掘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在小说中，作者又好用诗的句型、艳丽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笔调，显出独自具有“独特的华丽”的格调。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更令后人在今天觉得惊奇的故事。当时，寓居英伦时林长民和徐志摩还玩过一场互传情书的文字游戏。林长民扮演有室男子苣冬，徐志摩则扮已嫁少妇仲昭，鱼雁往返，倾诉情思。两人彼此间有多少个往还如今已不可知，一直到林长民死后，徐志摩仅公开了苣冬致仲昭一封书信。徐志摩赞它为传世之作：“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也因为这件事，当时有人戏称林长民为“恋爱大家”。不过，林长民却并不解释什么。是的，酒要与两三个情性相投的友人来喝，话要与知己者来坦诚相说，至于旁人的议论，何必去在意而自寻烦恼呢。
附：林长民《一封情书》
仲昭爱览：
前书计达。未及旬日，乃有不欲相告，而又不忍不使吾仲昭一闻之讯。虽此事关吾生死，吾今无恙。昭读此万勿忧惶，忧惶重吾痛，昭为吾忍之。中旬别后，昭返常熟，吾以闽垣来电，再四受地方父老兄弟之托，勉任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