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箫
父亲是铁匠，小时候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能读书会看报，也许是天生有点乐感的缘故吧，他还无师自通吹得一手好箫。箫，一种古老的管乐器，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就是从父亲的爱好中了解了它，认识了它。因此，品父亲箫的故事也犹如品茗茶，愈品愈香，愈品愈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百姓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就更不用说精神生活了，那时候只要每天太阳一偏西，全家就犯愁，“晚上不准点煤油灯，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外婆扯着嗓子想省几个钱！于是，我们全家在寒冷的冬夜是早早地焐被子，炎热的夏夜就围着父亲听他讲“鬼”的故事。周而复始，我们厌倦了，三哥用打零工的钱为全家买了一部“东海”半导体收音机，父亲乐开了花，我们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每天晚上“鬼”的故事就变成了李双江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变成了革命现代京剧“打虎上山”，偶尔会收到台湾的电台，父亲会立刻调换成别的台，我们也会屏住呼吸不说话。时间长了，父亲向我们发布了绝好的消息：“太单调了！我每天少抽一包'圆球'，或少抽一包'友谊'，攒钱买支箫，老爸每天吹箫给你们听，可好听呢！”
父亲说话算数，为了攒够买箫的钱，他每天少抽烟或不抽烟，终于在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出差到武汉买了一支喜爱的箫。他在武汉商场买箫的时候，还闹了一个笑话，父亲将选好的箫横着吹，“怎么吹不出声啦？”父亲不耐烦地要求营业员调换一支。营业员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同志，横吹的是笛，竖吹的是箫。”父亲听了营业员试吹的效果后，将箫包装好，急赶急地坐上了回钟祥县城的车。
回家后，父亲喜滋滋地向我们展示了他刚买的宝贝，“您会吹吗？”我望着父亲。“横吹的是笛，竖吹的是箫。”父亲如法炮制。我还真佩服父亲的那股子钻劲，从此他是箫不离手，曲不离口，只要一下班，就爱不释手地急着摆弄那支箫。就这样，不懂乐理的他，仅凭乐感就能够吹出一首首不完整的曲子。再后来就能够熟练地吹奏出《春江花月夜》《浏阳河》《送战友》等优美动听的曲子。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童年是在箫声中长大的，箫充实了我们全家单调的生活，更增添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曾记得样板戏流行的日子里，父亲给我们带来的是《敢洒热血写青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伟人逝世的日子里，父亲给我们带来的是《东方红》《绣金匾》。在是非曲直混淆的年代，父亲吹箫还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生活小情调太浓”的帽子，为此父亲还在小镇机械厂行政生活会上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这丝毫没有阻止父亲用箫来演绎生活的美好。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父亲给我们带来了优美动听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改革开放初期，父亲给我们带来了深情悦耳的《春天的故事》。
父亲也有不吹箫的时候，那是母亲去世的一九八三年，他不仅不吹，而且还悲痛地第一次摔了他心爱的箫。“爸爸，您怎么不吹箫？”我问。父亲很是伤感，“你们的母亲都走了！我还有兴致吹吗？”父亲为此整整一年没动过那支箫。后来，我们见父亲的心情慢慢好了起来，就鼓励父亲拿起了那支未摔坏的箫，他又吹奏出《妈妈的吻》等比较流行的通俗歌曲，吹奏出《走向新世纪》等热情豪迈的抒情歌曲。
父亲的箫啊！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遐想和欢乐。
母爱无限
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但她的勤劳、她的善良、她的慈爱，至今沁人心脾，温馨永远。
记得我七岁那年的一个夏日，因感冒高烧了一天一夜的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便是：“妈妈，我要吃罐头，我要吃罐头。”“儿子，快起来，妈妈背你到医院打一针后回来再吃。”母亲心疼地一边用湿毛巾为我敷额头一边说。小孩不装病，听说能吃上罐头，我“噌”地从床上爬了起来，瘦弱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将我背到两公里外的医院打完退烧针后，又吃力地将我背回了家。看着退了烧的儿子，母亲分外高兴：“家里还有一瓶橘子罐头，妈妈拿出来给你吃。”“糟了！这瓶亲戚过年拿来的罐头已被'觊觎'多时的我用针在瓶盖上钻一小孔后吮吸完了汁水，要是母亲发现不栽了吗？”我迅速意识到。“真是过细过细，吃个大屁。孩子，这瓶罐头出气上霉了，妈妈再到商店里买一瓶回来给你吃。”母亲晃动着罐头说。沐浴浓浓母爱的我，此时此刻却是那么无地自容和懊悔不已。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瓶罐头于那时的我们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奢侈品。
可怜天下母亲心。为了能让儿子有出息，父母亲将我送到在钟祥县城工作的哥哥身边读书，这样，又让母亲多了一份揪心和牵挂——盼儿子周末回家。还是一个烈烈的夏日，母亲照例早早起床高兴地对父亲说：“孩子他爸，今天是星期六，我们的四个儿子今天要回来了，我还是要早点排队买点肉回来。”买肉的路上，母亲甭提有多高兴，逢人便说：“儿子们要回来了。买点肉回来给孩子们打打牙祭。”母亲不厌其烦地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猪肝带回了家。母亲看天太热怕肉坏了，就将其浸在冷水里，只等她的四个儿子回家吃晚饭。周六下午放学后，我和早已下班的三个哥哥结伴骑车回家，一路上的我们欢声笑语。“今儿晚上，妈妈肯定又为我们准备了好菜。”我对哥哥们说。“小弟真是个馋猫！”大哥开玩笑地说。正当我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母亲准备什么“大餐”的时候，我骑的自行车链条断了。“唉，还有二十多里路，我们推着车走回去吧！”哥哥们无奈地说。待我们满头大汗到家的时候，只见母亲站在家门口焦急地盼着我们：“快吃饭，菜都凉了！”吃饭的时候，不舍得吃一口猪肝的母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说：“这是早上买的猪肝，不知道坏没有，多吃点。”我和哥哥们吃着有点变味的猪肝，噙着眼泪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没坏。”
一九八三年的元月十四日对我们全家来说是“黑色的一天”。这天，得知母亲出血热误诊病危的消息后，心急如焚的三哥迅速找车将奄奄一息的母亲接到钟祥医院抢救，看着忙进跑出的医生，母亲似乎预感到自己生命的短暂，她深情地凝望着已是满脸泪水的丈夫和孩子们：“我这病就不要治了，家里又不宽裕，再说还有四个孩子读书，你们几个大的一定要照顾好父亲和几个弟妹。另外，我为老六裁剪的棉袄还未做完，我给七弟八妹做的棉鞋放在五屉柜……”母亲还未说完则永远带着遗憾闭上了那对美丽的大眼睛。是年，至爱的母亲仅仅只有四十八岁。
母亲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生是平凡的，但她的慈爱是无限的，人生是美丽的。因为正是母亲美丽的人生成就了她八个儿女的幸福人生，我为母亲自豪，我为母亲骄傲。
外婆的“大洋”
我至今只知道外婆姓李，人们习惯称她为李氏。我还知道外婆心地善良、一生勤劳，她年轻时勤扒苦做、省吃俭用，曾悄悄地积攒了十块大洋，并且这十块大洋的每次花销都凝结着外婆对我们全家无限的爱。
那还是1950年的阳春三月，就在举国上下普天同庆，人们还沉浸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喜悦之中的时候，我的外婆盼来了她唯一的闺女——我母亲出嫁的日子。建国之初的人们物资虽然极度匮乏，但生活热情饱满，为了操办好喜事，身为孤儿的父亲布置新家却穷有穷的办法，他用一双铁匠的巧手在锻打出菜刀、镰刀和铁锹等家庭必备用品的同时，还以钢锯条为主材料日夜赶制出四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在父母亲的洞房和我家的大门前。为了日子的红火，兼有木工手艺的父亲还炮制出自己心爱的作品——一口木箱和一张木床。外婆一家人看后甚是钦羡。但穷得叮当响的父亲发愁了：“床上用品怎么办呢？总不能把单身汉的被褥抱过来吧！”看见父亲的着急劲，外婆却不声不响地从荷包中掏出一个用手帕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这两块大洋是我和你们的父亲一起做小本生意积攒的，现在你们拿去置一点东西吧！”这是外婆为我家开销的第一笔大洋。
1952年的盛夏，我的大哥诞生了，父亲母亲喜上眉梢，外婆脸上也挂满了幸福的笑。“等我孙子抓周的时候，我会给你们一个惊喜！”外婆得意地把孙子举得高高地说。不错，我大哥抓周的那一天的确热闹，舅舅舅妈和姑爹姑妈两大家人早早地来到我家，还不等大家津津有味地吃完长寿面，我的外婆就不慌不忙地从房里取出一个用红绸缎包裹的东西，“这是我用四块大洋打制的一对银手镯，这对手镯会为我的孙子带来吉祥！也能为全家带来兴旺！”外婆一边为孙子戴上一边向大家宣布。这是外婆为我们开销的第二笔大洋。还真让外婆说中了，我的父母为我带来了七个兄弟姐妹，可谓人丁兴旺。外婆准备的这对手镯，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就像握接力棒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戴，这自然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岁月如梭，转眼间又到了1995年的秋天，真是秋风瑟瑟，外婆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老人已想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外婆也悄悄地实施着自己的“大洋计划”，她思忖着：“我的十块大洋只剩下了四块，我有八个孙子孙女，这四块怎么分呢？”说来真是凑巧，有一天，一个巧舌如簧的银元贩子来到我家向我外婆积极兜售，求购心切的外婆毫不犹豫地用一百元购得了四块“大洋”，为此，她还高兴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外婆重病卧床不起，我们兄弟姐妹八个整齐地守护着至爱的外婆，就在她撒手而去的一刹那，她坚定地从枕头下边抠出一个十分陈旧的布袋说：“孙子们！我很穷，但我也很富，因为我有你们，这八块大洋是为你们准备的！”外婆将八块大洋一一分发完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是外婆为我家开销的第三笔也是最后一笔大洋，我的外婆至死也不知道给我们的八块大洋中有四块是假的。但我们八个兄弟姐妹永远认为它是“真”的，“纯”的！
父亲的辉煌
学富五车是学人的辉煌，驰骋疆场是军人的辉煌，意兴生隆是商人的辉煌……我的父亲是一名铁匠，铁匠自然也有铁匠的辉煌。
父亲自小命苦，八岁丧父失母。迫于生计，他十岁就开始了抡大锤的漫长铁匠生涯。由于勤学苦练，加之脑子特别好使，父亲手里拥有了三样“绝活”。
父亲的第一绝是打得一手好镰刀。毫不夸张地说，我孩提时居住的小镇，凡是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我父亲打制的镰刀特别的“棒”，“石师傅镰刀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经久耐用，钢不褪，刃不卷。”十里八村、小镇内外的乡亲们是这样夸奖的！“石师傅镰刀为我们农具厂争了光添了彩。”厂里的工友们是这样褒扬的！为了能够让农友们不误农时，及时得到一把满意的镰刀，我的父亲可以丢下手中的碗筷，可以不顾正在生病的孩子，还可以牺牲节假日休息时间，也要加班加点为他们锻打出一把好镰。正是靠父亲手艺的精湛和职业的诚信，他结交了众多的农民朋友，有的还成了生死之交。
父亲的第二绝是做得一手好模具。父亲的模具做得好，这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钟祥县农机具界是出了名的。他通过铸、打、砂、磨一道不落的四道工序，精益求精地制作了十字镐、铁锤、斧头等多种精美模具，从而为工友们减轻了劳动强度，为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荆州地区轻工局点名要我父亲做的十字镐模具参加在沙市举办的全区农具模具参展赛。参赛前一天，父亲将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两件心爱的作品包装好后装进军用挎包，就急匆匆地上路了。那时从钟祥到沙市的交通特别不便，用“路漫漫其修远兮”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父亲乘船转车，几经颠簸，抵达沙市已是万家灯火。第二天的参展会上，父亲的模具真是出尽了风头，一举夺得荆州地区农具模具参展赛第一名，并获准在全地区推广。是夜，父亲激动了，父亲失眠了。消息迅速传到父亲的小厂，传到父亲的小镇，人们奔走相告：“我们小厂的模具冲出了小镇！冲出了钟祥！走向了荆州！”
父亲的第三绝便是能够安装一座人人称羡的高架空气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小小农具厂，其设备的简陋是可想而知的，比如说要想把厚重的钢材铁料改小就比登天还难。为此，父亲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绝妙的土办法——安装一座高架空气锤。这种高架空气锤主要是利用齿轮传动和皮带传动原理安装而成的。为确保安全生产，高架空气锤的整个调试运作期间，父亲几乎是寸步不离。一天，当父亲正手握铁钳将一块块笨重的钢材铁料一一改小的时候，一块飞铁无情地砸断了父亲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但刚毅的父亲对不约而同围上来的工友们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们今后生产要注意吸取教训，确保安全！”
父亲当了一辈子的铁匠，他的“三绝”铸就了他当铁匠的辉煌，正是这“三绝”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钟祥县的劳动模范、荆州地区的劳动模范。他后来还时常勉励我们：“行行出状元，只要能在平凡的岗位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那么人生无憾。”父亲的一席话语至今萦绕在耳边，并时刻激励着我们努力工作、报效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