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我五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从藤蔓缠绕的小房子搬到一座新修的大房子里。一家人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还有两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小妹妹缪德莉。我对父亲的最初记忆，是我穿过满地的纸张去到他身边，发现他正独自在脸前展着一大张纸。我非常疑惑，想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模仿他这个动作，还戴上了他的眼镜，猜想这样也许有助于解除疑惑。但是几年之内，我都没能窥得其中奥妙。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纸张都是报纸，父亲是报社编辑。
父亲是顾家的好男人，充满慈爱。除了狩猎季节，他很少离家。都说他是位好猎手，还是个神枪手。他的最爱是家人，第二、第三就是他的猎狗和猎枪了。
他还热情好客，有时这都成为缺点了。几乎每次回家，他都带着客人。我们家的院子也是他的得意作品，据说他种的西瓜和草莓是全县最好的。他总是把成熟的葡萄和精选的草莓最先给我品尝。我还记得他慈爱地拉着我，穿行于果树和葡萄藤之间。他的热情和快乐总能感染我与他同乐。
他还很会讲故事。当我学会写字以后，他常常有点笨拙地在我的手心里写下他的趣闻轶事。他最大的乐事，就是一有机会就让我复述那些故事。
1896年，我还在北方享受夏日的最后一刻美景时，听到了父亲的死讯。他得病的时间不长，病情急性发作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也让我悲痛欲绝。
我该怎么叙述我的母亲呢？我与她非常亲近，反倒觉得任何描写都是对她的不敬。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妹妹是个入侵者。我清楚我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宝贝，这让我满腹嫉妒。她总是坐在母亲的大腿上，那里曾是我的地盘。同时，她似乎还夺去了母亲所有的关爱和时间。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感到这已经不是冒犯而是伤害了。
那时我有一个最喜欢的，同时也是被我糟蹋得最惨的洋娃娃。我给她取名南希。她常常因为我阴晴不定的脾气而遭殃，所以她的衣服已经烂得没法穿了。我有会说话的、会哭闹的、会眨眼的娃娃，但南希仍是我的最爱。她有一个摇篮，我常常把她放在里面，花上一个多小时为她摇摇篮。我用最强烈的妒意独占我的南希和摇篮。然而有一天，我发现妹妹竟然平静地睡在摇篮里。我与她毫无情感纽带可言，这样的冒犯使我勃然大怒。我冲向摇篮，将它翻转过来。要不是母亲赶紧接住，妹妹也许就摔死了。像我这样深陷在又聋又盲，深陷双重孤独深渊的人，难以在贴心的话语中，在暖心的行动中，在真心的陪伴中体验到细致的情感。不过后来，我学会了沟通方法，内心的人性得以复苏，和妹妹缪德莉渐渐惺惺相惜。虽然她既不懂得我的手语，我也听不到她呀呀的童音，我们可以手拉着手尽情地四处玩耍。
追求希望
我年岁渐长，表达自我的需要也与日俱增，有限的手势越来越不够用了。一旦旁人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我总会大发脾气。我感觉有一双无形的手将我紧紧束缚，我用尽全力试图摆脱。我挣扎——不是挣扎有任何效用，而是我倔强的个性令我绝不服输。大体上，最终都以我精疲力竭、泪流满面告终。如果母亲碰巧就在近旁，我会爬进她的臂弯，光是想到我发脾气的原因，就感到莫大的苦痛。后来，情感交流的渴求变得如此强烈，我的情绪失控从天天爆发发展到时时爆发。
父母对此既伤心又苦恼。聋盲人学校离家很远，似乎也没人愿意到偏僻小镇塔斯坎比亚来教育一个又聋又瞎的孩子。实际上，我的亲朋好友有时会怀疑我是否能接受教育。母亲唯一的希望之光，来自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读过他叙述的劳拉·布里奇曼的事迹，模糊记得她又聋又盲，但却接受到教育。但她也绝望地记得，聋盲人教育先驱塞缪尔·格瑞德利·豪博士（以下简称“豪博士”）已经过世多年，他的教学方法也可能随他而去了。就算这些方法还在，又如何能惠及一个住在阿拉巴马偏僻一隅的小女孩呢？
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位出色的眼科大夫，已经治好了许多被认为无可救药的盲人。父母立即启程带着我去巴尔的摩，看看我的眼睛是否还有治疗的可能。
我记得旅途非常愉快。我在火车上交了不少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面钻孔，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串成一串。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贝壳让我兴高采烈，心满意足。
列车员可好啦，他四处巡视的时候，我常常拽着他的衣角，跟着他检票，给票打洞。他还把他的打孔机给我玩。那真是个好玩的玩意儿。我一连几个小时蜷缩在座位角落里，自娱自乐，在小纸板上打出许许多多小洞。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这是个随手创造的即兴作品，没有比它更滑稽怪异的娃娃啦。它没有鼻子，没有嘴，眼睛和耳朵也统统没有。就算是想象力最丰富的孩子，也没法把这当成一张脸。奇怪的是，比起其他的缺陷，眼睛的缺失深深震撼了我。我恼人地坚持向所有人指出这一点。但是，似乎没人能够担负此重任——赋予娃娃一双眼睛。于是，我脑海中灵光一闪，有了个好主意。我爬到座椅下面，摸索姨妈的斗篷，那上面有许多装饰用的珠子，我扯下两颗给姨妈，要她替我把珠子缝在娃娃头上。她询问地把我的手放到她的眼睛上，我拼命点头。于是，两个珠子被缝在恰当的位置上，让我喜不自禁。不过，我很快就对这个娃娃完全失去了兴趣。整个旅途中，我都没有乱发脾气，有太多东西让我的头脑和手指异常忙碌。
到达巴尔的摩后，切斯霍尔姆医生友善地接待了我们，但他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是可以接受教育的，还建议父亲咨询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他可以提供聋盲人学校和教师的信息。我们立即采纳医生的建议，赶赴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父亲满心忧伤、疑虑，我却全然不知他的苦闷，旅途中既兴奋又快活。尽管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在遇见贝尔博士的一瞬间，也感受到了他的慈祥和善心。正是这样的特质加上他卓越的成就，使他受到众人的尊敬和爱戴。他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我研究起他的怀表来。于是，他让表发出报时的音乐。当我发现他能理解我的手势时，立刻喜欢上他。然而我做梦都没想到，那次会面会为我打开一扇大门，使我从黑暗迈向光明，走出封闭，拥抱友谊、知识和爱。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安纳格诺斯先生写信——他是波士顿柏金斯盲人学校的院长，塞缪尔·格瑞德利·豪博士服务盲人伟大事业的接班人——询问他是否能物色一位称职的教师来负责我的教育。父亲立即照办。数周之后，安纳格诺斯院长的回信带来一个令人心安的好消息——老师找到了。这是1886年的夏季。不过，沙利文小姐第二年3月才来到我的身边。
就这样，我走出埃及，面朝西奈，一股神圣的力量触动我的灵魂，赋予我窥视万物的能力，让我见证了无数奇景。从那圣山飘来一个声音告诉我：“知识就是爱，就是光明，就是智慧。”
改变——老师到来
记忆中，我人生最重要的日子，莫过于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来到我家那天。对比她到来前后我的生活，我会情不自禁地感叹，真是天差地别呀！那天是1887年3月3号，我三个月后将满七岁。
那个重要日子的下午，我站在门廊上，寂静无声，翘首期盼。从母亲那意义模糊的手势里，以及全家忙里忙外的收拾中，我预感将有大事发生。于是我走到大门口，在台阶上等着。午后的阳光穿过门廊上茂密的金银花藤蔓，洒在我扬起的脸庞上。我用手指漫不经心地摩挲着金银花的叶片和花朵。它们刚刚舒展开来，迎接南方明媚的春光。我心情忐忑，不知未来是福是祸。数周以来，这样的烦恼一直折磨着我，让我倍感倦怠无力。
想象你在大雾弥漫的海上航行，你和大船都被实实在在的白色迷雾所吞噬。
你紧张不安，凭着感觉驾船靠岸，只有用铅垂和测深索摸测水深，避免触礁。你等待着，你的心“怦怦”跳动，唯恐意外发生。我接受教育之前就像这样一艘船，甚至没有指南针和测深索，更无从知道港湾的所在。“光明！给我光明！”
这是我灵魂的无言呐喊，爱的光明也非常适时地铺洒到我的身上。
我感觉到有脚步靠近，以为是母亲，我伸出手。我的手被握住，接着我被抱起来，拥入臂弯之中。这就是她，教导我了解所有事物的人。更重要的是，她给了我无限的关爱。
第二天早上，老师领着我来到她的房间，并且给了我一个娃娃。后来我得知，这个娃娃是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小朋友送给我的，它的衣服还是劳拉·布里奇曼亲手缝制的。我玩了一会儿以后，沙利文小姐缓慢地在我的掌心写下“d-ol-l”（洋娃娃）。我立即被这个手指游戏所吸引，并且开始模仿。当我正确地写出这几个字母后，我涨红了脸，充满了孩子气的快乐和自豪。我跑下楼，举起手，向母亲显示我会写洋娃娃这个词了。我并不知道我是在拼写单词，甚至不知道世上有文字。我仅仅是用我的手指做出猴子似的模仿而已。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这样不明所以地学会了许多词汇的拼写。比如：pin（针）、hat（帽子）、cup（杯子）以及一些动词如sit（坐）、stand（站）、walk（走）。老师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才让我明白世上所有事物都有名称。
某天，我正在玩我的新娃娃时，沙利文老师把我的大布娃娃放在我的大腿上，然后拼写“d-o-l-l”（洋娃娃），想让我明白这两个都叫娃娃。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因为“m-u-g”（这是一种咖啡杯）和“w-a-t-e-r”（水）发生了争执。沙利文老师试着让我明白“咖啡杯”是咖啡杯，“水”是水。我总是把它们俩弄混。没有办法，她只好暂时不理这个错误。又回到娃娃这个词上面。她的不停重复让我不耐烦了，于是我抓起新娃娃，一把摔在地板上。感觉到娃娃在脚边摔得四分五裂，我心里十分快意，一点也不为自己发脾气而感到后悔和歉意。我一直不喜欢那个娃娃。在我死寂黑暗的世界里，没有太多温柔和情感。我感觉到老师把碎片扫到一边。这令我不快的东西终于没有了，我有了一丝满足感。她拿来我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知道我们要出去晒太阳了。这个思想——如果没有文字的感觉也可以被称为思想的话，让我高兴得蹦蹦跳跳。
我们沿着小路走到打水的小屋，屋顶上金银花的香味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人正在汲水，老师就把我的手放在水龙头下面。清凉的水流滑过我的手掌，她就在我另一只手掌中写下“water”（水），一遍又一遍，越来越快。我站着不动，全神贯注于她指尖的活动。猛然间，早已淡忘的朦胧意识重新浮现，我突然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我明白了，“水”指的就是这从我手上流过的美妙东西。这个词语唤醒了我的灵魂，给予它光明、希望和快乐，赋予它自由！虽然困难仍然很多，但这些障碍都可以被逐步克服。
我急急忙忙离开打水的小屋，以便学到更多词语。万物都有名称，每个名称都激发我新的思想。我们回到屋里，我触及的每一件东西似乎都颤抖着有了生命一般。这是因为我用一种全新的不同观点来看待它们。进门时，我想起被我摔坏的娃娃。我摸索过去，捡起碎片，徒劳地试图把它们重新拼接起来。我的眼里噙满泪水，因为我意识到了我的所作所为，第一次感觉到了懊悔与伤心。
那天，我学会了许多新词。我已经记不全有哪些了，但我知道有妈妈、爸爸、妹妹和老师。词语让我的世界缤纷丰富起来，如同亚伦的神杖，使得遍地开花。在这个重要日子的夜晚，我躺在小床上，回想那激动人心的觉醒时刻，第一次迫不及待地期盼新的一天到来。世上恐怕无法找到比那天的我更快乐的孩子了！
亲近自然
1887年夏日，在我的心灵豁然觉醒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记忆犹新。我醉心于探索触手可及的一切事物，记忆它们的名称。我触及的事物越多，了解的名称和用途越多，就越快乐和自信，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越紧密。
雏菊和毛茛盛开的时候，沙利文老师牵着我的手穿过田野。农夫们正在犁地，准备下种。我们来到田纳西河边，坐在暖洋洋的绿草甸上。在这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种种馈赠。我知晓了阳光雨露如何滋养植物，使之破土而出，抽出赏心悦目的枝叶，结出香甜可口的果实；我了解了鸟儿如何营造巢穴，繁衍迁徙于大陆之间；我明白了松鼠、梅花鹿、狮子以及其他生灵是如何获取食物和找寻栖身之所的。
随着万物知识的逐渐累积，我愈加为自己所在的世界感到欣喜。这都是因为，远在我学会加减算术，能描绘地球的形状之前，沙利文老师已经赋予我能力，让我能在花香弥漫的树林里，在每片青草的叶缘上，在我妹妹凹凸的掌纹中找到美丽。是她把我的思想与自然结为一体，让我觉得我与飞鸟、繁花都是快乐的玩伴。
然而也是在此时，我的一次历险告诉我，大自然也不总是笑脸相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