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另一特点就是自信心极强以至于自大。比如，中国传统一般都对祖先非常崇拜。儒家也好，道家、墨家、法家也好，都动不动就提先王和古代的圣贤。秦孝公在求贤令上也把自己的父亲献公和祖先穆公都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但秦始皇显然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自己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君主，别说他的父亲、爷爷、曾祖、高祖比他差得远，就是古代的三皇五帝也没他伟大。所以，他才自称皇帝。这种自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就是一切都追求最好。宫殿要最豪华，陵墓要最大，不计成本。
同时，他本人又比较认同法家思想。他读了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著作以后非常兴奋，说要能见到这个作者，死而无憾。于是就进攻韩国，强迫韩国把韩非送到秦国来。所以严刑峻法自然也不在话下。
军功阶层的政治资本来源于军事成就。不打仗，就没有战功，没有战功就无法在朝庭中立足。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军事将领主战的情况。比如，前192年匈奴冒顿单于写信侮辱吕后，当时上将军樊哙就跳出来道：“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其他将领也都说要出征。
有没有军事将领反对对外作战的情况呢？也有。一是军事将领们认为仗打不赢，比如白起在秦赵邯郸之战时，就反对进攻邯郸，而且直接拒绝出战。理由就是打不赢。再比如当樊哙大言不惭地要以十万人扫平匈奴时，名将季布就说：“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
二是军事将领与地方豪强势力结合形成地方军阀，其手下的军队已不再是国家军队而是他私人的军队。比如清末在镇压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就主和。
在秦帝国，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当时最强的对手就是匈奴，但与秦、赵交战当中都是不占上风的。比如赵国李牧为将时，就曾大破匈奴，使匈奴十几年不敢逼近赵国边境。所以，可以推断秦帝国军事将领大都是好战分子，对外扩张正合他们的胃口，不但不会阻挠这一政策的出台，而且还会积极鼓动。
在知识分子中，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知识分子，在秦帝国政府中的地位显然高于以诸博士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而且这些儒生本身也过于迂腐，一味强调复古。这就很不合秦始皇的口味。比如齐人淳于越就说：“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结果是在政治斗争中这些儒生败下阵来，书被焚，人被坑。最后，秦帝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全是不讲仁政，只讲刑法的法家人士。民生问题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们所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强化统治力量。
大家现在明白了吧，当权的三大政治势力都是偏暴政的，因此暴政自然会推行下去。
四、脆弱的节点
推行暴政就一定会灭亡吗？有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得狠了，反抗自然就大了，暴政推行的结果，当然是亡国了。是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秦始皇活着的时候，秦帝国没有崩溃呢？终秦始皇一生，大秦帝国始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充其量只出现了几次恐怖袭击事件和一些诅咒。
还是前面的那个比喻，人民是水，政府是船。不过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船抗风浪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同样是一米高的浪，万吨级远洋巨轮一点儿也不在乎，而小舢板恐怕就早被打得没影儿了。
一个帝国统治力的强弱由什么来决定呢？由他的政权结构决定。
秦始皇时期，秦帝国的政权结构是皇帝统治下的军事将领和知识分子（主要是法家）联合执政。这个结构统治力是很强大的。军事将领具备镇压反对派的力量，而法家知识分子不但懂得用刑罚来统治，也知道如何安抚平民。比如，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以李斯、冯去疾为代表的法家知识分子纷纷上书劝谏，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他们说：“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戌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这个政权结构的问题在于皇帝是一个极其脆弱的节点。皇帝只是一个个体，变数太大。在中华帝国时代，皇位的每一次更迭注定是一次政权结构的调整。首先是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偏好。比如，扶苏就和秦始皇政见不同。其次，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换了，用人的标准可能不同。因此官僚队伍往往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冯唐老兄不就是正好很不幸地没踏准步点儿吗？他年轻时，老皇帝喜欢用老将；等他老了，新皇帝喜欢用年轻人了。真是背运至极！第三，皇帝一换，那么跟皇帝有关的血缘、姻亲关系也都变了。原来是亲弟弟，现在成叔叔了；原来是小舅子，现在可能连远房亲戚都算不上（别忘了，皇帝老婆可多了）。所以，皇帝一变，其他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
在大秦帝国里，由于秦始皇将权力过分地集中到皇帝手中，而又没有册立太子，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所以这个问题更加突出，皇帝这个节点更加脆弱。
结果秦始皇一死，在赵高的主持之下，发生了著名的沙丘之变。秦始皇的幼子胡亥在赵高的扶持下篡夺了兄长扶苏的皇位。这是一个关键点。当胡亥继承皇位以后，大秦帝国的政权结构发生了一次突变，统治力迅速下降。
先看皇帝本人。无论你喜不喜欢他，都不能否认秦始皇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他有几大长处。
其一是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这在建立帝国制度的过程表现无遗，毋庸多言。
其二，知人善任。在他的手下，没有酒囊饭袋。当时他所倚重的几个重臣蒙恬、蒙毅、李斯、王绾、王翦、王贲、章邯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即使是身边的宦官赵高，也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史记》说他“通於狱法”。
其三，知错就改。举一个例子，秦始皇发动第一次灭楚之战时，王翦说非出动六十万大军不可，而另一位将军李信说二十万足够了。秦始皇笑话王翦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于是命李信等率兵二十万伐楚。结果，大败而归。秦始皇放下架子，亲自到王翦家请求他出山，而且将全国六十万秦军尽数交给王翦，最终一举灭楚。这种政治家的风范是在战国时代很少见的。比如秦昭王当秦军在邯郸被多国部队内外夹击、战局极为不利时，一怒之下杀了当初反对进攻邯郸并且拒绝出征的秦国名将白起。
其四，注重调查研究，因此很难被下属蒙蔽。皇帝巡游天下，势必接触到下层官吏甚至百姓，国家治理的情况秦始皇是清楚的。再比如，秦始皇还喜欢微服出访。中国历代皇帝中，正史记载微服出访的人很少，其中就有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秦始皇微服出访时遇到强盗了，于是就下令严打，“大索二十日”。
反观秦二世胡亥，比起他老爹简直是一个天下，一个地下。先看用人。他重用赵高，对赵高是言听计从，而除他以外，几乎不重用任何人。再看办事。他对于整个帝国的国情完全不掌握。最初有人来报告农民起义的情况，他反倒问他们的罪。到后来，来的人都只说虽然有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了，不足为虑。直到起义军打到咸阳附近，他才知道起义的规模原来这么大。到这个时候，他也没醒悟过来，甚至更加躲到深宫之中，连大臣都不见了。
再看军事将领集团的变化。
赵高和李斯立胡亥为帝，当然就必须除掉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扶苏和支持他的蒙恬。他们合谋假造了诏书，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但是赵高、李斯大权在握，哪容你蒙恬分辨？不久就派人以皇帝的名义逼蒙恬自杀。蒙氏一族尽数被杀。一时间，军功阶层人人自危。
不久之后，起义军四起，这正是用得着军功阶层的时候。但是，就在这关乎帝国存亡的关头，中央却对军事将领极不信任，大加斥责。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当章邯和项羽在今河北平乡一带激战之时，赵高等却在章邯背后使阴招。结果章邯无奈之下，全军投降。秦帝国从此完全丧失了镇压起义军的军事力量。
知识分子的情况也不妙。
秦始皇焚书坑儒就已经失去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了。不过当时取代他们的是其他谋士，也算是知识分子内部的权力调整。到秦二世时，其他知识分子也混不下去了。他一上台，就“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
当各地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消息传到秦二世那里。秦二世召集博士来商议。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些强盗，都主张派兵前去镇压。秦二世很不高兴，下令把这些人都治罪。后来，李斯、冯去疾等高官也因为劝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而被杀。不久之后，又出了一个指鹿为马事件。赵高牵了头鹿来，对秦二世说这是马。旁边的人凡是不跟着赵高说这是马而说这是鹿的，全被赵高给杀了。这么一来，知识分子们在秦政府里哪里还待得下去？只好转而投靠起义军。比如追随陈胜的，有孔鲋；追随刘邦的，有萧何、叔孙通等人。
皇族宗室更是深受打压。不只扶苏被杀，秦二世其他兄弟也被杀了不少，而且都是冤杀。比如公子将闾在被诛杀之前认为自己各方面都做得很好，质问使者：“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原闻罪而死。”死也得让人死个明白呀？可是，使者很冷漠地回了一句：“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对天大呼三声：“天乎！吾无罪！”自杀了。这一场大杀戮的结果是皇族内部人心惶惶，谁也不敢乱说乱动。
所有可能支持大秦帝国的力量，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宦官。赵高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赵高本人有政治能力吗？有一点儿，但很不够，多的是阴谋手段，少的是治国方略。当他用各种阴谋手段把所有的政敌都赶尽杀绝之后，突然发现整个帝国的统治阶层只剩下了他和秦二世两个人。
两个人，说段相声还可以，想要统治偌大一个帝国，没门儿！
所以，大秦帝国的崩溃，根本原因在于秦始皇建立的帝国制度本身存在一个脆弱的节点——皇帝。这个节点是所有统治力量的结合点。一旦这个节点出了问题，整个帝国的政权结构就会发生致命的突变。而秦帝国很不幸地成为这个缺陷的第一个受害者。
秦帝国倒下了，继之而起的是西汉帝国。他们必将从秦帝国的崩溃中总结经验。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