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如《禽类》：“雉类”条、《木类》“桐类”条、《果类》“芡”条，记述也都很精彩，像对“芡”所记：“叶大如荷，皱而有刺，花下结房，形类鸡头，实正圆，如榴核大……”寥寥数笔已把睡莲科芡实的特征写得十分逼真。
郑樵还说：“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指出：“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明确了图谱在研究动植物中的特殊作用。他在《图谱略》中还总结出编写动植物志及图谱的理论和原则，都有创造性价值。
郑樵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把“鸟兽草木之学”提高到实学的高度加以认识，提出“深究鸟兽草木之名”，要“求得草木鸟兽之真”，还要“通鸟兽之情况，察草木之精神”等一系列原则都是正确的可贵的，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明确提出要把儒家的书本知识和农圃人的实践知识统一起来，方向也是正确和可贵的。《昆虫草木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原则精神，为我国古代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园林植物研究之兴起
我国造园有悠久的历史，隋唐宋时期是园林建造异常兴旺的一个时期。这期间的皇家园林和官僚私家园林都很有名。如隋炀帝兴建的西苑，李德裕的平泉庄，宋徽宗的艮岳等。园林的发展也带来对园林植物认识的深入和研究的繁荣。
这段期间的帝王和一些著名的官僚在建园时，都曾进行大规模的奇花收集工作。据《隋书·食货志》等史籍记载：隋炀帝即帝后不久，在洛阳建造大规模的苑囿，并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奇花异卉和珍禽异兽。它们被种植和养殖在园圃中。这样大规模地搜集园林植物和珍稀动物来布置园圃，客观上对人们集中认识这些动植物生活规律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动植物引种、驯化经验的积累和园林艺术水平的提高。
向全国征集园林植物的做法，在宋徽宗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艮岳记》等文献记载，宋徽宗在营建艮岳时，不但仿照自然山水叠成各种山岩沟壑，造就许多亭榭楼阁，而且还派官吏到全国各地搜集观赏植物和珍奇动物。从南方等地移来的植物中有枇杷、橙、柚、橘、柑、荔枝、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茉莉、含笑等等。在这个巨大的皇家苑囿中，造园者别出心裁地开辟专圃种植植物和放养动物。有植梅万株，芬芳馥郁的萼绿华堂。人工湖上“凫雁浮泳水面，栖息石间，不可胜计。”水边还种有大片苍翠蓊郁的竹林。艮岳西部的药寮，人参、白术、枸杞、菊花、黄精、芎等生长茂盛。仿农舍的西庄，种植有常见的农作物和一些观赏的攀援植物，颇有乡居风味。在蜿蜒的山腰上，密植青松，号为松岭。《宋书·地理志》载：艮岳中的芙蓉城，池中植有大量莲花。《阳华宫记》说沿梅岭“接其余冈，种丹杏鸭脚曰杏。又增土叠石，间留隙穴，以栽黄杨，曰黄杨。筑修岗以植丁香，积石其间，从而设险，曰丁嶂。又得石，任其自然，增而成石山，以椒兰杂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为大陂。从东南侧，柏枝干柔密，揉之不断。叶叶为幢盖鸾鹤蛟龙之状，动以万数，曰龙板坡。”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这里的植物安排非常注意模仿自然，但更精练和概括，突出体现了我国自然山水园林的艺术特点。其中也包含着建园者对植物生态习性和生理特征的深刻理解。
唐代的大型皇家园林，基本是沿用隋代的。这一时期的许多官僚拥有颇具规模的私家园林。其中也引种有大量的观赏植物。唐初王方庆的《庭园草木疏》一书，专记园林植物。这本著作早已失传，现在一些丛书所收的寥寥数条，显然是从《酉阳杂俎》中抄缀来的。在王方庆著作的启发下，中唐的李德裕根据自己的私园平泉庄，写下了《平泉山居草木记》一书，堪称为平泉庄的“植物名录”。
平泉庄是李德裕在洛阳城外约30里营造的一座私家园林。李德裕出身世家，一生酷爱怪树芳草、奇石。造园者营建这座园林时，费尽心机收罗植物名品。以期传流后世，陶冶子孙的情操，增加他们的博物学知识。据康骈《剧谈录》记载，平泉庄“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李德裕是当时的权臣宰相。“远方之人，多以弄物奉之”。有《题平泉庄》诗云：“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宋初张泊《贾氏谈录》也说平泉庄里原是“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致其间”的所在。不难想见这是一处充满珍贵园林植物的美丽庭园。
据李德裕自己的记载，园中有金松、琪树、海堂、榧、桧、红桔、厚朴、香柽木、月桂、杨梅、山桔、温树、珠柏、栾荆、杜鹃、山桃、侧柏、南烛、椰柏、红豆、山樱、栗、梨、龙柏、重台莲、白莲、芳荪、罗浮桂、山茶、紫丁香、百叶木芙蓉、真红桔、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牡丹、桂花、杜石、山楠、药树、天蓼、青柏、黄心栳子、朱杉、龙骨、笔树、楠木、椎子、金荆、红笔、密蒙、勾栗、山姜、碧百合等。从李德裕所记植物产地看，这些植物主要来自江浙、湖广一带，大多是园林珍品，以木本植物为主。收罗之全面，称得上穷极天涯，令人叹为观止。即使是后世的名园，也很少能在收集珍品植物方面望其项背。
经过唐朝的积累，宋人对园林植物的了解、认识更为具体和深入。不但各园记载有大量的植物，而且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园林植物专谱。其中一些有较高的植物学价值。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一书，记有大量私家园林中所栽植植物的情况。这部著作共记了19个园子，其中不少甚至是以植物为主体的。如“天王院花园子”没有什么园亭建筑，只是种了几十万株的牡丹。“李氏仁丰园”中种有众多的各类花木。园主的嫁接技术很高，可以“批红判白”，“与造化争妙”。
园中“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至百余种”。还有“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李格非还发议论道：“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归仁园”种植大量的牡丹、芍药、竹和桃李，另外，还有松岛是以松为主体成名的。“丛春园”是以桐、梓、桧、柏等乔木为主，环溪栽种各类花木和松桧。从书中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洛阳不但荟聚了大量的花木，而且引种、栽培、嫁接的水平都很高，所以一些南方的植物如茉莉、山茶等才能在那里生长。
随着洛阳园林的兴盛，宋代还出现专记这里花木的著作。著名的有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和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叙的著作记载了牡丹109个品种，芍药41个品种，杂花82种，各类果子花147种，刺花37种，草花89种，蔓花6种，堪称为洛阳花木较详细的名录。欧阳修的著作是单种植物的专谱。书分三篇，第一篇列举24个品种的牡丹；第二篇解说花名的由来；第三篇谈赏花和一些技艺性的东西。当时洛阳的牡丹天下闻名，欧阳修为之作记，与此有关。
宋代为当地或自种名花、名果和树木作记、作谱的风气盛行。著名的有蔡襄的《荔枝谱》、陈翥的《桐谱》、刘攽的《芍药谱》（后世又称《维扬芍药谱》）、王观的《芍药谱》（后世又题《扬州芍药谱》）、刘蒙的《菊谱》、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王贵学的《兰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和《范村菊谱》、韩彦直的《桔录》（又称《永嘉橘录》）等。
蔡襄的《荔枝谱》专记福建所产的荔枝，对这种果树的形态和分布有简单的描写。陈翥是北宋年间一位屡试不中的落魄学者，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挫折之后，在村边种了两三亩桐和竹，聊以自娱。他的《桐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桐谱》叙述了前人有关桐树的认识史，详尽地阐述了泡桐的生物学特征，总结了它的速生丰产栽培经验，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和论述。刘攽的《芍药谱》是在扬州赏花时实地撰成的，记述了31个品种的芍药。王观的作品是对刘攽著作的补充。作者因扬州芍药名闻天下，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芍药谱》。书中简论栽培方法，描述了39个品种芍药的形态。刘蒙的《菊谱》是最早的一部菊谱，记载了35种菊花的产地、形色。张邦基的著作是因陈州的牡丹写下的，书中记录了牡丹的突变现象。王贵学的《兰谱》主要以福建产的兰花记述而成，共记有40种（或品种）兰花。作者在写此书时可能参考过较早的《金漳兰谱》。书中对兰花的培植方法，生态习性、形态都有较细的论述。在述及形态时，注意花冠的数目、色彩、叶片等。《范村梅谱》和《范村菊谱》是著名诗人范成大根据自己园中的12个品种梅花和35个品种的菊花写成。《橘录》是韩彦直在浙江温州为知州时写下的。它是一部具有较高园艺学价值的著作，全书记载了27个柑橘类果树的种和品种。在形态描述方面，作者重点突出对果实的描述，包括大小、形状；果皮的色泽、香气、厚薄。果瓣的数目、味道和种子的多寡等。并根据果实的差异来区分柑橘的不同类别。这是一种较为科学的方法。作者还注意到果实的品质与生长环境有密切关系，还认为人工嫁接是造成这类果树种类繁多的原因，堪称为众多植物谱录中的上乘之作。宋代出现众多的这类谱录著作，有其历史渊源，即受南北朝以来《竹谱》、《越王花木志》、《禽经》等著作的影响。进入宋代后，园林、园艺事业发达，许多名人、学者纷纷记下所在地的名卉珍果以广其传，他们相沿成习，终成一时风尚。这些著作的出现对古典植物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唐宋时期，我国的园艺技术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酉阳杂俎》记载韩愈的侄子通过嫁接技术，能使牡丹开出各种颜色艳丽的花来。《四时纂要》所载的嫁接技术比及《齐民要术》中的要高明得多。已故石声汉教授指出，这主要体现在截枝时用细齿锯截，尽量减少机械损伤，其次是用原色树皮缠裹和接后加棘刺保护；更重要的是，在原理上深刻认识了“种间嫁接”中亲缘关系（类）的作用。林檎、梨用木瓜接，栗用栎接。而“类”的标准明确指出了是“其实内子相类者”。这当是前人在用以植物栽培种接野生种这一指导思路的拓宽，从类比中得到启示总结出来的经验，对花卉栽培、果树园艺都有重大的使用价值。
宋代在促花开放的控温技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这反映在《齐东野语》一书记载的“堂花”技术中。“堂花”是指通过人工处理，催发植物提前开放的花。主要是通过改变小气候来实现的。《齐东野语》详细地记述了温室内的布置，施肥灌溉和加热煽风等技术。强调要因花而异地采取措施。如秋天开的桂花就不能和其他春花一概而论。它应该加些类似秋天气候的凉爽处理，才能达到催其开放的目的。这些都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植物开花时的生理要求已有粗浅的认识。
昆虫研究
对经济昆虫的研究
1.蚕
随着养蚕业的发展，人们对家蚕的习性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宋代陈旉在《农书》中指出，蚕“最怕湿热及冷风，伤湿即黄肥，伤风即节高，沙蒸即脚肿，伤冷即亮头而白蜇，伤火即焦尾，又伤风亦黄肥，伤冷即黑白红僵。”这里正确地指出了过高或过低温、湿度对蚕儿正常生长发育的不利影响，它是诱发蚕儿生病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湿度对蚕儿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空气多湿时，蚕体水分散发比较困难，这时若再吃进含水率较高的桑叶，那么蚕儿的体温就会上升，体躯就会变得肥大和虚弱，病原微生物便滋生蔓延，疾病也就由此而发生。
《证类本草》中还绘有的蜂房图陈旉《农书》对蚕种的选择和保护，都做过研究，他说：“养蚕之法，须自选种，夫蚕蛾有隔一、二日出者，有隔四、五日出者，蛾出不齐，则放子先后亦不齐……始摘不齐，则苗出不齐，蚕之眼起逐分数等，有正眼者，有起而欲食者，有未眠者，放食不齐，此所谓得失相半也。”认识到选种正确使第二代蚕儿生长发育时间速度一致有重要意义。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注意到了蚕种的清洁和保护。但在宋代之前，蚕农们还只是用清水浴洗卵面。而陈旉《农书》已记载使用朱砂溶液浴种。“至春，候其欲生未生之间，细研朱砂调温水浴之。”这种临近蚕卵孵化之日，用具有消毒效果的朱砂溶液浴种，具有消毒卵面的作用。
2.蜜蜂
蜜蜂的饲养，其历史应比养蚕更早，但缺乏记载。晋代皇甫谧著《高士传》，记有东汉人姜歧乡居养蜂的事；张华《博物志》记载有蜂蜜的收集方法；罗愿《尔雅翼》记述了蜂的种类、蜜的色味与蜜源植物的关系。（宋）唐慎微《证类本草》中还绘有蜂房图。特别是王禹偁（字元之）在《小畜集》中写有“记蜂”，对蜜蜂的生活习性和蜂群组织，以与寺僧对话的形式作了如下记述：
“商于兔和寺多蜂。寺僧为余言之，事甚具。予因问：‘蜂之有王，其状若何？’曰：‘其色青苍。差大于常蜂耳。’问：‘胡以服其众？’曰：‘王无毒。不识其他。’问‘王之所处？’曰：‘窠之始营，必造一台，其大如粟，俗谓之王台。王居其上，且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数。王之子尽复为王矣，岁分其族而去。山甿患蜂之分也，以棘刺关于王台，则王之子尽死而蜂不拆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团如罂，或辅如扇，拥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则溃乱不可响迩。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则蜂饥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则蜂堕而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