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死，惠帝即位，对叔孙通说：“先帝圆陵寝庙，群臣莫能习。”遂徙为太常，制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通为太常所论著。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往来交通之便，修复道。修了一半，叔孙通说：“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大惧，道：“急坏之！”叔孙通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惠帝乃诏有司立原庙。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通说：“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献果之礼由此而兴。
司马迁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大直若拙，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及敢谏之士百余人，策问古今治道。这是汉初实行黄老政治以来封建皇帝向群儒征求统治思想的重大举措，它表明汉代统治者从仅仅接受儒家的礼仪制度到考虑利用儒家的政治思想加强封建统治的重大转变。广川儒生董仲舒以深厚的儒学修养起而应对，献“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理论，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从而为儒家学说争得统治地位，使儒学成为汉王朝正统的意识形态。
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武帝陈述了《春秋》大义及其天人学说之后，郑重其事地说：“《春秋》大一统者，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当今之势，师异道而人异论，百家殊方，而指意不同，致使主上无法秉持一统；法制数变，而下民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对董仲舒的对策颇为赞赏，遂命为江都相。
与此同时，会稽严助亦以贤良对策，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上奏说：“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以乱国政者，请皆罢。”武帝可其奏。
公元前136年，朝置五经博士，儒学成为官方学术。武帝又“征吏民有当世之务及习先圣之术者”，齐人公孙弘对策，“擢为第一，拜博士，待诏金马门。”
这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从此，儒学成为封建学术的正统，其他各家则成为异端，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到此结束，中国文化史进入了经学时代。
西汉初年，由于叔承通、张苍等大儒制礼作乐的努力，儒家的一套逐渐被统治者接受。后来，由于汉景帝的宽容，朝野的儒学势力慢慢地开始抬头，他们广收徒众，口授心传，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传习“五经”的新风气。及至武帝即位，由于更化改制的需要，再加上董仲舒等大儒的努力，遂于建元五年正式设置五经博士。
从此，经学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思想的官方形态迅速发展，取代了作为人学思潮及百家之一派的早期儒学，儒家的历史进人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所谓儒学其实就是经学。“经”字最早见于周代的铜器铭文，是经维、经营的意思。《墨子》最早用“经”来称书，其中有《经》和《经说》等体裁，前者是一个论纲，后者则是对这个论纲的解释或用故事所作的说明。《庄子·天运》中也开始把儒家著作称为经：“孔子谓老聃日：‘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此后，“经”字便逐渐被用来专指儒家经典。
作为书名的“经”是什么意思呢？班固《白虎通义》释“经”为“常”，意为恒久不变的常道。皮锡瑞说，孔子删定六经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孔广森说，六经大义若日月经天，所以称经。段注《说文解字》则说：“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这些解释都是汉儒的观念，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神圣化之后的产物。
其实，以经称书从来就不是儒家的专利。正是从汉代开始，医武佛道各家的著作也都开始称经了，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经学。但是，各家虽有经学之实，却无经学之名，只有儒家的学术才堂而皇之地被称为经学，而且形成了一个历时久远、影响广泛的经学传统。
总之，所谓经学，在汉代是治国术，含有“经世之学”的意味；就今天的理解而言，它是指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的那套学术。
概括地说，儒家的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的著作，但并非所有的儒家著作都可称经，只有那些中国封建政府法定的儒家书籍才可称经，因而儒经的数量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所谓经，其实质是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如果说，通过历代经学所体现出来的儒学精神充满了中国式的人道主义的话，那么，作为科举考试内容和历代统治者禁锢人民的工具的儒教经学，则更多封建专制的毒素和大量僵死的古老教条。
当然，作为中国封建文化之主体的儒家经学其实也并不简单，它包含着异常深厚的国学内容和人文知识，很值得今人作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要想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继承这份丰厚的遗产是不行的。
儒家的经书，最初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天下》说六经的性质是：“《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是说，《诗》表达思想感情，《书》记述历史事实，《礼》讲周旋应对、进退揖让，《乐》讲声乐和谐，《易》讲阴阳变化，《春秋》讲君臣上下之道。司马迁称六经为六艺，说它们是辩证统一的治国之道：“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礼记·经解》载孔子说：“人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是说以六绍为治道有不同的效果。
汉代以来，文献上屡见六艺或六经之名，可实际上只见五经，不见《乐》经。今文经学家认为，古代本无乐经，《乐》的内容包含在《诗》和《礼》之中，实际上只有五经。古文经学家认为，古代实有乐经，因秦火而亡。当初，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
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到了东汉，又增加了《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到了唐代，统治者以“九经”取士，这九经是《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礼三传，其实只是《礼》、《春秋》二经的细称。唐文宗太和年间，刻十二经，“立石国学”，在九经之外又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三经。
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抬高《孟子》的地位，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相配，合称《四书》。十二经加上《孟子》，就成了十三经，儒家的经书至此便基本固定下来了。
孔子是开立私学的第一人，他教授学生的教材，就是他从古代文献中编辑整理而成的六经。孔门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子贡、子游和子夏成绩尤为卓著，号称孔门十哲。孔子死后，孔门高足散居四方，各立门户，祖述孔子的学说，但只有子夏的经学流传了下来。孔门十八派中，孟氏之儒和荀氏之儒号称显学，孟学出自《诗》、《书》，荀学出自《礼》、《乐》，孟子后学与阴阳五行合流，荀子后学则与名、法合流。孟学与阴阳五行结合后，势力渐大，却遭荀子后学李斯之流的焚坑之祸。人汉之后，由于董仲舒的新儒学创造，孟学渐被尊崇，荀学逐渐失势。唐宋之后，孔孟并称，成为正统，荀学逐渐湮没。但是，对于儒家的经学，荀子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学独尊
西汉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也，出身于“田连阡陌”、“牛羊成群”的大地主家庭。
从小刻苦好学，悉心研究《公羊春秋》，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尊为师。汉景帝时举为博士，下帷讲诵，新受弟子多由先进弟子授业，难得见其一面。班固称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数百，董仲舒以贤良对策，颇合天子心意，遂为江都相。
江都易王是武帝的哥哥，骄横好勇，董仲舒以礼仪匡正之，颇受敬重。有一次，易王说：“越王勾践与泄庸、文种、范蠡三位大臣共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朝有三位仁者，我也以为越国有三位仁者。齐桓公决疑于管仲，我则决疑于您。”董仲舒说：“臣愚，不足以奉大对。据说过去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说：‘不可。’柳下惠回家之后忧虑地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柳下惠只是遇到鲁君问他伐讨之事，尚且感到羞辱，更何况勾践之徒设诈以伐吴呢？由此看来，越国没有一个仁者。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所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诈力而后仁义的。春秋五霸只是为诈而已，所以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霸比于其他诸侯为贤，若比于三王，就象武夫和美玉的差别一样。”易王听后，连连称善。——
听易王的口气，颇有以桓公自比的意思，非分之想溢于言表。董仲舒巧妙借喻，既批评了易王的骄横之心，又给他讲授了儒家仁学的道理，令易王无话可说。
董仲舒一生为人廉直，却多遭嫉妒。当时有公孙弘者亦治《春秋》，却不及董仲舒。公孙弘通晓世故，行事极圆滑，位至公卿。董仲舒以为他未勉阿谀逢迎，遂遭嫉恨。汉武帝的另一位哥哥胶西王比易王更为骄横纵恣，残害官吏无数。公孙弘却对皇帝说：“唯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其实是想借刀杀人。奇怪的是胶西王久闻董仲舒为当朝大儒，反而对他很友善。而董仲舒担心时间久了难勉出岔子，遂称病辞职。
仲舒一生，“凡相两国，辄事矫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归家之后，不问生产，专事撰述，所著之书，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计一百二十三篇；说《春秋》事得失，以《闻举》、《玉杯》、《蕃露》等十余万言传于后世，皆采当世以施朝廷者而成篇。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常派使者就其家以问之，而所对皆有明法。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尹、姜尚弗加，而管仲、晏婴不及。”刘歆则认为，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之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尚不及子游和子夏。”刘氏父子的不同评价，表明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对董仲舒的不同态度。
汉初统治者实行黄老之术医治战争创伤，取得显著成效，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开明盛世，史称“文景之治”。可与此同时，各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也在膨胀，对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即位后，不得不考虑利用儒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来加强统治，遂举贤良文学之士一百多人，策问古今治国之道。
他说：“朕有幸继承先帝的至尊美德，希望传之无穷，任大而守重，夙夜无暇于康宁，所以广延四方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絮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各位夫子卓然为贤良之首，朕深表赞赏。请诸位先生大夫精心致思，科别条呈，无所隐晦，朕将亲览焉。”
面对皇帝的感召，诸贤良竞相献策，而董仲舒的策对独得天子之心。
他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者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而主生，阴为刑而主杀，阳居大夏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圣王之继乱世也，必去其陈迹而崇教化。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土矣，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夫仁义礼智五常之道，王者当修饬也；五德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武帝览此对策之后，大异其才，便第二次策问道：“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法，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立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农为先，劝孝悌，崇有德，问勤劳，恤孤寡，尽思极神，而功烈美德未尝有获。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请诸位先生大夫悉对于篇，明其指略，以称朕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