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先廷这才走进连部去，他让勤务兵张小鹏立刻睡觉，自己也脱下军帽，想在一张竹床上睡一会。突然，陈欢仔全副武装地从外面跑进来，向他报告道：“连长，神音堂的外国人同工友们发生了冲突，班长要我来向你报告，看怎么处理。”
万先廷急忙又戴好军帽，问道：“发生了什么冲突？”
陈欢仔情绪有些激愤，不知不觉带出了广东的骂人话：“丢那妈，那个外国人太不讲理！几位工友在教堂外面用纸扎成戴高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人形，那个外国人就出来干涉，说是侮辱了他的国家，要那些工友们滚开。工友们同他讲理，他就恼火起来，把工友们扎好的纸人统统踩烂，还抡起手杖打伤了好几个工友的头！……”
万先廷听完，知道事情很可能闹大，便立刻说了一声：“走！”同陈欢仔和张小鹏匆忙地向出事地点赶去。
第二天上午，当第四军军部和主力第十师、第十二师全部到达通城后，立刻接到了湘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以西部战线总指挥名义发给方维镇的电报：由于岳州的敌人撤退时炸毁了铁路的桥梁，无法沿铁路追击，因此要第四军火速派一支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插到粤汉铁路上，阻击一股从岳州乘火车逃往汀泗桥的北洋军。方维镇看了看地图，虽然感到这任务十分艰难，但他素来是个以忍让和服从为宗旨的好好先生，因此也不便回电拒绝。他和党代表商量了一下后，决定下午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具体的作战方案和究竟派哪一支部队去执行。
下午两点钟，参加会议的第十师师长陈真如、十二师师长潘振山、独立团团长叶挺，以及两个主力师的五名团长，就都来到了军部的驻地——原先的县知事衙门。
会议就在知事大人审案的正堂上召开。那是一间又高又宽敞的大厅，地面铺着大块的方砖。大约这里的木料都不用花钱，因此这座小小七品官的正堂也是雕梁画栋，虽然经过了岁月侵蚀，但那些粗大的朱红圆柱都还看得出原来的颜色。高大的绘满彩纹的横梁上，还挂着几块黑漆金字的“明镜高悬”、“为民父母”之类的牌匾。现在，大堂中间用六张方桌并到一起，两旁摆着十几把藤椅，桌上放着几把茶壶和十几个茶杯，军官们就在这桌子的两边随意就座。
瘦小结实的潘振山，总是一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他见叶挺在他的对面就座后，故意当着方维镇和所有那些军官们的面，用一种上司责备下属的口气说道：
“叶团长，我今天刚到县城就接到一项报告：你团的一个连长，擅自扣押一位外国神父达五个小时。这种事太严重了！如果引起涉外事件，后果不堪设想。这些情况你知道吗？”
方维镇听到，也立刻小心地向叶挺道：“是啊，希夷，这些传教士可不好惹。万一让他们的政府知道，事情就闹大了。”
叶挺冷静有力地向方维镇——也是向潘振山说道：“我也接到过报告：那个外国人毁坏国民革命的宣传品，蛮横无理地殴打中国工人，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公愤。当时要不是那位连长采取果断措施，对他进行保护性拘留，很可能他当场就被民众打死了。那个外国人后来写的公开道歉信中，也证明了这一点。我这里带有一份抄件，请副军长过目。”叶挺说着，一面从那只小黑色皮包中拿出那个外国传教士道歉信的翻译抄件，递到方维镇的面前。
潘振山不满地冷笑一声，带着怒容说道：“总司令前两天刚在长沙发表了《对外宣言》，声明要切实保护一切侨居中国的教徒和商民。无论当时情况如何，扣押外国人都不是一个连长的权限，如不严加惩处，此例一开，今后难免没有更严重的事件发生！”
叶挺声音不高，但义正词严地说道：“总司令的《对外宣言》，明确宣布受保护的外国教徒和侨民，是不妨害中国国民革命之行动者。并且郑重警告：若有利用不平等条约援助军阀害我国民，为中外人民所不容。正是根据总司令宣布的这些宗旨，我已经传令嘉奖了那位处理这一事件的连长。我倒希望，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每个官兵，今后在遇到类似的事件时，都能照这位连长的榜样去执行。”
这时，方维镇已经看完了那个外国教士的道歉信，他见那信中充满了对国民革命军的感激之词，并对自己的蛮横无理行为表示忏悔，保证决不利用此事挑起外交争端后，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他抬头看看叶挺和潘振山：一个态度凛然，据理力争；一个面如猪肝，还想发作。方维镇唯恐他们都真的动了感情，发起火来，有伤第四军袍泽之谊，便急忙满面堆笑地说道：“希夷，这件事处理还算得体，不过下不为例吧。……我们对外国人还是应当尽量尊重，千万不能引起涉外事件，致使整个国民革命功败垂成。……好，现在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是赶紧开会吧？”
方维镇说着，把目光求助地转向坐在自己旁边的第四军党代表廖乾吾。他年约五十岁，是个稳重而善于思考的共产党员。他人党的时间比叶挺早，又曾经在上海、湖北、广东这些地方从事过很长时间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调到独立团的前身——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担任党代表，因此非常熟悉独立团现在的情况，全团的军官包括叶挺在内，对他都非常尊重。现在，他听到方维镇的话后，便拿下烟斗，表示赞同地微笑着点了点头。
潘振山虽然满腹怒火，但在叶挺的态度和言语里，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方维镇后面那几句话，总算也给了他一点面子，因此他也就沉默下来，虽然脸色仍然愤怒地涨红着。只有第十师师长陈真如，黑红的圆脸上总戴着两片浅茶色的养目镜，不动声色地抽着名贵的雪茄烟，处处显出自己那一派胸有成竹的大将风度。他此刻像没有看见眼前发生的事情一样，只是在嘴角流露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的笑容，表现了他对潘振山碰钉子的幸灾乐祸的心情。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参谋长宣读了西部战场唐总指挥发来的那份“万万急密”的电报，然后就打开地图，介绍了从通城插向粤汉铁路的行军路线；参谋处经过各方面情况的比较和考虑，选择的阻击地点是中伙铺车站。从通城到中伙铺车站的距离，有一百五十多里，最近需要在一天一夜的时间内赶到。尤其困难的是，这条路线是沿着陆水上游向陆水下游曲折前进的山路，一路上要多次通过陆水，翻越好几座大山，加以沿途人烟稀少，道路险陡，行军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是，由于情况十分紧急，为了不使这几千名敌军逃到汀泗桥，中伙铺车站是最后一个阻击的地点和机会。现在敌军已登上火车在向北逃窜，阻击的部队必须要同火车赛跑，赶在敌军的前面。
在参谋长介绍了情况和任务后，方维镇用温和的期待的目光望着军官们，仿佛是他自己遇到了什么困难要请别人帮忙似的。看大家都不说话，他只好带着抱歉而祈求的笑容说道：
“这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如果让这几千名敌军跑到汀泗桥，那会给我们的进攻带来更大困难，要付出上百倍的代价。因此希望各位长官还是以全局为重，自告奋勇地报名。……”
方维镇的话，在空旷宁静的大厅里响着，军官们还是没有说话，大厅里显得更加空旷宁静。当然，这会议上有决定性发言权的，只是三个人：陈真如、潘振山和叶挺。但此刻他们三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因此谁也不愿先开口。陈真如的第十师有三个团，他们在湖南的几次战斗中都是担任配合和侧翼的进攻任务，看着十二师和独立团得到的胜利荣誉，陈真如和几个团长心中都很有些不平，因此这一次就想着养精蓄锐，准备把主攻汀泗桥的任务抢下来，到那里去大显一番身手。陈真如知道，这种强行军的阻击任务，是最消耗士兵们体力的，一天一夜要赶一百五十多里，天气炎热，道路险陡，吃不好饭，睡不上觉，恐怕没赶到中伙铺车站士兵们就要倒下一半。纵然他们阻击住了逃窜的敌军，也是为主攻汀泗桥的队伍创造了条件，吃亏的是自己，得利的是别人，这种事只有傻瓜才会去干。因此，他就是不开口，只是若无其事地抽着雪茄烟，显得轻松而又悠闲。
潘振山看着陈真如的样子，不禁在心里暗暗地骂着：丢那妈，你装出一副毫不相干的样子，总想跟在后头捡便宜！我潘振山也不是傻佬，不会去干这种拿两条腿去跟火车赛跑的差事！因此，他把那总是昂着的头拧向一边，显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仿佛在看大厅里横梁上那些斑驳的花纹。
叶挺仍然端正而平静地坐着，不过他也没有说话。一方面，他感到全团这些日子一直处于艰苦的作战和行军中，弟兄们确实都十分疲劳，昨天经过九岭战斗占领通城后，夜晚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而汀泗桥那边还有吴佩孚的十几万主力，肯定还会让他们担负更加艰苦激烈的战斗任务，这就需要给弟兄们争取一点休息的时间。另一方面，他对这两位主力师长的态度也十分生气。这一路上，他们都总是想出种种理由，把那些最吃力而又不讨好的战斗任务推给独立团，而在争夺荣誉和战功的时候，却从不谦让，总是以师长的权位自居，贬低和压制独立团的作用。叶挺对此是深有看法的，但他记着出发时党的领导人的叮嘱，处处以北伐的大局为重，维护革命内部的团结；对全团的官兵们也时时进行教育，要勇挑重担，不争功居功，能忍让的就尽量忍让，并以自己的行动来为全团做出榜样。不过，在今天的会议上，他完全洞悉这两位主力师长的想法，因此他自己也决心先不开口，看看他们今天这出戏往下怎么唱。
这样地沉默了一瞬，方维镇心里明白：两个主力师长不开口，他们下面那些团长也是不会说话的。因此，他只好满面笑容地看看陈真如，又看看潘振山，用商量的口气问道：
“陈师长、潘师长，你们有些什么高见，是不是先讲一讲？”
陈真如又慢慢抽了两口雪茄，这才显出雍容大度的神情说道：“据我看，这位唐总指挥实在也太不知兵啦！敌人就是因为他们的进攻迟缓才跑掉的，现在他反而让我们用两条腿去赶敌人的火车轮子。从这里到中伙铺，实际距离何止一百五十多里？就不算沿途的意外耽搁，要赶上这股敌人，除非官兵们个个都像神行太保戴宗一样才行！”
陈真如的挖苦比喻，引起了团长们对总指挥一片嘲讽的笑声。潘振山看到陈真如的话引起了强烈效果，感到自己也不应示弱，便立刻拧过脖子，气冲冲地说道：“丢那妈，他们贻误了战机，把难题交给别人！这一路上，他们打过几次硬仗？他光知道发号施令！这样的天气，这样的道路，就不谈还要跟几千敌人打仗，让他们自己来走走看！”
潘振山的激烈发言，更加引起了那些团长们的共鸣。于是，会议桌旁一片议论纷纷，“丢那妈”、“丢那妈”的广东口语也不断地此起彼伏，表示出对那位总指挥的轻蔑和不满。只有叶挺仍然沉静地坐在那里，他既不参加人们的谈话，也不对眼前这种情况表示惊奇和反对，仿佛他只是个旁观者似的。
方维镇面对这种情景，显得有些尴尬不安。他知道这两位主力师长的态度是明显地不愿意承担这个任务，他们两个一开了口，下面那几位团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且这样继续谈论下去，还会说出一些更气愤难听的话来，虽然不一定会传到总指挥的耳朵里，但这毕竟是对友军不够尊重的。他想立刻制止这场谈话，但又拿不出解放问题的办法，便只好求助地把目光转向旁边的党代表廖乾吾，希望从他那里能得到有力的支持。
廖乾吾虽然未动声色，拿着烟斗在吸烟，但是他早已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即使方维镇强硬地下命令派哪一个师去，也很可能由于军官们的不满而贻误战机，达不到预期的全部消灭这股逃窜敌人的目的。何况方维镇又不愿采取这样的办法，因为他也知道，即使他强制地下了命令，这两位各有主见的师长也很可能以种种理由拒不执行。现在，唯一能够去担当这个任务的，就是独立团了。其实，廖乾吾也早已考虑过这一点，但他却迟迟没有下定决心。因为一来他确实知道独立团的官兵已经非常疲劳，从广东出发以来就一直是在连续艰苦地行军作战，几个月来都没有得到一个松弛休整的机会；二来独立团在平江战役后补充了大批新兵，主力第一营又担任后卫没有上来，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两个营的兵力。敌人方面除一个完整的加强团外，还有大批零散队伍，可能将近四千多人，我方至少需要两个团才有把握全部消灭他们，因此让独立团去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但目前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只有靠共产党人的牺牲奋斗精神去发挥作用了。这时，当他看到方维镇求助的目光后，便用亲切的眼光向叶挺看了一眼，然后转向方维镇坚定有力地说道：“代军长，你指定吧！”
听到廖乾吾这句话，会场上的谈论立刻静止下来，人们都关注地把目光转向方维镇。这时，虽然陈真如仿佛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抽着雪茄烟，潘振山也仿佛仍然无动于衷高昂地拧着脖子，但他们的耳神经却都高度地集中了注意力，心里同时存想着：“哼，看看你敢不敢指定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