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北京东城区的大方家胡同20号，这是一条杨树遮荫的安静小道，与禄米仓胡同平行，那里的智化寺以古老传统的圣乐闻名。
20号没有门，和这里其他格局一样，一条长长狭窄的过道两边是住房，都是一层楼。穆（音译）先生是个爱鸽子的人，他在厨房顶上架了个鸟笼，里面装了20只鸽子。每天他的鸽子放飞在天空，带来清脆悠长的哨声，那是因为主人在每只鸽子的脚上绑了一个竹哨子。
我的房东彭建曾经是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她的丈夫是一个德国哲学研究学者，是第一个翻译黑格尔著作的中国人。我们这个家对于本地标准住房来说算得上是超宽敞了：三个大房间，但是很暗（我住在教授的书房那间），浴室（墙上铺了瓷砖），还有带着浴盆的厨房，是过去的房主改造的一种奇妙结果。房主中也有日本人。院子里有一个三十来平米的花园，种着一些枫树和玫瑰花，中间杂乱地放着一些废弃的砖块和破花瓶。我们的邻居是一个独居老人，每天他都会从窗子那儿翻到花园里，把装着两只金丝雀的鸟笼子挂到树上，然后坐在那里开始品茶，用的是一个深色陶瓷茶壶，这是能保持茶味的器皿。从我们院子里只能看到一方蓝天（北京的天空通常是晴朗的，除了夏季的雨天）。
中国人的居住空间通常是有限制性的：传统的住房是由三边的厢房和四方的院子组成，第四边就是入口的大门。这样的住房结构在过去通常是一个几代人的大家族住的。但1949年后，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分割成了几户人家。这些人家为了增加自己的住房空间，纷纷占用了院子和那些可利用的角落，用作厨房、储藏室等，这样的结果就是原来井然有序的空间消失殆尽。院子里对着门口的入口处，往往是一块刻有浮雕的影壁和两个看门的石墩。影壁是用来阻挡邪灵恶魔入侵，因为它们是直行的。在那空间有限的院子里，在枣树或是核桃树的绿阴下，一个水龙头为大家所共用：做饭，洗衣服，个人卫生等。外墙上矗立着冬天取暖用的煤灰饼烟囱。就在我们这个胡同的旁边就有一个生产煤饼的工厂，这里到处弥漫着煤灰。每年这里都有人因为家用煤炉产生的二氧化碳窒息的例子。夏天也有其他的问题：破旧的房顶承受不了夏季从6月一直持续到8月底的大雨，家里经常会漏水，因此每到春天人们就会为屋顶涂上焦油沥青。
胡同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有收破铜旧铁的人，骑着车，手上敲打着一小串金属片，配上歌唱式的吆喝走街串巷。还有修沙发和磨剪刀的，也用他们独有的吆喝声招呼着。修自行车的人是不需要吆喝的，他那个角落永远是最繁忙的地方。在一些小店铺里可以买包子，肉馅的或者是甜酱馅的，还有芝麻饼、陶瓷罐的美味酸奶。与我们胡同平行的一条胡同里有早市，早上六点开始直到中午。白天当年轻人上班时，就可以看到老人们在院子里洗菜，或者在胡同里遛达。在中国，老人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他们照看孩子，为全家做饭，出去购物买菜。胡同里还有一些老人开的幼儿园和退休艺术家们开的美术班。胡同里的生活从不会寂寞，即便有人很想清静。我的一个邻居19岁，她与母亲和外公生活在一间7平米的房子里，她的最大梦想就是拥有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空间……说实话，有些拥挤、狭窄的生活空间，不够配套的卫生条件（人们一般都是用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有时还会有虫子爬出（尤其雨季开始时，地板缝里就会出现又黑又大个的蟑螂），这一切让老北京胡同的生活显得十分艰难。
有一些民宅还保留着原始风貌，那里的生活让人感觉到一种古老的气息。鼓楼的帽儿胡同里有一处美丽的住所，那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妃子婉容在入宫前的住所。在木制雕花的隔墙、镜子和古老的画卷中，出现了一些绒制品及塑料制品，这就显示了中国新式品味。不远处，一扇简单的木制门阻断了从前一个著名的花园——“可园”。这里现在是一处私人住所：一座人造假山，上面有一副观景楼画，一条潺潺的小河穿过一座小石桥，一座记录了近代事件的石碑，还有那木制雕刻的长长的回廊。这恍如是镶嵌在古老城市中的颗颗明珠。
另一个因为向公众开放而为世人所知的院子就是恭亲王奕的王府，在紫禁城北部的中央湖区。它的附近还有一处王府，这个贝勒搬迁去了美国，1949年后这里就成为了国家民族音乐学院的宿舍，也失去了它原有面貌。同样命运的还有嘉庆皇帝的第五子在灯市口的王府——奶子府，还有其他满族亲王的府邸，数不清的寺庙，就是它们构成了历史中心城区的胡同。
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经历了大规模的拆除，因为要修建环城的地铁，拆除了环城墙。
到了80年代末期，又开始了中心城区胡同的修复试验。鼓楼的菊儿胡同的老旧危房被拆除，那里的居民被临时安置在其他地方，之后建起了三层高的住宅楼群，保留着传统建筑元素，比如石灰石的拱形屋顶、楼里的小花坛等。50平米的房子里住着胡同里的老居民，尽管门牌被标注着办公室的字样。最近在楼里又开了一间豪华旅馆和一家日本餐厅。
同样的还有和平门的南花园胡同，老居民们的平房老屋被拆了，他们都搬进了新楼房，还有西直门的小后仓胡同，只是那里搬迁的居民在搬迁几个月后就抱怨房子的质量。其他还有些居民搬迁到了郊区，在三环或四环以外，重新修建的地方则盖起了商贸中心及豪华公寓。那些销售的新房价格往往是普通老百姓无法承受的，即便他们也曾是协助完成拆迁工作的一分子。但与过去政策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国正在为劳动者们有能力购置房产而努力。这样拆迁的结果就是许多家庭不得不迁往远郊区，因为那里的房子较为便宜，但公共设施不够完善，那里很少有商店。当然也有一些被称为“钉子户”的家庭，因为不想离开祖辈的房子，拒绝搬离旧居，这会暂时中止那里的拆迁进度，但也只是暂时……
我的胡同所在的朝阳门地区已经被拆迁用来建商贸中心和写字楼。还有天坛方向的崇文门南部地区，首都的主干道——长安街的西部地区。
北京人惊愕地看着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同样惊愕的还有成都、西安、昆明和上海的居民们，他们眼见着庞大的推土机入侵了历史城区。这其实是许多中国城市住宅区的一个共同现实。中国建设部下的“全景中国”（China Panorama）杂志于1995年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建筑是艺术与历史的凝固体。老北京城和她的那些胡同代表着过去，那些房梁和屋顶瓦片散发着文化的气息，我们的城市引以为荣。但不需要保留那些皲裂的瓦片和已被虫蛀的房梁：拆除老旧的胡同是为了建造新的大楼。明天的北京将成为世界人眼中一座全新的城市。那本杂志认为，根据巴黎、伦敦和罗马的经验，要解决北京历史中心的问题关键在于百姓的搬迁，应该建起相应配套的卫星城。人们希望通过一整套的62公里范围的城区调整计划，通过严格规定建筑物的密度，高度以及风格来和谐融合传统和现代，以及增加绿色覆盖率。许多本地的日报和电台也会经常播发关于老城区保护的报道，其中一大部分是市民们对当前拆除过度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有一位读者举了一个保存完好的一处历史住所，因为毗邻一个大工地而被迫拆除的例子。
非常有趣的是，几年前已经出现了关于在新建筑物上过度使用了黄色石灰石瓦片的争论，因为这种颜色是皇帝用的颜色。最近在电视上对不恰当使用了类似“宫廷”、“御园”、“富贵公寓”等词语的饭店，娱乐中心和本地的夜间公共场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表达的是一种不妥的称呼，是在承受了最近一个世纪的痛苦后对一种身份的寻求。
同时，一些北京的有钱人和一些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开始以巨资修复一些珍贵的皇族府邸，甚至配以了游泳池和网球场。继法拉利与宝马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权贵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