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环除了有出众的容貌，还具有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修养，史载她是一位“善歌舞，通音律”的女子。这适可与多才多艺的玄宗相匹，结为艺术知音。唐玄宗的音乐才能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他的父亲唐睿宗以喜音律而著名。玄宗自小在深宫中与乐工为伴，长大后“万知音律”。在作曲方面，他可以即事谱曲，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比一般的乐工还要技高一筹。他会弹奏多种乐器，尤其精通羯鼓。羯鼓本是从西域传入中原，鼓声雄健，能给许多乐种伴奏。玄宗曾多次在宫廷宴会或小范围的欢娱场合亲自击鼓尽欢，成为当时宫廷音乐界的一大盛景。唐玄宗曾经研习印度佛曲《婆罗门曲》，加上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创作了《霓裳羽衣曲》，用以咏唱众仙女翩翩起舞的意境。唐玄宗将此曲交给杨玉环，命她依韵而舞。杨玉环稍加浏览，便心领神会，当即载歌载舞地表演起来。歌声婉转若凤鸣莺啼，舞姿翩跹如天女散花，使观者仿佛身临众仙齐舞、飘渺神奇的瑶池之会。她对乐曲领悟之深，表现力之强，令玄宗兴奋不已。玄宗亲自击鼓伴奏，两人都沉浸在灵犀贯通的音乐意境之中。杨玉环对《霓裳羽衣曲》的配舞，推动了盛唐舞蹈艺术的发展。她在创作过程中，注意吸收传统舞蹈表现手法，又融合了西域舞蹈的回旋动作，因而使整个舞蹈飘忽轻柔，绰约多姿，乐曲与舞姿的协调几乎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白居易写诗形容道：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燃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据时云欲生。
杨玉环成了玄宗晚年的舞乐知音，两人的爱情生活，几乎都伴随着歌舞展开。在轻歌曼舞中，这对忘年恋人不但找到了精神寄托，而且还吸收了外来文化，培养了音乐人材，推动了盛唐时期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此外，杨玉环还是一个智巧过人、善于察颜观色、以缠绵之情取悦玄宗的女子。她侍候唐玄宗，无时不揣摸其心意。晚年的唐玄宗对女性美的渴望，已由少年天子那种单纯迷恋肉体情欲，逐步过渡到一种对审美情趣的追求，更加看重彼此间感情志趣的投合。史称杨玉环“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说明杨玉环不仅仅是以美色诱人，而且能够心灵相通。两人之间的爱情，逐渐由最初的一厢情愿而演变为相互依赖，相互眷恋。还有，杨玉环虽然时有悍妒之举，但史书中却鲜见她干涉朝政、恃宠弄权的记载。玄宗晚年虽昏庸荒唐，但对后宫乱政的危害还是心存警惕。玉环无意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玄宗对她的信任，也是她得以固宠的原因之一吧！
李杨之恋，在开元末期和天宝年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炽热的宫廷爱情故事又因为伟大诗人李白的渲染，而变得极富情趣。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李白来到长安，以平民身份被玄宗召见，任命为翰林院学士，兼做宫廷侍奉。在不少的宫廷活动中，尤其是文学艺术活动中，都留下了李白狂傲、浪漫的诗歌和身影。像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墨、李白醉书狂草等故事，虽未必是历史的真实，但却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美谈。有一次，唐玄宗与太真妃杨玉环在兴庆宫沉香亭赏牡丹。其时正值春暖花开，百卉争艳，玄宗回目杨玉环，更似花中魁首，美貌绝伦，一时兴致大增，召令李白即席作诗填词，以备乐工演奏。李白欣然命笔，当即写就《清平调》词三章，诗中洋溢着对杨玉环的热情赞颂：
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玄宗看过这首以“名花”喻“美人”，以西汉成帝之艳后、杰出舞蹈家赵飞燕喻“太真妃”的诗歌，顿时龙颜大悦，当即命李龟年谱曲歌唱，自己吹玉笛伴奏。李白《清平调》的创作，无疑是杨玉环专宠后宫的一个真实写照。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七月，唐玄宗颁布诏令，册立韦照训的女儿的韦氏为寿王妃，从而结束了自杨玉环入宫后寿王就一直没有正妻的局面。新王妃的册立，彻底断绝了寿王与杨玉环团聚的可能，为李隆基名正言顺地将杨玉环纳入后宫做了铺垫。
十天以后，经过精心安排，入宫五年一直身份不明的杨玉环正式接受了唐玄宗的诏命被册封为“贵妃”。杨玉环身着贵妃礼服，出现在为这一庆典而举办的盛大宫廷宴会上，显得更加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在耐心地等待了五年之后，玄宗煞费了许多苦心，竭力地掩盖着父夺子妻的丑闻，总算度过了最难堪的岁月。杨玉环也终于在没有过多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入主后宫，光明正大地与玄宗生活在一起，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打这时起，她的心中泛起对宫廷新生活的向往。
这就是唐玄宗夺妻的整个过程，应该说，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是真挚的。就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而言，专制皇帝与妃子间的爱情誓言多半形同闺中戏语，常常是时过境迁。李杨之间的爱情悲剧却与他们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反差，因此吸引了许多文人骚客为此大费笔墨，谱写出一篇篇华美感人的诗歌，从而具备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正在唐玄宗沉溺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恩爱之中的时候，安禄山在洛阳即位称帝，自称大燕皇帝。公元755年11月，爆发了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的“安史之乱”。公元756年6月13日，即潼关失守的第四天拂晓，唐明皇带着杨贵妃姐妹（杨贵妃姐妹4人，她的3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虢国、秦国夫人）、奸相杨国忠、皇子皇孙、宫中近侍和几个大臣，打开城北禁苑的延秋门，在将军陈玄礼所率千名禁卫军的护送下，逃奔在去“四川避难”的路上。
次日，玄宗一行来到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县西）。这时，早就恨透了杨氏兄妹的禁军士兵，见玄宗和杨国忠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不仅不率军抗击叛军，平定叛乱，反而弃城逃走，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于是在龙虎大将军陈玄礼的率领下，包围马嵬驿，杀死了罪大恶极的杨国忠及他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和杨贵妃的3个姐姐，即韩、虢、秦三国夫人。并要求玄宗赐死杨贵妃，玄宗眼见大势不可逆转，只得含泪下令，一代艳妃香消玉殒。
倾国倾城的杨贵妃，终于招来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一蹶不振，是否就是一些人所谓的“祸水”呢？这也不尽其然。
首先，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唐代统治者在太平盛世中怠于政事，生活腐化奢侈，宠臣当政，使得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矛盾的发展，而非因一女子而起。贵妃本是不干预朝事之人，假定她进宫以后，玄宗仍如前期那样励精图治，不懈政事，进取之心不减的话，能出现天宝末年的事变吗？显然是不会出现的。
诚然，天宝乱政与杨国忠专权有很大关系。杨国忠并无治国辅政的才略。他上台后，擅权独断，任人唯亲，横征暴敛，比权相李林甫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国忠为了沽名钓誉，先后两次发动对南诏的战争，结果均大败而归。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唐玄宗晚年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杨国忠非但没有着力治理天宝时期“天下之乱”的政治弊端，相反却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个人矛盾的激化，更加速了安禄山叛变朝廷的脚步。
杨贵妃本无政治野心，平日深居浅出，极少过问朝政。但杨氏外戚势力，尤其是杨国忠政治势力的崛起，一方面得力于杨贵妃的扶持，另一方面又稳定了杨贵妃在后宫的地位。杨贵妃的内宠和杨国忠的外宠都要求双方最大限度地互相利用，彼此倚靠，因而在杨国忠为相时期，政治上还是可以找到杨贵妃的影子的。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杨贵妃就深深陷入安杨斗争的政治漩涡。
但要看到，杨国忠受宠于玄宗，大多是因其办事精明、善于钻营所致的，并非单靠贵妃恩德所至。果如此，杨铦、杨锜和贵妃关系比杨国忠与贵妃关系亲近得多，为何不见进用，却委政一个和贵妃关系疏远、推恩未及的杨国忠呢？当然，不是贵妃的裙带关系，杨国忠就无由得见玄宗，纵有天大本事也无法施展，这一点上，贵妃是脱不了干系的。
其次，贵妃本身也是受害者和牺牲品。本来贵妃是玄宗和宠妃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之妃，本身也是荣华富贵、地位尊崇。如果玄宗稍有廉耻之感和人伦之念，不横刀夺爱的话，杨玉环就不会成为女道士杨太真，更不会成为冠宠六宫的杨贵妃，杨氏一门也无由得进。当然杨玉环以后不会在历史上大红大紫，引人注目，但起码可以拥有完整的爱情和平静温馨的家庭生活。对一个女人来讲，后者当比前者更为重要。
由于玄宗的见色忘义，不顾自己和武惠妃二十多年的感情，不顾与寿王李瑁的父子情义，硬是将22岁的儿媳抢过来，满足他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的私欲，这对杨玉环本身就很不公平。这点，这个老统治者和他身边的人倒也能够体察，在马嵬事变中，他们都认为贵妃无罪，杀她不过是为安将士之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保证老统治者的安全。后世好事者不察，一谈“安史之乱”，不把祸根找到玄宗头上，却硬要把一个受害人说成“祸水”、“贼本”，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再次，作为一个杰出的舞蹈艺术家，杨贵妃对中国舞蹈艺术的贡献也不可低估。她善舞胡旋，加强了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她编排的《霓裳羽衣舞》是当时最著名的大型集体舞蹈，直接推动了盛唐舞蹈艺术的发展。她痴爱歌舞，尊重歌舞艺人，能平等对待、热情奖掖有成就的艺伎人员，她创办的宜春院培养出了许多诸如谢阿蛮、张云容之类的一流舞蹈家，在当时演艺界形成很大影响。虽然，这些都是在唐玄宗的支持、赞同下进行的，但具体施行者却是杨贵妃。这些不仅对唐代舞蹈艺术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舞蹈艺术发展史上，也起到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正因为如此，在一般官僚士大夫和平民老百姓心目中，对杨贵妃其人还是爱大于恨，以爱为主的。《长恨歌》之所以风靡大江南北，人人争先传唱；东渡日本之说很快被人们接受，正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这样一种态度。
美是个永恒的主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尽管社会各阶层人们在身份、地位、年龄等各个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在对美的欣赏和热爱上却是共同的。古往今来，劳动人民在开天辟地、创造社会的活动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美的追求。因而美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一大目标，是人类共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倒不是对杨贵妃的独荫庇护，而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问题，当弄懂这些道理后，不知人们是否对“安史之乱”有了重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