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你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草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避艰难，岂可招来域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只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官，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唐的悲剧又该重演了。”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向太宗祝贺。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境，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当然不是“忠臣”和“好女”。然而，他却是名垂千古的良臣！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察魏征之忠，可谓圣人之健矣！
孟子曾说：“闻诛一夫纣奂，未闻弑君也。”意思是说忠国不忠君，忠民不忠人。实际这里也隐含了一个哲学观点，凡事因人、因时而定，不可按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律看待所有的事情。
2.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不知起自何时，真的是识时务者就是俊杰吗？这恐怕还有待于商榷。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纵横家莫过于苏秦。然而，苏秦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苏秦是否有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呢？如果拿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苏秦实在是一个无耻之徒。然而，在复杂的传统观念面前，苏秦似乎又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苏秦起初用“连横”的策略去游说秦惠王，说：“大王的秦国，西有巴、蜀、汉中可以取得农业供应之利，北方有胡地的裘皮、代地的战马可供战备之用，南有巫山、黔中的险要屏障，东有崤山、函谷等要塞。可谓土地肥美，百姓富足，战车万辆，勇士百万，沃野千里，物产积蓄丰厚，地势十分有利，易守难攻，这真是所谓天然的库府，天下的强国呵！况且以大王的贤明、士民的众多、车骑的精良、将士的骁勇善战，完全可以以此来兼并诸侯，一统天下，登上帝位。希望大王稍稍留意，请允许我把有关情况分析一下。”
秦惠王说：“我听说过，羽毛未丰的鸟，是不可以高飞的；法令不完备的国家，是不可以动用刑罚的；道德不高尚的人，是不可以役使天下百姓的；教化不顺的君王，是不可以烦劳大臣的。今天先生不远千里来指教，我愿日后再行领教。”
苏秦说：“我本来就觉得大王不会听从我的主张。从前，虞舜讨伐三苗，夏禹攻打共工，商汤灭夏桀，周文王灭崇侯虎，周武王灭商纣王，齐桓王以武力称霸天下。由此观之，哪有不用武力而能成功的呢？古时候，各国出使别国的使者所乘车辆络绎不绝，各自以言语相约，互守信誉，这是天下所共同的。后来，合纵连横之说兴起，弄得战事蜂起，策士们竞相以巧饰的辞令游说诸侯，结果弄得诸侯之间疑虑丛生，简直不胜治理；法令条款齐备，但人民尔虞我诈；政令条文纷繁日多，百姓反而日趋贫困；君臣忧虑重重，人民无所依赖；当面说得动听，道理讲得冠冕堂皇，战事反而越来越多。策士们身着盛装，到处雄辩滔滔，战祸却难以止息；文书繁乱，文辞驳杂，天下却越来越难以治理；舌头磨破，耳朵听聋，却不见丝毫效果。诸侯虽也曾以仁义以诚实相约，但天下总是不能和睦亲善。于是，大家就弃文用武，重金招致勇士，冶制盔甲，铸造兵器，在战场较量胜负。想无所事事就能得利，安坐在朝堂就可以扩充疆土，从前的五帝、三王、五霸等明主贤君，也都有这种坐待成功之想，但在那种情势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不得不诉诸武力。两军相距，则互相攻打；两军相近，就持戟相击，这样才能建立功业。所以说，军队战胜于外，道义就会在国内自然而然滋长，君主的威望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了，下面的人民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命令。如今，大王要想吞并天下，凌驾于万乘大国之上，使敌国臣服，海内一统，治理天下百姓，使诸侯称臣，除了战争之外别无它法。现在的君王却忽略了这个最为基本的道理，不明教化，不懂治理，迷惑于花言巧语、沉溺于诡辩之辞，以此而论，大王是一定不会采纳我的主张的。”
秦惠王没有听取苏秦的意见，苏秦为了说服秦惠王，连续上了十多次奏章，耽搁了很长时间，一直不见结果。最后，苏秦的黑貂皮裘衣也穿破了，带去的百斤黄金也用完了，资金缺乏，只得离秦回家。他缠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书籍，挑着行囊，形容憔悴，面目黎黑，一副狼狈惭愧的样子。回到家里，妻子正在织布，知道苏秦没有取得成功，也不下织机来迎接；嫂子不给他做饭，父亲也不理他。苏秦叹息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叔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苏秦的罪过啊！”
于是，苏秦连夜拿出藏书，打开了几十只书箱，找到了《太公阴符》，反复研读，选择重要的地方反复琢磨。读得困乏欲睡的时候，就拿锥子来刺自己的大腿，血流至足，自己说道：“哪里会说服不了列国君主，使他们拿出金玉锦绣，让我取得卿相的高位的呢？”1年之后，苏秦觉得时机成熟了，说道：“这次我一定可以说服列国的君王了。”
于是，苏秦来到燕乌集阕，在华丽的宫殿上劝说赵王，谈得十分兴奋。赵王听了非常高兴，就封他为武安君，授给相印。还给他兵车百乘、锦绣千匹、白璧百双、黄金万镒，让苏秦带着去游说各诸侯国，拆散连横契约，缔结合纵契约，共同抵抗强大的秦国。因此，苏秦在赵国为相，六国都和秦国断绝了往来。当此之时，天下之人的命运、诸侯国君的威严、策士谋臣的权势，都要取决于苏秦的决策。这一时期，没有耗费一斗粮食，没有损伤一个兵卒，没有断过一根弓弦，没有费掉一支箭，就使诸侯之间相互亲爱，胜过兄弟。这真是贤人在位，天下信服；一贤得用，天下顺从。所以说，在政治上用足了功夫，就不必动用武力；在朝廷上运用谋略，就不必用兵于国境之外。当苏秦挂职之时，万镒黄金随他花费，车马结队相随，沿途炫耀，山东诸国，望风而服。赵国的地位也因之大为提高。其实，苏秦只不过是穷书生罢了。可是他却能勒马横行天下，登廷游说各国的君主，使列国君臣不敢有异议，天下无人能与他相匹敌。
有一次，苏秦要去游说楚王，路过洛阳。他的父亲听说以后，就连忙收拾房屋，清扫道路，准备了乐队酒席，出城30里地前去迎接。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瞧他，只能远远地侧着耳朵恭恭敬敬地听他说话；嫂子五体投地，像蛇一样地在地上爬行迎接，拜了4拜，跪着谢罪。苏秦问：“嫂子，你为什么以前那样居傲无礼而现在又这样低声下气呢？”他的嫂子说：“因为叔叔现在地位尊贵，钱又多啊！”苏秦十分感叹地说：“唉！贫困不得志，连父母都不认，一旦富贵了，亲属都害怕。人生在世，权势和富贵，怎么是能够忽视的呢？”
纵观以前历史时期的形势，真可以称得上是“风云变幻”。一会南北联合，一会儿东西联合，各个国家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就是在当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也很难看到如此变换无方的国际关系。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差不多完全是由两个智谋之人、舌辩之士左右的。先是苏奏的“合纵”，后是张仪的“连横”，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作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子，随心所欲地玩弄于股掌之上。这真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人类古代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外交家”，恐怕非苏秦、张仪莫属。
然而，最有意味的是，不仅“连横”、“合纵”本身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就是拨弄“连横”、“合纵”的人也无所谓正义感。他们既不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清高，也不像要教魏王、齐王实行“仁政”的孟子那样为理想奋斗不已，他们所有的信念就是为了权和钱，除此之外，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高贵的品德。相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欺骗、狡诈、残忍、无耻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以权势为标准的价值观念。
如果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总结品德和为人的话，那就是不管“东西南北”，只求有官可做。如果去掉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国人的观念中就只崇拜两样东西，一是权，一是钱。只要能当上宫，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不论你是为了什么目的，舆论实际上都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成者王侯败者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虽然经常高唱“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在现实当中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中国有些人往往并不是为了某一原则、某一理想而去做官，而是把做官当做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