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指的是一种逆向思维，对历史反向思考，在多棱镜的折射里可以得到更深刻的解释。同样的一种理论、一个典型，用之于正面会起好的作用，而用之于反面，就会发生负效应。勇猛、智能为正人所用，也可为鸡鸣狗盗之辈所用。由此可见，一种理论再完美，一种谋略再完备，也要看谁来执行？目的是什么？结果如何？
【经文】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敬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
【译释】
我听说夏、商、周三个朝代之所以消亡，并不是因为三代的法规制度过时了，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这证明所谓法制，亦即前代圣君的主张、路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会凭空得以贯彻实行。所以战国时的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政治措施，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因此，仁爱这种政治主张，本来是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出偏心来，鼓励了某些人的私欲。节义这种品操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结果却成了某些人哗众取宠、背弃大节的借口，走向了节义的反面。礼仪规矩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但是懒惰和散漫也会同时产生，结果走向了“礼”的反面。文学艺术，本来是陶冶性情，柔和心灵的好东西，但是也会叫人淫佚放浪。名位等级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对身份的高低有个明确的划分，但是骄慢、篡夺的野心也就因此产生了。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己，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作出大奸大恶的事来。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慑、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
老子的学生文子说：“古代有大本领的人创造出文字来，为的是指导民众，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起来，使聪明的人学识渊博。可是事与愿违，等到文化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识的人却变得更坏了，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为非作歹、作奸犯科的工具；为有罪的人辩护，冤杀无辜的人。”至于国家建筑林园，那是为了使祖宗的灵位有个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祀。平时则可以搞军事训练，以防意外变故。到了国力鼎盛的时候，林园便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驰骋狩猎的场所，结果劳民伤财，贻误农时。
【经文】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于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拑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
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
【译释】
崇尚、重用人才的政策，是为了提高百姓的文化教养，人人都奉公守法，从善如流，有道德、有觉悟的人从事领导工作，有才能有经验的人管理各行各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丰富了，给全社会带来幸福祥和，举国上下就会感谢这种政治的恩德。到了这种政治被败坏以后，好人和坏人往往要结为同党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趋炎附势，狼狈为奸，各自推举圈子里的人，把国家、百姓的利益置于脑后，苦心经营小集团的势力，内外勾结把私党里的人安插到各个部门中。最后，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凶利用，操纵权柄，窃国篡权，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被冤杀，或被迫退隐。
鉴于此，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你如果完全听任社会一般人的推荐，社会上说张三是圣人，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为真，那就坏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说好说坏都没有标准，老百姓有时很盲从，他们所说的圣人，也许是个奸雄，因为社会关系多，众人把他塑造成圣人的样子；他们所说的天才，也许是个骗子，私党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样子。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诋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于是结成死党，蒙蔽群众的人就会利用时机，打击、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贤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出以公心，按职务、按国事的需要提拔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选拔优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经文】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家富贵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好饰诈。貌美好不以统朝人，而反以盅女从欲。”
【译释】
《韩外诗传》说：“古代的士大夫在贵、富、勇、智、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本来应该爱护别人，爱护朋友，行侠仗义，通情达理，实际上恰恰相反，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一阔脸就变，变的不近情理，不行仁义，飞扬跋扈，残暴不仁。”
“家道富裕以后，本应周济贫困，扶危急难，可是有的富贵之家，不但不帮助穷人，投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广积功德，反而骄侈淫逸，挥霍无度，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家业凋零的下场。”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膘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用来干正事，做不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
“容貌姣美，风度翩翩的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树立形象、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外交之类的地方，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去行淫纵欲。”
【经文】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
《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
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辕，莫得专君焉。”
【译释】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国人便会被弄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便会生出变故，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明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骚扰不安，为了逃避骚扰，大家便要迁移，不再安居原地了，这样容易发生动乱。”
齐国的名相晏婴说：“一个好的臣子，固然应对上司忠心，然而忠心得过分了，就变成专权，那就不是忠了；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这是针对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醋劲太大不能容纳别人，也会产生嫉妒心。”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香花毒草，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东西南北，不遗一隅。一国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丑，平等对待。”
战国时的法家、韩国的申不害说过：“一个妇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揽大权，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权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国。有鉴于此，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专权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就像车轮上的根根辐条一样，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专权的现象了。”
【经文】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
鬼谷子曰：“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缄滕有，固。此代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惟恐缄滕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者乎？”
【译释】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父母亲非常感激，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愉快接受后，跑来向孔子讲述。孔子说：“子路做得对，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
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倡导了好的社会风气，这是劝人为善。子贡因自己有钱就不收人家的赎金，显得很谦让大方，影响别的奴隶主都不愿释放奴隶了（得不到好处嘛），家中有奴隶的也不敢去赎人了，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在该廉洁的地方讲廉洁是应该的，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眩耀自己的廉洁，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战国时的法家慎子说过：“做个忠臣固然是好的，但忠臣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臣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多次要把亲生儿子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却出了不少忠臣，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像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臣出来殉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尽忠，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忠的反面。
鬼谷子说：做小偷、扒手一类的盗贼，或是溜门撬锁，或是从别人的口袋里、皮包里偷东西，为了预防这些小偷，人们有了财宝，总是小心翼翼地放在保险柜、珠宝箱里，外面还要层层捆扎，加上大锁，生怕不牢固。这种防盗的做法，历来被世俗的人们当做是聪明智慧的表现。可是如果一旦江洋大盗来了，把皮箱、保险柜连锅端走，这时大盗惟恐你捆得不紧，锁得不牢呢。这样看来，以前被认为有脑子的人，不正是为强盗储蓄、保管财富吗？
【经文】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间相闻，网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同乡里者，曷常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得其国耶？并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