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接纳我的，”费尔南多很自信地说，转身走向西梅尔家。等西梅尔一开门，费尔南多很神秘地把他拉到一旁，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砖头大小沉甸甸的小包，小声说：“砖头大小的黄金值多少钱呀？”
首饰店老板一听黄金，眼前一亮，可是，这时已经到了安息日，按犹太教规，不可以再谈生意了。但是老板又舍不得让这宗送上门的大买卖落到别人的手中，便连忙挽留费尔南多在他家住上一宿，到明天日落后再谈生意。
所以，整个安息日，费尔南多得到了首饰店老板的盛情款待。到星期六晚上，可以做生意了，西梅尔满面堆笑地催促费尔南多把“货”拿出来看看。“我哪有什么金子？”费尔南多故作惊讶地回答道，“我不过想问一下，砖头大小的黄金值多少钱而已。”
在这则笑话中，穷人费尔南多熟练运用了“策动人心”的技巧：他在一个不能谈生意的时候，问了一个似乎关于生意的问题；而到可以谈生意的时候，这个关于生意的问题，又成了一个非生意的问题。
由于费尔南多一直没有明确他是否在谈生意，对问题的理解完全在于首饰店老板个人，费尔南多只不过为首饰店老板的“想象”提供了若干“参照物”，例如，神秘兮兮的样子，还有那块“砖头”一样的东西，而所有这些参照物同样也是没有明确界定的，所以，最后只能怪首饰店老板赚钱心急，把别人的“随便问问”当作了商业谈判的引子。
同时，在犹太人商法中也记录着另一个“策动人心”的故事：
摩西就职于一家保险公司，由于工作很出色，公司决定提升他。但该公司有个规则，高级职员必须是天主教徒，否则不能提升。而摩西是个犹太人，所以，董事会找来一位很有说服力的神父，让他去劝说摩西信奉天主教。
神父把摩西领进了一个房间。经过整整3个小时后，才见神父走了出来，大家都纷纷向神父表示感谢，可神父却是一脸失望。
董事长问道：“神父，您成功了吧？”
“哪里的话，看样子还需要几个小时呢！倒是，摩西已经把10万元的保险推销给我了。”
这则笑话既没有交代摩西在公司业务活动中如何能言善辩，也没有描绘摩西与神父两人之间如何说服对方，仅仅让“很有说服力”的神父“一脸失望”地承认已接受了10万元的保险，来说明犹太人的策动在经销中的能力。
犹太商人非常重视手中商品的质量，以此作为自己立足商场的基础，这固然不错，但他们更是推销方面的天才：在推销商品的时候，犹太商人非常擅长“策动人心”。也就是说，由商人的推销活动而引起顾客对该商品的注意或好感，也包括将顾客的需要与没有能力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需要的商品加以沟通。
用模棱两可的暗示来策动对方的犹太商人，在经商实例中数不胜数，美国犹太实业家路易·E·沃尔夫森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沃尔夫森是一个移居美国的犹太商人的儿子，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被商界誉为金融奇才。但他的实业道路却是从负债经营开始的。他首先向人借了10000美元，买下了一家废铁加工厂，然后把它办成了一个赢利很高的企业，只有28岁的沃尔夫森个人资产就突破了百万美元。
1949年，沃尔夫森用21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首都运输公司”，这是设在华盛顿的一套地面运输系统。
沃尔夫森有能力把亏损的企业办成赢利颇丰的企业，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但这一次，公司还没有赢利，沃尔夫森就开始宣布，公司将要增发红利。就像这类的手法本身并没有特别出奇的地方，只是沃尔夫森开始发放的红利超过公司这一段时间的赢利额。
这等于说，他用贴出公司老底的代价，制造企业高赢利的假象，这需要有冒险的精神，让公众产生对该公司的过高期望，以提高公司的股价。
和沃尔夫森预料的一样，“首都运输公司”的股票在证券市场被大家一致看好，价格一路上升，趁此机会，沃尔夫森将其手中的股票全部抛出，仅此一举赢利额竟达原来股票价值6倍之多。
沃尔夫森的实业王国当然不是完全靠“策动人心”创建起来的，但也不能否认，“策动人心”确实加快了其公司的成长过程。
经商与行骗的真正区别，不在于是否有“误导式中介”，而在于这种“中介”有没有包含与实际不符的允诺。假如没有允诺，或者只存在消费者想象中的允诺，这种策动人心的方法，即使不符合一般的商业道德，但也不违背商业交易的规定。
因为，现代商业靠法律来约束，而不是靠伦理来约束。这是一种不欺骗的欺骗，所以是一种谋略。只要运用好这种经商的谋略，每个人都有可能象犹太人一样成为顶尖的商人。
10、把谋划的良机运用在最佳点
成大事者既能高瞻远瞩，又能明察秋毫，把时局的发展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百智之首，知人为上；百谋之尊，知时为先；预知成败，功业可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是古往今来战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处事谋划者应具备的智慧。
“知彼”的情形十分复杂，“知己”就更难，所谓“当局者迷”，人们往往很难对自己做出客观的了解和评价。如果既能客观地评价自我又能全面地了解对手，那么就会无往而不胜了。
但在“知彼”的诸多方面中，了解彼方主帅的性格、谋略、为人、心态、志向等因素恐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只要能吃透对手，对他的意图了然于胸，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那主动权也就牢牢在握了。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可谓有知人之明，亦有政治家的才干。他在派大将钟会和邓艾伐取蜀国时，做了一番细致独到的分析，可谓把钟会和邓艾紧紧地捏在手心里，不论二人反与不反，都逃脱不了司马昭的控制，所以他采取了先放纵并利用他们的策略，最终除掉了他们。
当初司马文王（司马昭）想派遣钟会征伐蜀国，下属邵悌求见文王说：“臣认为以钟会的才能不能担任征伐蜀国的重任，更不可让他统率十万军队，否则只怕会有不测，请您再考虑考虑别的人选。”
文王笑着说：“我难道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吗？蜀国给天下兴起灾难，使黎民不得安宁，我现在讨伐它，胜利如在指掌之中，而众人都说蜀不可以征伐。人如果犹豫胆怯，智慧和勇气就会丧失干净，智慧和勇气都没有了，即使这样的人勉强去了，估计也打不了什么胜仗而只会大败而归。只有钟会与我的主意相同，现在派钟会伐蜀国，一定可以灭亡蜀国，灭蜀之后，即使发生了你所顾虑的事情，他又能做什么呢？凡败军之将不可以同他谈论勇气，亡国的大夫不可以与他谋划保存国家，因为他们心胆都已吓破了。倘若西蜀被攻破，残留下来的人都已震惊恐惧，就不足以与他们图谋起事了；中原的将士各自思乡心切，就不肯与他同心了，倘若作乱，只会自取灭族之祸罢了。所以你不必对这件事感到担忧，只是不要把我的这些话再告诉别人了。”
等到钟会禀告邓艾有反叛的迹象，文王统兵亲自西行征讨，邵悌又说：“钟会所统领的军队超过邓艾五六倍，只要命令钟会逮捕邓艾就可以了，不值得你亲自领兵去。”
文王说：“你忘记了前一阵子你说的话吗？怎么又说可以不必我亲自去呢？虽然如此，我还是应当以信义对待他人，但他人也不应当辜负我，我怎能先对人家产生疑心呢？近些日子中护军贾充曾向我说：‘是否有些怀疑钟会？’我回答说：‘如果我派遣你去，难道又可怀疑你吗？’我一到长安，事情就会自行结束了。”
司马昭的军队到长安时，钟会果然像司马昭所预料的那样，已经死去了。
司马昭深知二人必反，但又派二人前去，这是利用其勇。的确，如果不是邓艾出奇兵从阴平小路偷袭成都，蜀国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攻破。正是由于邓艾和钟会两人的内外夹攻，蜀国才破于一旦。但二人皆有反心，必然相互牵制，所以钟会以反叛之名逮捕了邓艾，并将其杀死，但是自己又被部将所杀。
二人取了成都，却又拱手送给了司马昭。即使钟会在蜀地反叛成功，司马昭也不怕，因为他早已断定，蜀地人心不可用，钟会成不了大事。况且司马昭听到钟会报告邓艾反叛的消息，即起大兵西去，众将不解，其实司马昭用意不在对付邓艾，而在对付钟会。司马昭在对付钟会、邓艾时所采取的欲擒故纵的谋略可谓太完美了。
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也很有意思。今天还有一句话，叫做“永结秦晋之好”。实际上，秦晋两国总是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时还会大打出手，弄得亲戚成了仇家。
晋国曾经一度动荡不安，国君屡有变动，持续了将近20年，直到重耳成为国君才安定下来。
晋公子夷吾在秦国，想借助秦国的力量回晋国即位，于是发生了下面一段故事：
晋国人芮让晋公子夷吾厚贿秦国，以便让秦国帮他回国即位。
芮说：“别人把国家都占去了，我们还爱惜什么钱财？回国后能得到民心，贿赂些土地又算得了什么！”夷吾听从了。
于是，齐国的隰朋率军队会合秦军送夷吾回晋国即位，夷吾就是晋惠公。
秦穆公对芮说：“公子依靠的是什么力量？”
答道：“下臣听说逃亡的人没有党羽，有党羽就一定有仇家。夷吾小时候不喜欢玩闹，能够争斗但很有限度，长大后这个脾性也未改。至于其他方面我就知道的更少了。”
穆公又问秦国大夫公孙枝说：“夷吾的位子能够稳固吗？”
公孙枝回答：“下臣听说只有合乎准则才能安定国家。《诗经》上说：‘无知无识，适应自然规律。’这说的是文王。又说：‘不弄虚作假，不残害人民，就很少有不合乎典范的。’不爱玩闹也不爱争斗，个性自然是少猜忌也不争强好胜。现在他的话里边既猜忌又好胜，要安定国家，恐怕很难呀。”
秦伯说：“猜忌多怨恨，又怎么能成功呢？正好可以为我所利用。”
穆公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国君，他不立好的反立一个坏的，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坏国君搞垮晋国，夷吾回国果然是弄得天下大乱。
鲁僖公十四年（646年）冬，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粮食援助，晋国不给。
晋大夫庆郑说：“前年晋国灾荒，秦国救济了我们大量的粮食和钱财。现在我们不去救援他们，就应该算是幸灾乐祸，忘恩负义。我们忘恩负义，就会失去亲附的人；幸灾乐祸，是没有仁义；爱惜财利是不祥；激怒邻邦是不讲义气。这四种德都失掉了，凭什么保卫国家？”晋大夫虢射也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八字进谏。
庆郑说：“背弃信用，背叛邻邦，谁来周济患难？不讲信用，祸患必至；失去后援，必定失败，一定会应验的。”
虢射说：“即使支援秦国也不会减轻对我们的抱怨，反而会助长敌人的力量。不如不给。”庆郑曰：“忘恩负义，幸灾乐祸，是百姓所唾弃的。亲近的人还会因此结仇，何况冤家敌国呢？”晋惠公听后依然不予理睬，仍是一意孤行。庆郑退出宫室，说：“国君肯定会为此后悔的。”
当初秦国送晋惠公回国即位的时候，秦穆公把贾君托付给他，并且叮嘱：“让中公子都回国吧。”晋惠公曾答应送给中大夫器物，不久也违背了诺言。他曾许诺秦穆公送给秦国黄河以外的五座城邑，东到虢略城，南及华山，还有黄河之内的解梁城，也没有兑现。
晋国闹饥荒，秦国向晋国输送了粮食；秦国赶上饥荒，晋国却不伸出救援之手，秦穆公考虑到晋惠公做了这么多的不义之事，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大举讨伐晋国。
9月，晋惠公迎击秦国军队，先派出韩简观察敌情。韩简回来报告说：“敌军人数虽少，然而斗志昂扬，我军恐怕抵挡不了啊。”惠公问：“什么原因？”
韩简回答：“国君您当初逃离晋国是得助于秦国，回晋即位也是由于秦国的宠信，闹饥荒时吃的是秦国粮食，秦国三次有恩于我国，我国却不思图报，所以才起兵来攻打我们。现在我们又迎击他们，我军懈怠，秦军振奋，斗志差一倍都不止啊。”
之后，秦、晋两军战于韩原。此一役，秦国虏获晋惠公而回师。
其实此次秦晋之战秦穆公已是胜券在握了。秦穆公早就做好了打算，这不仅仅是单纯的预测，而且一步步地实行了自己的方案。
秦穆公从对晋惠公夷吾的性格分析入手，采取了恰当的方法，再经过几次外交攻势，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动的地位，更何况秦国的军队本来就比晋国强，一战而俘获晋惠公，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司马昭平钟会、邓艾之叛和秦穆公俘获晋惠公，这两个例子均是把欲擒故纵的策略发挥到及至的典型，也是把时机放在最佳点上的典范。战争如此，生活也一样，只有在合适的时候，找到最佳的机会出手，事情才可能顺利、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