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形态
马克思深刻地领悟到，以往哲学的最大缺陷在于根本不理解人的活动，唯心主义只看到抽象的精神活动，唯物主义则只看到抽象的自然，却都没有看到作为二者统一体的人的活动。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主体理解为一种能动的综合感性材料的活动，即知性为自然立法的活动。但他没有把这种综合理解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具有外部感性特征的物质性综合活动，而只是视为在人的头脑里进行的理智活动。这样，为了保证主体的主动性，他只得把自在自然即物自身与人的认识完全割裂开来，放到不可到达的彼岸世界。马克思对此唯心主义的先天综合活动予以改造，把它理解为人的实实在在的感性综合活动，即人类的生产劳动。这样，旧哲学所追求的精神实体或物质实体，就被改造成了人的感性活动自身。马克思曾批评费尔巴哈说：“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3]思想客体指黑格尔哲学的对象，即绝对精神，感性客体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对象，即自然界。马克思认为，应当以人的活动本身作为他的哲学对象。在马克思看来，当然应该如费尔巴哈那样，承认自在自然的先在性，承认人只是这一自然的一部分，但却不能停止于此。应该看到，自在自然的先在性只是人的活动的前提，而不是人的活动自身。纯粹的自在自然对人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人的活动中才能化为具体的现实性，成为具体的自然、具体的活动主体与客体。因此，只有人的活动是现实的、具体的对象，而自在自然、绝对精神之类的东西都是抽象的、非现实的东西。[4]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研究对象。但哲学研究对象的改变不可能不连带着哲学基本问题的转变。旧哲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也不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是以抽象的事物作为对象的。一旦把对人而言最为具体的事物——人的活动自身作为对象，则旧哲学中的那些抽象之物便失去了意义，而唯有人的活动是真实的、具体的、有意义的事物。旧哲学意义上的物质系列的东西与精神系列的东西，在此便只能被理解为人的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从人的活动的观点看，不存在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与人的活动无关的物质，亦不存在抽象的、神秘的精神，而只有具体的人的活动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即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以人的活动为哲学的对象，必然要导致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即必然导致哲学基本问题由古代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近代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转换为人的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即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马克思正是这样理解问题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要求人们把事物、现实、感性等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看作实践，从主体方面去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要求人们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并在此提出了“物质实践”这一概念。[5]这就是说，马克思要求人们把作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的一方的感性存在，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理解为实践、物质实践，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时强调，“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6]。这就是说，观念、思想等，只能被理解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活动，而决无什么脱离人的活动而独自进行的观念、思想等。亦即作为近代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的思维，只应该被理解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活动。这样，马克思实际上就已经把哲学基本问题转换成了人的两种活动，即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形态。
不言而喻，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对问题本身有透彻的认识。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精神性活动和物质性活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是一种对该问题的具体的认识，达到了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实质的把握。而这一实质性的关系在哲学史上则依次被抽象地把握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虽然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的关系中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一般与个别、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但并不能归结为后两者。因此，古代和近代的哲学之不能合理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就不能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了。由此而观之，古代哲学之不能合理地解决问题，首先在于古代哲人未看出一般与个别这对范畴只是人的活动的方式，它们本身并不具有脱离人的活动而独立存在的意义。古代哲学从现实的人的活动中把这对范畴抽象出来，并把它们视为独立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东西，这就使之完全脱离了一般与个别得以统一的基础的人的现实活动。其次，古代哲学的困难还在于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原本是统一的人类活动的两个方面，并不能把它们理解为本原和派生物的关系，不能把其中一方化为虚幻。人之为人，正在于这两方面的统一，缺一则不成其为人。无精神性活动，人的活动成一本能的动物活动；无物质性活动，则人的活动成一虚幻的精灵活动。因此，决不可以把作为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的抽象的一般与个别，视为本原与派生的关系。而近代哲学之不能合理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则在于哲学家们未看到思维与存在亦只是人的活动的一种方式、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既不能离开人的活动来理解，亦不是人的活动的全部内容。再次，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的关系亦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向的反映，不能把其中之一视为另一方的投射，视为虚幻。反映总是相互的，精神性活动反映着物质性活动的内容，物质性活动亦反映着精神性活动的内容。否则，若只是一个单向反映，人的活动便只是一个抽象，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显然，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都使作为人的活动方式的一般与个别、思维与存在脱离人的活动，成为抽象的东西，并且企图抹煞人的活动中的一个方面。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人的规定性，使双方的统一失去了基础，因而必然不能合理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既然一般与个别、思维与存在只是人的活动的方式，且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则合理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前提，便是把一般与个别、思维与存在只视为人的活动方式，把哲学基本问题直接理解为人的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并且承认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的实在性、不可还原性，不再在派生或单向反映上做文章。马克思的工作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
三、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三重含义
既然不能重蹈前人之覆辙，把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之间的关系说成是本原与派生或单向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那么，马克思就必须寻找对这一关系的新的规定，并由此而说明世界的统一性。马克思在多处表述过他所作出的这种新的规定，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经常为人们所引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一大段话。在那里最明确的说法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我们注意到，第一点，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别的地方论述他的唯物主义见解时，用的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一类的概念，而不是用抽象的物质、精神等旧哲学的术语。这一点完全适应于他对哲学对象、哲学基本问题的新理解。第二点，是颇为引起争议的一点，即马克思在规定上述关系时，用了一个“制约”，又用了一个“决定”。“制约”一词含义较为明确，“决定”一词的含义则颇为复杂，它在这里指什么呢？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指派生或单向反映吗？若这样，则马克思又回到了旧哲学之中，毫无新意可言。且如前所述，用派生或单向反映来规定人的精神性活动与物质性活动之间的关系，极成问题。人的活动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若规定为派生或单向反映关系，就是取消了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而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则必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单纯的物质性活动决不能称为人的活动。马克思关于建筑师与蜜蜂的著名比喻，正是要说明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马克思像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主张人的活动可以无意识地进行，把人等同于一架机器。因此，把上引马克思话中的“决定”一词解释为派生或单向反映之义是非常错误的。很明显，“决定”一词不能作任何其他解释，而只能直截了当地理解为制约之义。从上下文关系来看，“决定”与“制约”也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因此，必须把物质性活动决定精神性活动明确地理解为物质性活动制约精神性活动。制约，这决不是把其中一方归结为虚幻，而是在确认双方都为实在的前提下对双方之间关系的规定。
但这种制约作用也不应该在相互制约这种泛泛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费尔巴哈的观点，即认为若没有人的活动，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存着。但他又指出，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并非对于现实的人而存在的自然界，因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自然界。[8]因而，在马克思看来，对于进行着现实的活动的人来说，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必须被置于这一活动中去理解，即是说，在离开了自然发生状态的现实的人那里，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并不脱离人的活动而存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此时即融贯于人的活动之中。对于现实的人存在的自然界，并不是孤立于人、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而是本身即为人的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构成人类活动的现实要素。对于自然发生的人来说是纯粹外在的自然，在现实的人这里则转化为其活动的内在要素，其优先性已不是纯粹自然发生意义上的优先性，而是转化为人的活动内部的、现实的“自然”的优先性，转化为人的活动中为满足人的自然需求而进行的物质性活动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从人类历史的构成过程看，就是一种基础性。因而，物质性活动对于精神性活动的制约作用，就不是一种泛泛意义上的交互制约作用，而是一种具有基础性的制约作用。而反过来说，人的精神性活动对于物质性活动的制约作用就不是基础性的。这里，不是制约作用的有无问题，而是制约作用是否具有基础性的问题。人的物质性活动对于精神性活动具有基础性的制约作用，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那么，物质性活动是怎样基础性地制约精神性活动的呢？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基础性制约作用首先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很清楚，由于人的身心结构，他必须先能维持其生命存在，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在进入历史活动的这个门口，他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到生产生活资料上去。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单纯地进行物质性活动而把精神性活动放在一边，而是说，人们必须首先把全部注意力投放在物质性活动上，即放在以获得物质性结果为目标的行动上，并使精神性活动也服从于这个目标。只有当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人们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目标。在历史上，只有当物质生产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单独的精神性活动才能相对地分别出来，追求相对独立的内在目标。任何一个社会，在其发展初期的关注重点，必然是在物质性活动方面，而精神性活动则完全服从于物质性活动。只有当社会向越来越高的阶段发展时，人类才能逐步摆脱物质性活动的压力，而越来越多地把关注重心移向精神性活动。这是马克思的物质性活动基础性地制约精神性活动的唯物主义命题的第一层含义。
其次，物质性活动对于精神性活动的基础性制约作用，还在于物质性活动的内容对于精神性活动的内容的基础性制约作用。在人的活动的每一环节之中，纯粹的物质性一面是活动得以进行的外部前提，即“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0]。人不满足于所获得的前提，于是便要加以改变。为要在物质形态上能对于对象实现改变或曰否定，便须先在意识中对之实行变换，否定其直接存在状态，而指向一种适合于人的目的的状态。但那一直接肯定地存在的状态却是否定得以进行的前提，它制约着否定的内容和可能性。这种情形一方面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即否定既存事物的能力，另一方面亦体现了人的受动性，即否定的前提对此否定的限定、制约作用。这是物质性活动基础性地制约精神性活动的第二层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