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是需要不断重读的。从思想史上看，“重读”是一种常见的现象。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康德重读拉斐尔……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前人的历史。所以，哲学史、思想史以至人类历史总是被不断地“重写”或改写。马克思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过多地参照了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追踪可谓亦步亦趋，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文实际上让马克思迷失在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阵中去了。
毫无疑问，引入国外马克思学及其成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矫枉不可过正。把国外马克思学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立起来，褒扬前者，贬抑后者，认为前者属于纯粹的学术研究，后者难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这样的观点未免过于极端，例如，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他的贡献当然是一种主义的发见，但却是建立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的；与卢卡奇截然相反的阿尔都塞，他的基本判断也是从文本解读出发的。那么，卢卡奇和阿尔都塞谁是谁非呢？进而言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趋之若鹜不足为取，唯西方马克思学马首是瞻也过于殷勤了。
中国马克思学的定位不在于它是哲学还是科学，而在于它是文献学还是文本学。如果中国马克思学的定位是文献学，那么，它将面临的重重困难，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尚不具备从事原创性的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如果定位是文本学，那么，它和既有的研究方式并无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它特别强调了立足文本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着眼资料的收集和出版情况的考证，关注经典文本写作过程的梳理以及文本结构的探析。
在我看来，重视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工作进展，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是必要的；对国外马克思文献学亦步亦趋，过于迷信和盲从，则是大可不必的。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发生巨大的影响，首先不在于它是纯粹的学院派哲学，不在于它具有纯粹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改造世界的哲学，在于它把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单纯的学术对象来研究，无法揭示它所发挥的巨大的时代作用。
我也不赞赏“以马解马”的方法。无论是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中找出一句或一些话，然后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重建”“重构”，还是事先预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逻辑，然后用它来引导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在我看来都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从思想史上看，任何一种“重读”“重建”“重构”，在根本上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活动所激发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仅仅面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应面对当代中国实践的“文本”。只有立足这一“文本”，我们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马克思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学”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马克思学”看来，马克思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首先是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和革命学说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更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最紧密，最容易受到现实发展状况的检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如法国的吕贝尔、比果，德国的费切尔、朗兹胡特、迈尔，英国的麦克伦南、阿克顿，美国的胡克、海尔布隆纳，奥地利的费舍尔等人，都是围绕与现实相关的重大问题而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阶级斗争与异化理论、人道主义与历史规律等问题。
对于西方“马克思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为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提供理论基础。把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制定辩证唯物主义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之父”（兰格语）。
瑞士学者鲍亨斯基在《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创造性首先表现在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者，在哲学上论证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强调了阶级斗争和实践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性；恩格斯则给与马克思主义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方向，远远超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马克思形式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恩格斯形式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前者具有积极因素，后者则代表着“退化和破坏”。费切尔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存在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只存在于作为革命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背离”。
那么，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呢？
对于胡克来说，马克思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得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对文化的系统结构和发展的关键问题的解答。“马克思懂得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是同其他的文化彼此相联系的……马克思力图找出了解文化的结构和发展的关键，从而说明为什么——比方说——中世纪的文化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文化，它们是怎样产生、兴盛和消失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胡克语）。
同时，胡克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一种充满道德义愤的批判学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被一种道德热情鼓舞着的，如果没有这种热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愤怒和抗议只能是一时的激动。“马克思主要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作为一个燃烧着要消除他那时代的社会不平、贫困和不公正现象的热烈理想的人而写作的”。“尽管马克思拒绝诉诸伦理原则，但他所写的一切东西中都炽烈地燃烧着一种对于社会不公的切肤之感。”（胡克语）
阿克顿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种经验的社会学或实证的社会学，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见解最一般的方面来看，这种见解是一种这样的观点：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而且确已）达到一种科学的理解。”在阿克顿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反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倾向，强调观察、实证的方法是理解世界的唯一方法，并可以有效地运用于社会领域。马克思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要求对人类社会进行实证科学的考察。
比果站在新托马斯主义的立场上，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一种救世主义的“神话”或“宗教”，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放弃神学观点，无产者处在历史的中心地位上，正如基督处在时间的开始和终结之间一样。“在马克思那里，有一部《创世纪》：作为创造活动的劳动是同人在劳动中的异化过程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人类的起源就犯了罪。还有一部《启示录》：人应当通过一场灾难而重新找到失去的乐园。”（比果语）在比果看来，当马克思“在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人的全部复没’时，又当他从无产阶级的赎罪里期待着‘人的全部恢复’时，他岂不是下意识地把无产阶级当作了‘人——上帝’，即同时即是牺牲者又是赎世主？”其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法国的马利坦、卡尔维茨和美国的塔克尔等。
在西方“马克思”的视野中，异化理论不仅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哲学思考，而且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甚至可以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异化是马克思毕生探索的中心课题。
伊波利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以及来源，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并且把人的解放确定为人在历史过程中为反对任何个性异化而进行的积极斗争，就可以最充分地揭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海尔布隆纳提出，除了阶级斗争这一主题外，异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主题。异化与阶级斗争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都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消失。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为人类指明的双重远景，即结束阶级统治和消除异化。
德曼断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由异化思想和人道主义动机所形成的价值感觉和价值判断构成了马克思整个理论创造的基础，并使马克思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了真正的意义。“不管人们怎样考虑这种价值判断和价值感觉表述的思想结构，以及它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体系性的地位，二者都说明了产生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从而也说明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意义。”（德曼语）
朗兹胡特和迈尔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就在于，揭示了人的自我异化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的、物质过程的结果。马克思总是以自我异化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把握“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上人的生活的基本特征”。“《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稍加改动可以这样表达：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
正是由于把异化思想和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或主题，所以，西方“马克思学”或者把青年马克思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晚年马克思当作经济决定论者，从而制造出“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或者把异化思想和人道主义视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主题，从而制造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神话。在西方“马克思学”的视野中，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关于人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实现的思辨哲学，变成了一种抽象的人的学说。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与西方“马克思学”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不是抱着纯学术兴趣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是抱着“实践的旨趣”和“解放的旨趣”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从卢卡奇和柯尔施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功能，是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卢卡奇、柯尔施那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重新回到马克思本人的“主体性原则”和“总体性辩证法”，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对于萨特、哈贝马斯来说，“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有一些“空白”和错误，有待“补充”和“修正”。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把高扬主体性原则，作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面旗帜，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性质，强调自我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卢卡奇深信，“任何社会力量实质上就是精神力量”，并把主体性原则塑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原则，并断言：“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的决定性差别，不是经济动机在解释历史中占首位的原则，而是总体的观点”。
同卢卡奇一样，柯尔施依据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并力图用历史辩证法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在柯尔施看来，按内容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新观点的产物；按形式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唯心主义哲学中得出来的，即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接受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二者的区别不是理论自身的性质，而是它们代表了不同的革命运动，即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黑格尔主义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对现有事物的纯粹认识，而是始终关注人的主观的和批判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是“包括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理论”，并用总体性观点克服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自然界与人的二元论，建立了以主体为统率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诉诸主观因素的历史辩证法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所在。
哈贝马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意义和目标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实践设计的对象。传统历史哲学的弱点就在于，不理解历史发展本质上是实践的，现在和未来都不是沉思或科学预见的产物，而是主体介入的实践理性的结果。正是实践理性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就是把这种理论拆开，“再以新的形式把它构成，为了更好地达到它所规定的目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实践方面提出的理论观念”（哈贝马斯语）。
萨特明确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设定一种历史的内在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那种自以为发现了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妄想的话”。在萨特看来，“任何一种辩证法都应该建立在个人的实践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的实践，既那种人人可以从自己的实践和异化中取得的经验，又是那种使人们理解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