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当前在一些定期出版物中经常发表有关东正教在我国文化和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有关圣经十诫命运方面的材料；对宗教道德问题、对东方哲学遗产的兴趣明显增长；在青少年一代世界观取向方面出现了极为复杂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概括，提出进行基础性研究的长远战略。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弄清哲学应对宗教采取的态度，运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提供的理论方法。
我认为，冷静地估价我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工作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哲学发展是一个不停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对世界哲学思想提供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改造，但是在停滞的年代里，对它却采取了极为反常的态度。
在研究外国（“资产阶级的”）科学思想方面，最时髦的方式就是“揭露”。对待控制论、遗传学、结构主义、语义学、符号学的态度，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就连爱因斯坦和海森堡也不曾幸免。这种“揭露”所带来的直接损失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有影响的批判家曾经痛斥“美帝国主义者的法国奴仆萨特先生的哲学淫乱”，说“存在主义是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建立起来的”。这种无知当然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消失。
有一种基本程式至今仍没有销声匿迹，这种程式就是：先是斥责、划清界限，如果需要的话则加以歪曲，然后才进行分析，指出提出问题的“及时性”，甚至羞羞答答地从中借用某种东西。
我国认识论专家的经验表明，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批判地研究和改造西方逻辑学、控制论、科学学著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我确信，不仅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而且其社会人文（哲学、宗教、神学、美学等）思想都以某种方式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学术前途的研究对象和新颖的研究纲领、重要的猜测和设想，一句话，如何把这些实在的知识汇集起来，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个人“生活世界”和社会过程的理解。
因此，对外国人文思想必须在方法论上采取深思熟虑的、“精打细算”的态度，放弃无谓消耗哲学能量（“只是一味地揭露”）的做法。一味地揭露无助于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出正面的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些是马克思主义尚未解决的。
任务在于要弄清那些用唯心主义语言讨论的问题的实质，对之进行创造性的思考，最后找出能够丰富辩证唯物主义知识的因素。
（泽林摘译）
B.П.凯里莫夫（哲学副博士、《真理报》顾问）：文化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把哲学称为“文化的灵魂”。对他的这一想法加以发挥，可以说：如果灵魂是活生生的和精力充沛的，那么文化也将是活跃向上的，如果灵魂是委靡不振的，那么文化就将是惰性的。应当坦率地承认，近年来我国的“文化灵魂”，其状况是不佳的。多年来哲学不断受到党的严厉而公正的批评，“理论工作烦琐化”、“范畴游戏”是对它发出的指责。
如果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被变成烦琐哲学，这样说一定会使人们迷惑不解，但这却是痛苦的事实。哲学家到处把辩证法当成《圣经》来膜拜，逐步地把它变成了烦琐哲学。所谓烦琐哲学，不仅指的是人们曾就范畴进行过无休止的和无益的争论，而首先是指它脱离生活，沉溺于狭小的理论天地。尽管你的文章谈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并引用成百上千个事实和数字，你仍然可能是一个烦琐哲学家，因为你看不到现实的活生生的矛盾。烦琐哲学的最主要缺点就是对严肃的、目标明确的和有实效的批判不感兴趣。
批判功能是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确实，难以想象不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严厉的批判和不从共产主义理想的角度进行这种批判的哲学，能够成为真正的哲学（尤其是辩证的哲学）。然而哲学家却在很多方面丧失了对开展这种批判的兴趣。取代这种批判的往往是对某种需要所作的应时辩护即诡辩，而烦琐哲学是离不开诡辩的。
诡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阴险的敌人，因为它穿着辩证法的外衣。诡辩论试图用词的无限可变性来取代概念的辩证灵活性，事实上就是使用“发展的”来取代“发达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为完善。玩弄词句往往导致对词句和“书本”的崇拜，变成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书呆子习气）是真正创造性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可怕的敌人，因为受冲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遗产。人们用引经据典来取代对经典作家思想的发展，引文往往成了争论者的最后依据。人们用“马克思主义这样认为”、“列宁这样写道”作为证明自己正确的保护伞。
虽然难听，但却必须指出：我们的哲学日益丧失了个性。现在人们用“我们认为”来取代“我认为”，在哲学著作中越来越分辨不出作者的个性。著作如潮水涌来，其中一切都正确无误，然而却没有任何新意，没有自己的见解。它们不痛不痒，因此也不会“触动”任何人。
怎样才能医治我国哲学的疾病？只有把烦琐哲学、诡辩论、本本主义和无个性从哲学中驱逐出去，我们才能把这一哲学的辩证潜能释放出来。今天我想说的一句话是：“多一些辩证法就意味着多一些马克思主义！”
（泽林摘译）
A.Д.乌尔苏尔（摩尔达维亚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改革理论与哲学的任务
在当前条件下，在各门科学中，哲学应更快地正视对它所作的批评，明确自己之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核心在我国目前改革中所处的地位。
我不赞成戴着黑色眼镜来看待苏联哲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完全落后于生活的。我赞成И.T.弗罗洛夫院士在1986年10月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表述的看法：在哲学发展中，有些著作和有些方面并不落后于生活，譬如对控制论和信息论、一般科学知识形成、生态学、宇宙开发问题的研究。另外，近年来得出的方法论结论，即认为在现代科学中有一般科学层次上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能被归结为哲学知识和部门科学知识，我认为这一结论是重大的哲学发现，对此应毫不含糊地加以肯定。
如果以研究开发宇宙的哲学问题为例，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一领域中，我国哲学是与正在开展的宇航实践和社会前景预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可以感觉到时代的脉搏和对未来的展望，苏联哲学家在这方面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现在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因为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思维和活动进行根本的、极其深刻的改革。
要想克服哲学家思维中的危机现象就必须恢复辩证思维方式和民主思维方式，恢复其创造性发展的权利，而首先是要加强辩证哲学与实践的联系。
我认为，目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已经到来。新思维将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哲学家在此过程中是应当有所作为的，因为当前推动科学发生革命的动因来自哲学和社会科学。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即加速和使整个人类文明存在下去）正在形成，人们将从这一角度对许多传统的和永恒的哲学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泽林摘译）
A.П.布登科（哲学博士、莫斯科大学教授、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所研究部主任）：斯大林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问题
我想着重谈谈那些目前强烈地触动着我这个哲学教育工作者的问题。杂志或许也会对此感兴趣，并帮助确定出杂志理应讨论的题目。
这里面首当其冲的是斯大林问题。我们必须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对于评价过去来说，“个人崇拜”这种说法只是涉及了皮毛。难道问题的实质真在这里吗？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国家的经济走向了何方？“个人崇拜”的概念本身与此有什么关系？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现象的实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在这里，我也无意给出最终的答案。
为什么呢？我觉得，在所有我们这些哲学家都意识到在斯大林时代我们实质上差不多生活在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之前，我们不可能理解自己成了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社会有怎样的缺陷，以及应怎样同这些缺陷进行斗争。一旦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何处，被置于怎样的条件下，曾经是怎样的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了怎样的人，我们就能够正确地理解今后自己应怎样行动。
这是我所要说的基本思想。我认为，关于所谓“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盛行的时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原则性的和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必须弄清这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方面给国家生活乃至普通人的生存带来了严重后果的现象，是怎样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而后又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蔓延开来的。工人阶级究竟是如何被剥夺了充分行使自己权利的可能性的？
当时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抵制这一切？谁没有抵制？为什么没抵制？现在有些人在谈论民主时常说：苏联人不愿意行使自己享有的民主权利。那么请问，到底谁教过他们行使这些权利？
我们大家都应该好好想一想，怎样才能合理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深入分析这个问题，弄清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产生和巩固起来的。
第二是有关我们所获得的思想遗产的理论方面。这不仅是就对思想遗产的理解而言的，而且是就下述事实而言的，即我们所有的人（不只是哲学家）都不自觉地受到斯大林思想的教育和浸染。现在有许多哲学家承认，他们不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根据斯大林的思想来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的确，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都是被斯大林的著作教育出来的。
我们试举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教条为例。须知这并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斯大林的杜撰，但时至今日我们还希冀着发现这五种形态的更替。数十年来，这类远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大量地灌输进我们的意识，如果我们不揭示出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同应该与之斗争的东西进行斗争，这些思想还会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下去。我们还没有把继承下来的东西理清，这是个重大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本书，现在希望把它发表出来。我想，《哲学问题》杂志不应置身于对我们的思想遗产进行深入分析的工作之外。
下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问题。我们大家都熟悉而且谁也不打算修改列宁关于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要消失，矛盾仍会存在的原理。这是一条普遍的总路线。社会主义社会的确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内部非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实现着自身的发展。这一切都是最起码的知识，没有人想要修改它。但同志们，我们要知道，描述社会主义应如何发展的纯理论是一回事，而生活是另一回事。一些州的党委书记由于受贿和盗窃国家财产被处决了，这难道不是对抗性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吗？杂志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它这样做是对的。但遗憾的是，它以后又对这个问题缄口不语了。杂志似乎是害怕了，而这是要不得的，应该依据我们党和各加盟共和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在相应的水平上把问题摆出来。这些文件中记载着成百上千的受贿、迫害以及拥有和掌握百万钱财的黑手党的事例。这种黑手党是什么？他们是用自己的劳动挣得百万钱财的吗？他们是“按劳取酬”的吗？这是不折不扣地把别人的劳动和财富据为己有。财富是别人创造的，投机家们把它们据为己有，这意味着存在对抗性矛盾，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虽然有些话是党说过的，但我们真的还要一再重复我们这里存在的那种纯而又纯的理论吗？按照该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只可能存在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党是在60年前讲这些话的，我们难道只应重复已说过的东西吗？抑或生活正迫使我们看到另一种东西？我们对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的条件所作的分析是否正确，这一点应该弄清楚。
否认对抗性矛盾存在的可能性，甚至使我们自愿放弃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手段。我们目前正在建立一些与资本家合营的企业，难道由于是与我们合营，资本家就会舍弃利润来建立这些企业吗？难道资本家会剥削我们的劳动力但却不获取价值吗？这里真的没有问题吗？难道在我们这个早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出现问题吗？我们哲学家应该准备去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极端的措施。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制造必需的技术设备、学习有效的管理等，我们不得不花钱应付资本家，允许他们剥削一部分工人。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不幸。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剥削，不是对抗性矛盾吗？我认为，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的教条主义分子是企图解除我们的武装，使我们无力分析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
最后，我还想再说几句。苏共二十大的经验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会不会出现倒退的运动？我觉得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分析哪些社会势力阻止了苏联社会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复兴？哪些势力妨碍了二十大提出的那些思想的实现？这些势力不会阻止今天的改革，不想把现在的发展拉向后退吗？必须把这些势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指出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想干什么，目的何在，为达到目的他们正在做什么。
（张凡琪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