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扎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1927—2009），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波兰著名哲学家。出生于波兰的腊多姆（Radomi），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罗兹（Lodz）读大学，194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48年任罗兹大学逻辑课助教，翌年任波兰最主要的哲学杂志《哲学研究》（Studija Filozoficne）的主编，1953年获华沙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成为该校讲师，1959年升任现代哲学史教授，并任现代哲学教研室主任。1956年“波兰事件”之后，科拉科夫斯基曾被作为修正主义者批判，1966年他因发表纪念“波兰事件”的演讲而被开除出党，1968年3月被开除出华沙大学。此后，他离开了祖国，先去柏林，后去加拿大，最后成为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
科拉科夫斯基是西方哲学史专家，对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都十分熟悉，在西方中世纪哲学、基督教哲学、斯宾诺莎哲学、实证主义等领域撰写了许多著作和文章。此外，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还撰写了许多颇有影响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主要著作有：《别无选择的人》（1960）、《从休谟到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哲学》（1966）、《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968）、《神话的在场》（1972）、《魔鬼与〈圣经〉》（1973）、《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与反乌托邦》（1974）、《社会主义理想：一种重新评价》（1974）、《胡塞尔与寻求确定性》（1975）、《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三卷本，1976～1978）、《宗教：如果没有上帝》（1982）、《柏格森》（1985）、《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1990），等等。
科拉科夫斯基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他反对建立系统的哲学体系，他明确表示，自己对那种想对一切问题提供答案，把自身当作关于世界、人、历史、水等的包罗万象的知识的哲学特别反感，他特别反对那种为达到完满的社会提供行动纲领或理想方式的哲学。科拉科夫斯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可以用意识形态批判来加以概括，他的理论围绕着一个轴心：对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现存世界的批判。科拉科夫斯基探讨了20世纪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些主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但是，他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的研究则是用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视野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本书选用的科拉科夫斯基两部分文献都是关于意识形态批判主题的。
《意识形态和理论》一文选自科拉科夫斯基早期著作《别无选择的人》。在这部著作中，科拉科夫斯基集中探讨了科学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他指出，科学活动强调不依赖于政治需要的客观主义的原则、修正主义的原则、永恒的批判原则，而意识形态与现代科学相反，它从属于各个社会集团、党派或阶级的日常任务，它是可变的和顺从的。因此，科拉科夫斯基反对所谓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提法，认为这是一种神话。他认为，我们无法彻底摆脱意识形态，人不可能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科学也并非是万能的。科拉科夫斯基认为，无法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人对于意识形态无能为力。相反，“虽然意识形态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善良的人也没有必要去否定这些规律，但是为了取得一些成果，还是必须努力去限制意识形态对科学思想的破坏作用”，防止意识形态成为垄断一切的异化力量。
科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部著作一问世，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几年间，就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三卷分别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第二国际和列宁主义时期、当代马克思主义时期。在这部巨著中，科拉科夫斯基批评了几乎所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他自己则由于这部著作而受到来自东方和西方的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和批评。造成这部著作巨大“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主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及悲剧命运。科拉科夫斯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无论从时间上讲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哲学人本主义”（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与那些强调“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差别的思想家不同，科拉科夫斯基强调马克思前后的统一性。他很重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资本论》不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否定，而是后者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在他看来，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越来越背离了这一哲学人本主义立场。造成这一蜕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实质差别；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三个相互冲突的动机或主旨（motive），即浪漫主义动机、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动机，以及启蒙运动的、决定论的和理性主义的动机。本书选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一卷的绪论和第十六章“小节和哲学评论”，这些论述代表了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总体评价。
意识形态和理论[1]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在历史上也是唯一的自相矛盾的情况，这就是：这种学说虽然揭示了人们怎样受政治条件所迫把社会意识神秘化了，但是当这种学说宣称自己决不是神话的时候，它本身也就成了一种神秘的骗人的东西。
这种情况的独特性就在于：一种真正科学的理论（从传统的理性思维中产生出来，并在欧洲文化的理智生活而不是在宗教生活中深深扎下了根的），已经成了政治上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一种思想的上层建筑。然而，马克思关于社会意识像照相一样反映现实的这个思想，后来被简化成了一条原则，即社会意识神秘化的根源仅仅在于意识的阶级性，它或者是智力不成熟的产物（如在工人阶级产生以前的被压迫阶级那里的情况），或者是有意识的欺骗（如在有产阶级那里的情况）。
在这两种情况下，对社会意识的解释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因为这种解释把人脑中所产生的对世界的错误认识，归结为人脑的特性，归结为缺乏知识或企图进行欺骗。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即异化理论也不见了。为此，就提出了一种非常乐观的解释，即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党才成为“自为的阶级”，并自动地完全摆脱了神秘化，工人阶级一旦建立起一个政治组织，就不需要去歪曲地认识世界。这种观点是很明白的，因为按照这种观点，党是阶级智慧的物质体现，它获得了完全彻底的解放，没有任何局限性，这就是说，问题很简单，党是决不会犯错误的。实际上，由于一个明显的目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就被一种毫无错误的教条代替了。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根本不可能指出政治组织对理论思想的作用的歪曲。在早期的群众运动中，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群众运动，只有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从科学思想中创造出来的。在群众运动产生的时候，意识形态是灵活的，它还不能控制科学。可是现在，人们不得不首先顺从组织的压力来研究本来是科学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得不取消任何理性的检验。
宗教的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从科学转到宗教的，因为它从来就不是科学的；所以它一开始就随意地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却使科学变成了神话，变成了一种抽去了理性精髓的可塑性材料。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按照意识形态发展的典型格式实现的，不过根据它们的传统，它们总是披着科学的外衣。其目的是实现全部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和绝对渗透，虽然这种意识形态早已不能同科学规律相匹敌，可是它还是在科学的口号下发生作用（当然，和官方马克思主义相反，有时也出现了具有最高科学价值的副产品，马克思的方法论成就，也没有完全被遗忘，它确实是获得伟大科学成就的灵感。卢卡奇的著作就是一例）。
官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过程证实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因为官方马克思主义表明，一旦科学思想与意识形态相矛盾，政治组织本身就会对科学思想起破坏作用。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共处（应该是共生），是意识形态借以寄生的场所，意识形态编造的谎言渗入了科学思想，并危害着科学思想的存在。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反抗和批判的，因为这是政治组织的本能，有时政治组织也揭露一些社会的真相，但它起码还有它的独特的利益，即保持内部的共同一致，激烈反对任何非一体化的倾向。在思想上，组织的约束和阶级的约束是对立的，因为阶级的存在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马克思称为“自在的阶级”）。思想上的非一体化，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因素，所以，政治组织就不得不保护它的意识形态免遭理性的检验。
另一方面，科学活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要求的正是不依赖于政治需要的、由社会来进行检验的原则，即要求客观主义的原则、修正主义的原则、永恒的批判以及经常不断地对一切可能出现的观点加以比较的原则。因此，意识形态的活动和科学的活动总是互相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决不会由于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就能从世界上消除，因为善良的愿望不能脱离社会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变为僵死的官方条文，这不是像忏悔中的罪孽一样，通过“虔诚的赎罪愿望”就能克服的一种“错误”。
根本不存在什么“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任务相符合的，并且有效地实现了历史赋予它的作用。可是，对整个科学活动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必然的后果。政治生活也是一样，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错误”，而是运用了与斯大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正好相适应的制度和方法，因为斯大林主义没犯什么错误，它的行动是很有成效的，总的来看，它只不过是采取了一些无效的、错误的措施。
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有组织的运动有一天会停止它的集体活动。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不会放弃意识形态上的黏合剂（zement），这种黏合剂之所以牢固，是因为它没有经受过理性的检验，而理性的检验将引入非一体化的成分。人们必须估计到这样一个自然的事实，任何一种组织上的“关门”过程，都是和意识形态的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凡是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的一切地方，就必定要对科学思想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同样是独有的），科学思想实际上不可能全部都转化为意识形态。从科学中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不会放弃科学的外衣，这种外衣反过来又影响着意识形态。这样，在意识形态中便不断出现科学传统的痕迹，而这种传统是决不会消失的。在已经变成神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依然代代相传，继承下来；虽然它的界限很难确定，但总是和这种学说的来源分不开。所以，尽管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能够发挥理智的影响，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具有科学价值的科学传统混杂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本身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有两种后果：它既起着破坏性的影响，也播下了科学的种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没有分成两股彼此截然对立的力量（其中一股力量通过理性的方法发挥着作用，另一股力量则凭借意识形态的压力发挥作用），而总是同时通过两种方式发挥着它的作用，这两种方式虽然相互对立，但毕竟很难把它们分开，意识形态的活动具有特殊的作用方式，包含抽象的理性思维的价值，它自然也就能产生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和成果，因此，理性思维往往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同意识形态的结合，其实，正是意识形态使理性思维的成果导致毁灭。
在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特殊矛盾，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引起了许多错觉：一种错觉就是以为有一种无错误的理性，它制造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和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这类神话，并且通过绝对可靠的科学成就来证明这种神话的正确性；另一种错觉则是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活动中，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实际上我们碰到了一个内部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变成了神话；因此，意识形态的神话总是不得不背上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科学包袱。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离不开其内在的本质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双方互相对立，同时又互为存在的条件。如果说科学曾经变成了意识形态，那么反之，意识形态终究是无法变成科学的，因为意识形态自愿地（就其根源来说，也是必然的）崇拜一个与科学格格不入的神，并且成为意识形态本身活动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