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共产主义所依据的思想传统，受到人们的注意，这种状况的政治背景大家都很熟悉。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还有他们的反对派，都十分关心现代共产主义从思想上和制度上讲是不是马克思学说嫡系后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最常见的回答，可以简要表达如下：第一，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体现，这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带来奴役、暴政和犯罪的主义；第二，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体现，因此表示人类有获得解放和幸福的希望；第三，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种共产主义乃是对马克思的信条严重的歪曲，是对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第一种回答相当于老一套反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第二种回答相当于老一套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第三种回答相当于形形色色批判的、修正主义的或“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然而，本书的论点是，问题本身的提法就错了，不值得回答。说得确切些，像“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怎样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或“假若马克思能看见他的信徒们的所作所为，他会有什么意见”这种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这两个问题都是无下文的问题，没有什么合理的办法寻求一个答案。马克思主义不包含任何具体方法，解决马克思没对自己提出过的问题，或是他那个时代还不存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假使他的寿命再延长90岁，他总不得不改变意见，而如何改变，是我们无从揣测的。
认为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或“歪曲”的人，可以说是企图替马克思开脱对自称他的精神后裔的人的行动应负的责任。同样，十六七世纪的异端和异教者也曾指责罗马教会背叛自己的使命，企图辩明圣保罗跟古罗马人的腐化没有连带关系。同样，尼采的崇拜者也是企图替他洗刷对**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应有的罪责。这种企图的思想动机倒还清楚明了，可是在说明问题方面的价值几乎等于零。有充分证据表明，一切社会运动都要按种种实际情况来解释，而运动所依据的思想本源，运动要对它保持忠诚的那个思想本源，只是决定运动所采取的形式及运动的思想行动方式的各个因素中的一个。因此，我们可以预先肯定，没有一个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是自己的经典中断言的那个运动的“本质”的充分表现；但另一方面，这种经典也不仅仅是消极的东西，对运动的进程还是发挥着一种特有的影响。通常情况是，自称代表某个思想体系的社会力量，比那个思想体系强大，但是对自己的传统也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
因此，思想史家面临的问题不在于拿某一种思想的“本质”同这种思想在社会运动上的实际（存在）相比较。问题倒是，原来的思想是怎样地、是由于什么情况，成了那么多相互敌对的不同力量的会合点；换句话说，这种思想本身有什么模棱两可的地方和彼此矛盾的倾向，结果造成了它过去的那种发展？有一个大家知道的事实，在文化史上还没有例外的记载，就是一切重要思想随着自己影响的不断扩大，总难免发生分裂和分化。所以，要问在现代世界上究竟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有你认定正宗著作是可靠的真理来源，谁解释正宗著作解释得对，谁一定是掌握着真理，只有你不越出这个思想观点的圈子，才会发生上面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各派运动和思想无论彼此多么对立，同样有资格打马克思的旗号——本书没有讲的一些极端情况不算。同样，要追问“谁是真正的亚里士多德派，是阿威罗伊，是阿奎纳，还是庞蓬纳齐”，或者问“谁是最真正的基督徒，是加尔文，是埃拉斯摩，是贝拉明，还是罗耀拉”，也问不出个名堂。后一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说也许有一种意义，可是跟思想史毫不相干。不过，历史学家可能关心考究，到底是原始基督教里的什么成分，使得像加尔文、埃拉斯摩、贝拉明和罗耀拉那样不同类型的人能引据同一种原始资料。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认真对待人的思想，认为思想不是完全服从客观事件，而具有自身的生命活力（因为假如那样，研究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历史学家却不相信思想代代相传而意义会不发生改变。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正当的研究项目，但是根据这种关系并不能判定哪些人是“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即便是站在意识形态以外，也不等于是站在我们的生活周围的文化以外。相反，讲思想的历史，尤其是讲一向影响最大的思想的历史，可以说是练习作文化上的自我批评。这本书里，我打算根据一种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和汤玛斯·曼的《魔山》中对于**主义及其同德国文化的关系所采取的观点相似。汤玛斯·曼有理由说**主义和德国文化没有瓜葛，或者说它是对德国文化粗暴的否定和恶意歪曲。不过，事实上他没有这样讲，而是追问希特勒运动和**思想这一类现象怎么会发生在德国，能发生在德国，是由于德国文化中的什么成分？他断言，每一个德国人从**主义的兽行中会认出甚至从德国民族文化最高尚的代表人物身上（这是要害）也能看出的文化真面貌的变形，这叫他不寒而栗。汤玛斯·曼不愿意照平常做法，忽略**主义的身世问题不谈，也不愿主张**主义没有正当资格承受一部分德国文化遗产。相反，他坦率地批评那种文化，而他自己正是那种文化的一部分，一个创造性成分。只说**思想是对尼采思想的拙劣模仿当然是不够的，因为拙劣模仿的根本性质是能帮助人认出来源人物。**党叫他们的超人读《权力的意志》；要说这件事纯属偶然，本来同样也可能选中《实践理性批判》，这话没有用。问题不是定尼采的“罪名”，尼采个人对他的著作被别人利用没有责任；然而，别人是如此利用了他的著作，这势必引起大家的惊恐，不能认为同如何理解他的内心本意无关而不予考虑。圣保罗个人不应对异端裁判所和15世纪末的罗马教会负责，但是探讨问题的人，不论是不是基督徒，总不愿意讲基督教让卑劣的教宗和主教们的行为给败坏了或歪曲了；他一定要尽力发现，在保罗书信中是什么东西最终造成了卑劣的犯罪行为。我们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应当持同样态度。按这个意思说，本书不但是一派思想的历史概述，而且分析了这派思想的奇异命运。这派思想开始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道主义，发展的顶峰是斯大林的暴政。
马克思主义的编年问题很复杂，主要原因是现在公认的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好多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晚才出版。例如以下著作都属于这种情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些著作对作者执笔那个时代不会有影响，但是现今认为很重要，不单是从作者生平事迹的角度看，而且是把这些著作当作一种主义的组成部分，少了它就弄不通那种主义。像特别是反映在《资本论》里的一些思想，大家认为是马克思的成熟思想，那些思想究竟是（有几分算是）他青年时期的哲学的自然发展呢，还是如有些评论者的看法，代表着思想认识上的根本转变？换句话说，马克思是不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抛弃了一种不超越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眼界的思考探索方式？都还有争论。有的人认为《资本论》的社会哲学，在以前的著作中可以说先露过面，所以是那些著作的发挥或详论，可是有的人则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表明马克思丢弃了早期空想的说教辞藻。这两种矛盾的看法和马克思思想的种种对立的解释是相互关联的。
本书有一个前提，认为无论按年代顺序讲还是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的起始点都在于哲学人类学。同时，实际也不可能使马克思的哲学内容脱离他的思想主体。马克思不是学院派著书立说的人，而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人文学者”那种意义上的人文学者。他胸怀全部人间事务，他对社会解放的憧憬囊括人类面临的一切大问题，构成相互依赖的一个整体。依照惯例，一般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方面的思想，即基本哲学人类学、社会主义学说和经济学分析，其相应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辩证法、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过，许多人认为这种明确的划分违反了马克思的本意，他的意思是要为人类的行为和历史提出一个总括解释，重新建立一种人类整体理论。按这种理论，个别问题要结合整体来谈才有意义。至于马克思主义各要素是怎样相互关联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连贯属于什么性质，这不是一句话就说得清的事。不过，马克思努力要看出历史进程的某些方面，赋予认识论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社会理想一种共同意义：也就是说，他打算创造一些全面的思维工具或者叫知识范畴，使得可以理解人间一切现象。可是，假如我们要对这些范畴有一个概念，按这些范畴展示马克思的思想，难保不忽略他这位思想家的思想发展，难保不把他的全部著作当作内容一致的单独一套东西来看待。因此，我们最好先追寻他的思想发展的整体状况，后来才考察思想成分中有哪些一开始就存在（哪怕是潜在的），哪些可以看作偶然有的暂时的成分。
这本马克思主义史概要，将集中谈在马克思的独立思想中始终占据中心位置的问题，即“怎样能避开乌托邦思想与历史宿命论对立的两难局面”。换句话说，怎么能讲明白、能维护这样一个观点：既不是任意宣布个人想象中的理想，也不是甘愿接受那种见解，认为人间事务受一个不可名状的历史进程的支配，人人参与这个进程，可是谁也不能控制它。关于马克思的所谓历史决定论，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分歧大得惊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描叙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勾勒出一个精确轮廓，这是一个因素。此外也很显然，对于人的意识和意志在历史进程中所占地位的问题，某人的答案对他认为社会主义理想有什么意义大有决定作用，而且同革命和危机的理论有直接关系。
可是，马克思的思想出发点是黑格尔的精神遗产中包含的那些哲学问题，所以这份遗产的瓦解是详细论述马克思思想的自然背景。
一、马克思的哲学和恩格斯的哲学
概括地说，恩格斯的观点既是自然主义的又是反机械论的。他把宇宙描写成向高级形式的蓬勃的发展，在分化上多种多样，而且通过内部斗争丰富自身。他讲的那一套辩证法是反哲学的、反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尽管在这点上有些前后不一致），承认宇宙的复杂性不能化为单一模式。它和唯科学主义及实证主义属同一类，因为它信赖自然科学，不相信哲学，认为哲学只不过是一套智力规则；还因为它有一般经验主义的和决定论的倾向以及现象论的（较不明确的）倾向。另一方面，它批判彻底经验主义，并主张运动的多种形式理论，在这些地方和典型实证主义又有分歧（然而，甚至在这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为蔑视的孔德，以前已抱着恩格斯的那种见解：他不肯把一切现象化为机械论模型，而且恩格斯继承他的科学分类法，没有作多大修改）。
应当补充说明，恩格斯的进化论显然谈的是宇宙的单独部分而不是整个宇宙。《自然辩证法》导言的结尾写到，宇宙是无限的、永恒的，在生生灭灭永不终止的循环中产生同样的形式。个别宇宙的片段，个别的星系，由于内在必然性而演化成高级形式的有机生命和意识；但是宇宙整体却不是遵循这样的演化过程。可以假定，我们这帮地球上的栖居者目前生活在宇宙间一个处于向上发展状态的地方；但是从自然整体的观点看来，这状态仅仅是暂时的全盛，必定在宇宙的某个偏僻角落重演不停。
恩格斯的观点当然是根据当时的科学和数学而提出的，其中不少观点现在已经过时。但是他的思想的总纲——自然主义、把认识看作是现实的反映、把知识看作是相对的，以及自然辩证法——得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拥护，特别是俄国人（普列汉诺夫、列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同时，自然辩证法也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第一个抨击恩格斯的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根本不同的人，可能是布尔佐佐夫斯基，而麦克斯·阿德勒也谈到这两位开山祖师之间的重大分歧。后来的卢卡奇抨击自然辩证法，他讲自然本身的动态符合辩证法这种想法同马克思的见解不相容，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原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两者的统一。据马克思说，自然不是什么现成的东西，在认识过程中被人同化；它是和一种实践努力相对应的东西，只在那种努力的背景下“呈现”。人改造自然这件明显事实，本身并不说明思辨的认识论站不住脚，只要实践仅仅是充分利用自然力，或只是验证假说的一个标准。马克思认为，辩证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非与自然本身相关联，因为它是以意识的活动为前提的。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位创始者在认识论见解上是否完全一致，可以作出如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