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籍贯江苏省沛县，1956年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1981年于河南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先后在河南大学政治管理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82年以来，在《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江海学刊》、《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约150篇，出版个人专著《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外王之学》、《寻求人生智慧》、《生存哲学》、《个体生命与现代历史》五部，合著多部。学术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现当代哲学。
张曙光的理论兴趣萌生于对“文革”后期社会问题的思考；其学术历程一方面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相伴随，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学习和补课，包括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西方学术思想两方面的汲取。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实践概念、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以历史选择论而非历史决定论重新理解并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关论文曾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后来的研究涉及过程论、价值论、生存论存在论和生命哲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研读中西经典著作和思考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问题，辨析现代和后现代各种代表性观点，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见解。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文明秩序的建立”。文明秩序的建立要求思想理论界必须面向事情本身，打破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西、古今二元对立的思想框架，确立合理地分界与合法地跨界的原则，明确传统人文理念与现代生活态度、全球化与地方性的互动和转换，从多元价值取向中透视“人文价值秩序”生成的逻辑，并由人文价值秩序引导“社会组织秩序”。为此，中国的学者应当努力从中西思想文化中抉发出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思想，特别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生生为易、仁者爱人、和而不同，与源于西方古希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资源的阐发和融通，立足“个体、共同体、人类和大自然”这四个层次的辩证转换，深入认识自然秩序、社会秩序与人的心灵秩序的内在关系，深入探讨现代人的生命及其文化形态的内在矛盾与解决矛盾的途径。这样，中国的学者才谈得上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为使人类社会成为“大家庭”和“俱乐部”的统一体而作出思想贡献。
本书选取了张曙光《生存哲学》中的第2章《马克思的哲学生存论思想》和发表于《哲学研究》2008年第4期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历史》两个文本。
在《马克思的哲学生存论思想》中，作者认为，一提到“马克思哲学”，我们就会想到“唯物史观”或“实践唯物主义”。这没有错。然而，对“唯物史观”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歧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唯物史观都被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在中国则先后被理解为“阶级斗争学说”、“群众史观”或“生产力决定论”。虽然人们公认“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观点，但“实践唯物主义”这一称谓，却迟至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被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陆续采用，并且，许多学者至今未将“实践”看作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这说明，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一个依据什么样的思想尺度和路向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哲学根本上是关于“人类命运及其解放”的学问，那么，参考西方现代哲学的“生存论”来理解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及其现代意义，理解马克思赋予“历史”、“实践”和“唯物主义”的新的涵义，就不失为一个可取的解释学策略。本篇所述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考虑之上的。
在《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历史》中，作者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对全球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并反过来以当代人类实践经验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和范式转换，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理论任务。本文基于历史的实践的观点，通过探讨并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问题、现代“劳动分工”、“社会分化”与历史的“发展”、“超越”问题、现代历史的“现代”与“传统”和“未来”的关系问题，较为具体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和理论创新的若干重要论题，表明了依据实践理解历史，而又以历史的视角看待现代人的实践方式及理论形态，是推进历史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的哲学生存论思想[1]
一、“生存—实践”观的形成
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而工作，是马克思的初衷。但是，马克思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却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而制造着人间苦难的，正是自诩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自身。“人”究竟是什么？“人”始终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人是唯一自觉其为“类”的存在物，也是唯一有意识的同类相残的存在物；人只有从人那里才能得到爱，人也正是从人那里才能学到恨；人可以达到天使般的仁慈圣洁，也可以堕落为野兽般的残忍卑污；人只有通过对对象世界的创造才能肯定自己，人也正是由于对对象世界的创造才失掉了自己；人的世界可以是人间天堂，人的世界也可以是人间地狱……人就像一个双面的怪物，在展示出美好的一面的同时，总会把恶的一面也暴露出来。于是，人干脆说“自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人的确具有两重性，的确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存在。但人何以如此？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或者更多地表现出“天使”的一面或者更多地表现出“野兽”的一面？现实的人的现实的取向和行为，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青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的撰稿人和主编期间，通过对大量迫切的社会实际生活问题的接触、了解和评论，形成了关于“人”的下述看法：“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人的“善”（意）“恶”（意）不再被抽象地理解或被作为解释人的行为的绝对前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现实的“关系”在这里具有更为直接的决定作用。“既然已经证明，一定的现象必然由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那就不难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这种现象会真正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需要它，它也不能产生。这几乎同化学家能够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化合成化合物一样，是可以确确实实地确定下来的。”[2]
这里所表达的是来自于马克思的亲身经历和理性思考的思想取向：考虑问题的现实性和具体性。这种现实性和具体性落实到人及其社会问题的探讨上，就是从“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的实际“关系”出发来理解人的行为，而不是从人的某种抽象的不变的本性那里找原因。马克思的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对抽象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必然导致哲学中的“人”作为“绝对实体”的消解和作为具体的“生存者”的生成。
马克思正是着眼于人的现实生活而批判地对待现有哲学的。由于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一直是主流哲学，并且与宗教神学互为依托，俨然构成凌驾于人的生活之上的自足的观念世界，而事实上却执行着对异化现实掩饰和安慰的世俗功能，因此首先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普遍异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不再是（或从来不真正是）纯粹而崇高的“普遍理性”，而是愈来愈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的“经济利益”。在观念的“王国”中，居支配地位的虽然依旧是和宗教神学互为补充互相支持的玄虚的哲学“形而上学”，但却正在遭到另一种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的哲学的猛烈冲击。于是，满怀自由民主思想和抱负的青年马克思得以以这样的信念开始其哲学探索：“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哲学要承担起这个任务，就必须有能力进入现实的人类生活，也就是切入普遍异化的现实的“前提”之中。哲学形而上学缺少这个能力，它向人展示的是恒定的“纯真”“纯善”，这虽然能给人生以希望和某种信念支撑，却同时起着掩饰和安慰人的苦难生活的作用，而无从把人带出生活困境。
那么，以“后形而上学”面目出现的“感性”哲学又如何呢？表面上看，这种哲学直接地向人自身和人的现实生活敞开，但凭借直接的“感性直观”，人们所看到的却只能是一种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自在的存在，它看不到被人的活动所中介所建构的社会文化性存在即“属人”的存在，亦不可能了解“感性”自身的属人性质。正因为人及其世界的“属人”性进入不了这种感性哲学的视域，所以，马克思认为它和“形而上学”一样的“抽象”。“形而上学”和感性哲学表面上互相反对，因为前者的视界是超验的，后者的视界是经验的，但是为什么都产生同一问题，即都与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相脱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为什么都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马克思发现，这两种哲学其实有着同一种实体性思维方式。实体性思维方式认为复杂多样的现象是同一实体变化不居的属性，都不真实，唯有独立自足的实体真实。“实体”赖以存在的条件、关系和环境都被舍像掉了，“实体”成为一无所凭的赤裸裸的纯粹存在者。这正是把人生存的现世抽象化——纯化同时也是简化——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在本质上必定是一种既定的或现成的单一主体，他先天地生、独立不倚，实际上是超然世外的，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历史性、现实性。如果说“人”是以“理性”或“感性”为根据的，那么，“理性”或“感性”作为人的根据或规定者同样是无待的绝对的本体，也不具有在世的现实性。至于人实际上在世生存的“世界”则要么被视为附属的或派生的东西，如同费希特式的“自我”创设出来藉以证明自己的“非我”；要么被视为另一种自在的实体，只是在直观和审美意义上与人发生关系。这样，不仅人本身成为完全能动而又不可究诘的谜，而且，恰恰是由人们并不满意的生活所构成的现实存在成了上述哲学的盲点。而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现实存在就是“现世”存在即人们的实际的生活过程。
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马克思发现“形而上学”及其本质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投影和折光。例如，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实体”，其实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自我意识”则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绝对精神”则不过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哲学“形而上学”及其本质主义把抽象化的“理念”作为人必须信奉和托付的绝对的、终极的“存在”或“本体”，在具体时空和境遇中展开的人唯有靠自己感受和觉解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人生便被吞没、消解掉了。诚然，人的生存并不完全封闭在个体之内，人具有类的普遍性，是社会存在物。但人的类属性和社会性并不能游离于人的具体的感性生活。马克思就此写道：“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的共同体、社会为活生生的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的形态，但是在今天，普遍意识是撇开了现实生活的抽象物，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物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