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划和准备，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正式推出这套“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现就译丛的编译旨趣、编译原则和工作分担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一
对于“马克思学”[1]这个术语，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我们认为，如果不过分纠缠于吕贝尔创制Marxologie这个法文词的特定含义，而是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学就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学术性研究。
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的研究成果通常是马克思传记。比较有代表性且已译成中文出版的有弗·梅林的《马克思传》（1918年）[2]、东德学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的《马克思传》（1968年）[3]、苏联学者彼·费多谢耶夫等著的《马克思传》（1973年）[4]、苏联学者斯捷潘诺娃的《马克思传略》（1978年）[5]、英国马克思学家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6]等。
关于著作版本的研究成果有几种形式：一是马克思著作年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院长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年表》（1934年）[7]、吕贝尔的《没有神话的马克思》（1975年）[8]等；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题注”以及MEGA2资料卷对马克思著作（含手稿）和书信的写作时间、版本情况、文本写作过程和手稿修改等情况的介绍；三是马克思文献学专家发表的有关马克思著作版本考证的研究论文。
关于马克思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专著，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马克思思想传记，如吕贝尔的《马克思思想传记》（1957年）[9]、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1955、1958、1970年）[10]、麦克莱伦的《马克思思想导论》（1971、1980、1995、2006年）[11]等。（2）对马克思思想的分期研究，如日本学者广松涉的《唯物史观的原像》（1971年）[12]、苏联学者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1976年）等。（3）对马克思理论的整体研究，如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1981、2004年）[13]、艾尔斯特的《卡尔·马克思导论》（1990年）[14]等。（4）对马克思某一方面思想或具体著作的专题研究，如阿维内里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1970年）[15]、德雷珀的四卷本《马克思的革命理论》（1977、1978、1981、1989年）[16]、奥尔曼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理论》（1971、1976年）[17]、科恩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1978、2000年）[18]、奈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年）[19]、卡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1983年）[20]、拉雷恩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1983年）[21]、拉比卡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987年）[22]、克拉克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1994年）[23]、莱文的《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2006年）[24]等。
马克思学主要分考据性研究和文本解读研究两种类型。“考据”包括对马克思生平事业中历史细节的考据，对马克思思想观点的来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考据，对马克思著作版本的文献学考据等。“文本解读”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思想的要旨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和阐释。人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思想的要旨和理论体系的言说，实际上都不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而是在进行“文本解读”。
作为专门术语的“马克思学”，或与之相近的名词虽然20世纪初才出现[25]，但马克思研究却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甚至在马克思生前即已存在的学术现象。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所写的多篇关于马克思的传记和书评[26]，以及他在马克思逝世后为马克思著作所写的大量再版序言或导言等，就是这种研究存在的证明。此外，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评论或批判，在广义上也属于“马克思研究”的范畴。正因如此，列宁1914年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说：“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他列举了威·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书目》（开列了300本书）、1883～1907年及往后几年《新时代》杂志上的索引、约瑟夫·施塔姆哈默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1893～1909年）耶拿版第1～3卷等，供读者参阅。列宁还提到了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里克斯的《价值和交换价值》（1899年）、冯·博尔特克维奇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核算和价格核算》（1906～1907年）以及《马克思研究》杂志[27]等。
马克思学可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两大派别。恩格斯和列宁为后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奠定了基本解读框架。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看作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认为马克思既是革命家又是科学家。列宁认为，经济学说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内容，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资本论》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被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的思想有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但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等等。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在梁赞诺夫（Riazanov，1870—1938年）[28]那里得到发扬光大。梁赞诺夫早年投身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两次流亡国外（德国和奥地利）。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进行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积极寻找和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早在1905年前就被列宁评价为“视野广泛、有丰富学识、极好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文献遗产”。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筹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29]，并任第一任院长（1921～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特别是在列宁支持下，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对马克思恩格斯大量原始手稿和书信进行照相复制，培养了一批马克思字迹辨认专家，启动了历史考证版[30]。除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集、编辑和出版，梁赞诺夫还出版了许多关于马克思革命活动及思想理论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27年）[31]和大部头著作《马克思主义史概论》（1928年），主编《卡尔·马克思：伟人、思想家和革命家》（1927年）[32]等。1930年梁赞诺夫60寿辰时，他的学生索拜尔[33]评价说：“梁赞诺夫不仅是当代俄国，而且是当代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研究者，马克思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特殊的科学，首先是因为有了梁赞诺夫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他为马克思研究打开了真正无限广阔的历史和国际的视野……梁赞诺夫在进行马克思学研究的初期就已作为特殊标志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特征，是在理解和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力求有条理和尽可能地完整。”
梁赞诺夫使马克思研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促成了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传统，并为阿多拉茨基后来编辑出版MEGA1奠定了基础。俄文“马克思学”（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一词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苏联的出版和研究史》[34]一书第109页写道：“在这些年间，这家杂志和其他一些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马克思学’这一术语，并试图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些年间”是指1922～1923年，“这家杂志”是指《哲学问题》的前身《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苏联马克思学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辑和出版有密切的关系。1982年苏联学者博尔迪烈夫就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50卷）出齐，说成是“最近时期苏联马克思学的重大成就”。而从1975年开始出版的MEGA2各卷次的资料卷，更是代表了当今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的代表，他们身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和马克思学家（学问家）的双重身份，旨在通过挖掘马克思丰厚的思想资源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批判或改良资本主义提供理论支点。
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是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的主流，而吕贝尔是学院派马克思学研究的代表。19世纪40年代，吕贝尔从收集有关马克思生平传记和著作目录的资料入手投身于马克思学事业，并因创制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法文词和主编刊物《马克思学研究》[35]，而在20世纪下半叶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代名词。按照吕贝尔自己的说法，他自觉地继承格律恩贝尔格[36]和梁赞诺夫的马克思研究传统，注重考据和思想研究相结合。具体来说，吕贝尔规定了马克思学研究的三项任务：一是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二是批判的分析的评论；三是文献和图书。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强调价值中立和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强调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当然，研究者事实上很难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因为任何解读研究都会存在“合法的先见”。
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当然，我们不应将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随意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以免犯下将洗澡水和孩子一同泼掉的错误。
二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被当时的志士仁人和知识精英选择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常常是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定时代任务紧密结合的。但是，中国知识界从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可以随意解释的灵丹妙药或实用工具，而是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首先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思想学说的充分了解和深入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因此对它的学理研究又往往是与对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译介相互伴随的。
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理论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宣传和普及，也开始对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比如，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季（1892—1967年）所著的三卷本《马克思传：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1930～193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书中有蔡元培先生写的序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1956～1985年）陆续出版，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也逐步开展起来。首先是国外特别是苏联东欧大量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研究成果（专著以及论文）被翻译出版；其次是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学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译介方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说以前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偏向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而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现在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的译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