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了解的是，如果循环领域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式的源泉，那它也只能是生产领域中的具体颠倒关系存在的结果。不要以为表象只是掩藏了真实的关系，它们也还是一种对真实关系的必要表现——虽然是以歪曲的形式。表象并非任意的妄想，它们是建立在生产领域的颠倒形式基础之上的。正如埃彻维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鼓吹的自由和平等的表象，正是其具有压迫和不平等属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19]如果劳动者没有被剥夺生产手段，如果他们无须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市场就不会是经济活动的最后调节器，若真如此，就不会产生诸如此类的种种表象了。这一过程可以得到历史地展示。其他生产方式对自由市场的限制所表现出来的总体差异性，主要可归结为平等和自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而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孤立分散状态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20]
因此，通过澄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马克思也就能够说明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式了。他揭示了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象是以不同的秩序来运作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所有的生产方式都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基础之上，直到资本主义出现后，人的依赖关系才被瓦解成一个一般的形式。人的依赖关系造成了这样一个表象，即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私人化的。然而实际上，个人“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21]。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交换价值的引入和一般化，人的依赖关系的纽带就被瓦解了，新的表象出现了，在后者这里，个人似乎是独立的和自由的。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不过又是建立在市场运作基础之上的一个幻象。真实的情况是：人的依赖性被一种客体依赖性所代替了。
这种表象秩序之间的差异，说明了观察意识形态的视角的不同。在人的依赖关系秩序中，个人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以物的社会关系来进行区分的，而是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似乎注定是某个等级社会中的“天然”监管者。这一关系可能表现得更加私人化，但依赖性却绝没有被隐藏起来。在古代生产方式中，一些人被判定必须臣服于另一些人，这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意识形态因此就是用来为这些公开而明显的控制关系提供合法性的工具。这就是为何它不得不求助于某种先验的世界以便超越物质生活局限性的原因所在。意识形态由此承担了某种宗教的角色，对人的依赖性的正当化是以世俗的秩序形式来完成的，但却以上帝的名义来作为掩饰——后来，这个上帝就被人取代了。人要依赖并忠诚于地主，这一秩序观念被自动地表达为“臣服于上帝”的意识形态之中，借此所有的臣服关系都得以铸造。
为反对这种人的依赖性系统和裁决系统（在其中，意识形态通过宗教的形式获得正当性），资产阶级为自由市场及其政治话语权而战，强调政治解放、法治、自由国家和人权。正如恩格斯所记述的：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22]
这样的话语起初并非全都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要在实践中解决封建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为了争取建立一种自由交换的经济秩序，人的依赖性系统必须要被新的社会秩序所代替，这就是以人的自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只有在自由市场的规则下，生产力才能得以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代表的是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但即便是在最早期的资产阶级生产形式中，也可以发现“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23]。当潜在的劳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的时候，这些交换形式就会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采取新的形式出现，而此时，资产阶级的政治话语也会立足于这些新形式基础之上，变得更加具有意识形态性，以期掩饰这些矛盾。
于是资产阶级政治话语起初表达的是对中世纪矛盾的解决，但最终却掩藏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过，这一政治意识形态掩盖矛盾的方式，是与通过宗教意识形态形式进行的掩盖活动有所不同的。经由宗教裁决的控制体系是建立在人的从属关系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该体系并没有伪装成“物的天然关系”的系统——而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却用平等和自由瓦解了这种控制关系（他们有效地使用商品交换的形式完成了这一瓦解和替代工作）。宗教意识形态是要为某种社会等级提供合法性，它承认社会差异的必要性。与此相反，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正是要否认控制关系的真实存在。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可以依据是否掩藏了矛盾来界定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本书第四章中，我将详细考察矛盾概念。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认为意识形态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用来发挥其掩藏矛盾的功能。马克思在其一生的著述中一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他持续的意识形态批判中，他界定了同一掩藏机制的几种不同形式：否认矛盾、误解矛盾、置换矛盾，以及稀释矛盾。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意识形态否认矛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诸形式都是建立在自由观、平等观和人权观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基础之上的。这也是曾被马克思系统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家和辩护士所犯的主要错误所在。根据马克思的观察，这些辩护士“就在于伪造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于不顾对立而硬说是统一”[24]。他还指出了庸俗经济学家“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ideas）”[25]。
对矛盾的误解是一种更加微妙、也更为有力的形式。它声称承认矛盾，但却对矛盾的性质进行错误理解，并由此否认了解决矛盾的可能性。最好的例子就是西斯蒙第，对马克思来说，他就是“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他中肯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些矛盾，因此也不理解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26]。与此类似的是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李嘉图不懂得他的体系中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的等同，同样，这些著作的作者也不懂得他们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27]
误解矛盾的一个具体形式就是用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冲突来替换真正的矛盾。马克思对拉维斯通（Ravenstone）的批判就是因为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由于机器、奢侈品、自然科学、艺术等等的存在和发展——理由是这些东西依赖于资本并且以与工人相对立的方式生产出来。针对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人所坚持的这一错误观点，马克思写道：
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极出发）也具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另一些人则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28]
这也是路德运动（Luddite）的缺陷所在——它展示的是早期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鲜明案例。在马克思看来，“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29]。
最后，稀释矛盾也会承认某种明显的社会对抗的存在，但它却主张一种稀释的方案，即主张提供一种改善和调节机制来解决矛盾，这就弱化了基本社会矛盾的严重性。这就是乌托邦社会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他们看到了自己时代的社会矛盾，但却致力于“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30]。马克思还把这意识形态视为社会民主的精髓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法国，其“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31]。所谓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社会主义者”则是另外一个案例。这些理论家使用优美的辞藻来弱化私有制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抗性。马克思警告德国的共产主义者要反对这些错误理论家的误导，并敦促他们“抵制一切能够更加冲淡和削弱对于共产主义同现存秩序的充分对立性的认识的词句”[32]。
[1]See Schimidt，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p.52，See also H.Lefevre，Dialectical Materialism，Jonathan Cape，London，1974，pp.82-83，and Echeverría，“Marx’s Concept of Science”，p.92.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Lawrence ＆Wishart，London，1972，p.45），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53～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Lawrence ＆Wishart，London，1972，p.39），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48页。
[4]Ibid.p.209。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33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Lawrence ＆Wishart，London，1972，p.23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57页。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360页。
[7]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Lawrence ＆Wishart，London，1972，p.296），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Lawrence ＆Wishart，London，1972，p.168），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