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全球史的“历史价值论”与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
尊严、平等、公正是发展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范畴。尊严注重个人向度、自我向度，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状态；平等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向度，是一种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正是一种合理的理想的管理、制度、体系，注重体系、公共领域这个向度。应该说，倡导发展过程与结果中人的尊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社会体制、制度的公正，对认识发展的价值、目的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是否存在抽象的、超越时空的人的尊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制度和体制的公正？总结“新全球史”所内含的“历史价值论”，对我们澄清以上问题，无疑有所助益。在回归历史本身，叙述、反思全球文明转换的过程中，“新全球史”对历史与价值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揭示，构成了一种重要的从历史出发的“历史价值论”。
第一，历史决定价值的实体内容，历史条件的具体性、多样性决定价值形态的具体性、多样性。不管是作为尊严、平等、公正，还是其他形态，价值的根本实体内容都是对人的主体需要的实现。新全球史对人的需要及其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具体性的历史揭示，其本质也就是对价值的具体性、多样性的历史本体论确认。在本特利、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等学者看来，在远古时期，由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的不同，不同区域的人类群体就已经被激发出不同内容、不同形态的需要，并发展出不同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形式以满足不同的形态与类型的人类物质与精神需要。随着文明的交往与进化、全球化的推进，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人的价值的多样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深化的趋势。自觉维持自身文化价值的独特性、独立性，是当代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现象。[23]也就是说，在历史发生学、社会本体论这个层面上，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本身就是多样的，人的价值内容与价值实现方式本身就是多样的。虽然，不同的需要都可以称为需要，但这并不能抹杀需要具体形态与类型的多样性；同理，虽然不同的价值都可以称为价值，但这并不能抹杀价值具体形态与类型的异质性、多样性。虽然，人们都在使用尊严、平等、公正等范畴，但对不同的群体而言，这些价值范畴的实体内容却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差异。人类社会群体的多样性、人类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过程性、具体性、多样性，决定价值的过程性、具体性、多样性。从价值的根本实体内容看，价值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既成历史事实、客观事实。
第二，历史条件决定具体价值观的现实边界与实现可能，不恰当推进自身价值观的结果只能是失败。价值是关系、要素等同主体要求的符合度，从主体出发是人们思考、要求、追求价值时的一个重要特点。但问题在于，在思考、要求、追求价值时，人们往往不恰当地扩张自身主体性，往往脱离条件追求、推进以自我为中心的所谓绝对、永恒价值。在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等“新全球史”学者看来，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自身主体性的丧失、自身地位的衰落。比如，古代雅典的民主体制与理想，就只适用于内外部竞争较少的特殊地区。虽然，古代雅典人如伯里克利一样自认为雅典是“希腊的学校”，并成为以歧视东方为重要内容的西方中心论的最早源头，但在于波斯、斯巴达、马其顿的竞争中，雅典民主制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失败。再比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以自由、平等为价值理想的欧洲逐渐成为近代世界文明的中心。但当欧洲国家努力将自身的价值理想向全球推广时，其结果却是战争及自身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也就是说，在“新全球史”视野中，任何价值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有边界的，并不存在永恒、绝对、可以全球推广的普适价值。推广所谓的普适价值既伤害别人也伤害自身。
对发展伦理学这样一门以价值研究为核心的学科而言，认识价值的历史性无疑意义重大。具体而言，表现在：其一，对如何认识与实现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人的尊严在本质上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条件论与实践论问题。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人的本质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24]。一方面，对人尊严的确认，对人价值主体地位的认识，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另一方面，推进人的尊严、主体地位发展的最根本条件是推进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其二，对如何认识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能仅仅指个体之间的平等，更为根本的平等是人群、种族、民族之间的平等。“以全球史观透视历史，要求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而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民族——的历史经验，考察每一个民族为人类所做的贡献。”[25]另一方面，任何发展都是一个有代价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平等的实现需要具体历史条件，脱离历史条件追求抽象的平等往往会阻碍发展、危害自身。其三，对如何认识和实现制度的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制度的公正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理想目标；另一方面，又并不存在一个唯一模式的公正制度，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探索具体的公正制度，是推动发展制度合理化的重要实践选择。
历史观决定价值观，历史观的迁移决定价值观的转换。历史是人们形成正确价值观、认识价值本身的根本出发点。只有从历史条件、历史发展趋势出发，才能确立合理的可实现的发展价值、发展理想。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每个时代都重写它的历史。我们认为，每个时代也都重写它的理想、重塑它的价值。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提出超越时间的终极价值、终极理想。从历史本身出发，以正确的历史观为基础，形成并确认正确的价值观，是新全球史“历史价值论”对发展伦理学重要方法论启示。
（六）新全球史的“历史辩证法”与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
对发展伦理学特别是中国发展伦理研究而言，“新全球史”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应该强调的方面是：用辩证过程思维而非线性、静态思维理解历史，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发达—落后”辩证转换的“历史辩证法”。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斯特恩斯等人看来，并不存在永恒的先进，也不存在永恒的落后，文明主体间的先进与落后往往发生戏剧性的历史转换。从目前看，主要经历了四次转换：（1）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中东曾经是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但这一高度发展的中心在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的转变中落后了。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原先比较落后的所谓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成长为有创造力的重要文明中心。（2）欧洲大陆的中世纪时期（公元500年—1500年），“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26]，中国则是世界总体格局中的发达地区。“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27]（3）全球跨文化交流时期（公元1500年—1800年）一直到革命和工业化时期（公元1750年—1914年），西方则逐渐成为发达地区、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印度等则逐渐成为发展格局中的边缘地区。（4）1914年以来，世界的总体格局进入新的转换期，西方的衰落、东方的再度崛起，成为新的历史课题。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过分扩张和消耗，欧洲文明这个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中心开始走向衰落，“1914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既是西方成功的历史，也是西方衰落的历史”[28]，“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反乌托邦的，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纪”[29]。未来世界是否会形成新的发达—落后、中心—边缘格局，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本特利、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看来，竞争与比较中，自然条件、技术经济、社会体制、文化宗教等因素综合决定着不同文明的相对发达、落后及其历史转换。斯塔夫里阿诺斯借用人类学家的研究，将这种发达与落后相互转换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30]
综观本特利等“新全球史”学者对“发达—落后”历史转换的研究，文明主体在发展进程中落入“发展陷阱”，从发达转向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有规律可循。“发展陷阱”的形成既源于外部环境的改变，更是由于主体自身的不足。发达地区落入“发展陷阱”的内因主要有：观念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心理上骄傲自满、盲目自大；体制上封闭保守、丧失活力；技术上陈旧落后、缺乏创新；行动上畏首畏尾、缺少决断。当历史条件、外部环境、特别是对潜在竞争者的实力比较发生改变时，这些潜在的落后内因，便会转化为显在的落后现实。
从落后转向发达、从发展走向更好的发展，也有规律可循。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多因素的，任何一个主体要实现发展或保持继续发展都离不开对自身“起飞点”的不断探索、不断凝聚。或者是发明、学习特别是关于使用、推广新的技术，如古代中国对造纸术等的发明、使用；或者是形成适合自身的治理体制，如古希腊时的民主制；或者是形成、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如近代欧洲对现代商业体制的探索；或者是形成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观念，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世俗生活的重新理解；等等。正如本特利、斯塔夫里阿诺斯等所指出，对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发展主体而言，都不存在一个永恒的固定的“起飞点”。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探索新的“起飞点”，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条件。
“新全球史”所揭示的“发达—落后”实践转换的“历史辩证法”，对发展伦理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发展伦理实践构建而言，具有重要启示。其一，对理解发展伦理学甚至世界知识格局的总体转换有重要意义。虽然，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伦理学研究包括诸多人文学科还处于相对边缘状态，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发展伦理学、中国知识经过中国人的努力在未来不会成为主流。历史的辩证法决定了中国发展伦理学、中国知识在世界知识总体格局中成为一个重要中心的可能性。其二，对理解提升中国发展伦理学、中国知识在世界知识总体格局中的地位的实践路径有重要启示。如果说发达与落后的历史辩证转换是一个发展“规律”，那么，实现这种转换的根本条件则是文明主体自身的努力和实践。中国知识地位的提升离不开中国学者自身的努力，并在根本上依赖于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程度。其三，对理解当前中国发展伦理学的研究目标有重要启示。没有中国经济、政治等总体地位的提升，也就没有发展伦理学等中国知识地位的提升。这样，强化发展伦理研究中的实践意识、问题意识，正确处理国际视野与中国问题的关系，以把握中国问题、推进中国发展为己任，就成为中国发展伦理研究者的自觉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