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自留地
作文著书，都是在课余时间里进行的，课堂里我在自己的自留地（自己任教的班级）播种、耕耘，日积月累也留下了不少东西，这些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操作进行的，很有些个性色彩。我是这样想的：观念思想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切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显然也是不够的；再者批判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切仅仅停留在批判上也是不够的，很显然还必须建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开始从“批判现实主义者”走向“建设现实主义者”，追寻终极目的。我以为，语文教学要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应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于是围绕着在语文教学中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我开始了系统建设，撰写并发表了系列论文。我主持的课题“自主探究性语文学习模式研究”获教育部有关部门批准，立项为国家级课题，最后通过专家验收，顺利结题。
我在自己的班级里开展很有意思的实验：让每个学生每个月读一本文化名著，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思朵夫》、培根的《培根论人生》、卢梭的《爱弥尔》、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还有《歌德谈话录》《时间简史》《别闹了，费曼先生》……就这么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要求学生每周作书摘笔记，和大师对话，写眉批感想。每月写一篇书评或读后感，用一两节课时间来讨论，互相交流、碰撞，不时有思想的火花闪耀出来，这是文化的积淀，这是思想的熏陶，这是人格的升华。我要求每节语文课由一位同学（按学号轮流）介绍一首诗，然后全班同学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把它背下来。一个月一本书，一节课一首诗，这是什么？这是丰厚的养料，这是人生的文化基石，基础教育不就是为孩子们的人生奠基吗？
我让孩子们收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看着看着，把家长也吸引到电视机前，一家三口围绕电视内容争论不休……学生在随笔中说到，阅读文化名著是点亮一盏心灯，收看《焦点访谈》是打开社会之窗。几年来我所任教的学生，无论是高考成绩，还是作文竞赛，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综合素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作为一个批判者固然不易，但毕竟有一份潇洒和痛快，自由地挥洒自己的思想。而作为一个建设者其实更为艰难，因为没有那份潇洒痛快，却有着背负行囊长途跋涉的感觉。为了不至于过于寂寞，我依然像先前一样，在旅途中不时地“呐喊”几声，以壮行色，张开大嘴向前奔跑。我在我的课堂教学中也力求体现我的个性，因而我的课赢得了我所任教的每一届学生的好评。我多次为国家级、省市级骨干教师上示范观摩课，人民教育音像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教学光盘、教学录像，中央教育电视台几次播放我的课堂教学录像。
偶然校长
1996年我被评上特级教师之后，冯恩洪校长提拔我为建平中学教科所副主任，其时还没有多少不好的感觉，只觉得减去一个班的工作量，多了一些思考教育的时间。以后发现其实不然，随着职务的升迁，责任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
1997年又提拔我担任建平中学校长助理，1998年任建平中学党总支副书记，1999年改任建平中学常务副校长。2003年我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转折，建平中学校长冯恩洪义无反顾地要去搞民办教育，辞去校长职务。经过一系列的考查过程，让我当校长。通过深入研究建平60年的历史，认真总结建平传统、建平精神，我觉得应该大力发掘建平的文化内涵，培育建平的文化个性和特色。建平中学从1985年以来走过了两个阶段：（一）“洋务运动”——学校环境建设与教学工具的革新；（二）“维新运动”——教育理念的更新与管理制度建设。接下来应该进入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建平“新文化运动”——现代学校文化建设。在历史与现代的融合中完善办学特色，建设学校文化。首先要确定学校个性化的培养目标，20世纪90年代，时任校长的冯恩洪提出了“合格加特长”的培养目标，引领这个学校个性化的办学。这是一个生成性的、发展性的思想体系，与时俱进，追寻它的当代意义，我认为未来人才国际竞争力的核心素质是自立精神、共生意识、科学态度、人文情怀和领袖气质，这应该注入“合格+特长”的培养目标体系之中。时代的发展提出新的人才标准，新的时代、新的人才标准需要我们确立新的培养目标，需要我们根据这样的人才要求和时代发展的背景提供新的教育服务。围绕这一培养目标，发动教师构建建平中学的学校课程系统，8大领域，涉及所有学科，100多个模块。
这期间学生采访我，称我为书生校长，于是欣然接受，并引以为自豪。
教师应该是一个思想者
回首这些年来的从教生涯，我有一个明显的体会，无论怎样，思想不能缺席，教育需要价值思想。
思想是什么？思想是形而上的，思想关乎价值，思想是附着于外物、附着于行为的内在的关乎价值、形而上的东西。思想从终极上思考：外物为谁而存在？行为为谁做？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而做？我们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我们不断地进行技术操作层面的变化，我们是否思考过，我们为谁而改？我们为什么改？是为教师而改？还是为学生而改？是为知识而改？还是为改而改？改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
任何改革的背后都有理性，有的是工具理性，有的是价值理性。
任何教育行为背后都有理性，或者是工具理性，或者是价值理性。
当有关教育的理念蕴涵在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物当中，蕴涵在一个个具体的教育行为中，它就是教育思想；当这些理念成为一种标语口号，成为一种标签，随处张贴、随时呼喊，那它就不是思想。
2005—2007年我每年发表一篇自鸣得意的批判文章，批判当下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我深感到我们不能自说自话，这是我们话语能力丧失的一个显现。我们习惯于跟风走，我们喜欢讲模式，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技术，关注操作。在语文的圈子里，我们很少听到充满哲学意味的思想话语，于是思想的缺席是自然而然的了。
思想的缺席，使我们发育不良。缺乏醍醐灌顶的思想启蒙，使我们的群体发育不良。思想的缺席，是最可怕的缺席，因为思想的缺席是灵魂的缺席。
作者简介：
程红兵，教育学博士，1961年生于福建厦门，1982年江西师范学院毕业。1996年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上海市劳动模范。发表教育教学文章数百篇，出版《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教师人格魅力》《创新思维与写作》《中学生怎样写科研小论文》《走近澳大利亚教育》《高中现代文阅读技术分析》《程红兵与语文人格教育》《心听校园》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