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人生而具有的，是人的根本的、固有的目的和活动，是人的本性，自我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任何事物一样，也是由质料和形式所构成的。肉体是质料，是构成人的基础；灵魂是形式，是构成人的本质。“灵魂和躯体是不能分离的”[31]，“灵魂的属性和事物的自然质料不能分离，它们的本性即存在于质料之中，如愤怒和恐惧就是如此，就像直线和平面一样是不可分离的”[32]。这就否定了柏拉图关于灵魂独立存在的学说。由于灵魂是躯体的形式，是使质料成为现实的那种东西，所以灵魂是躯体的统治者。随后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借来了三分法，把灵魂分为营养性的灵魂、感觉性的灵魂和理性的灵魂。营养性的灵魂属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感觉性的灵魂属于动物和人类，而理性的灵魂则只为人类所特有，它是灵魂中最高最优的部分，操修理性而运用思想正是人生的至高目的。人能用理性支配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欲望，使行为合乎道德和一定的社会规范，这就是人的幸福和快乐了。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幸福生活应该是遵循理性的生活，应该是理智德性的获得。因为理智德性是更高层次的德性，其功用是进行思辨活动。思辨就是理智对知识的运用，是理论思维活动，它给人提供一种完美的纯净的快乐，是最高的幸福。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论断的意义非常重视。他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本质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人就是具有逻辑的生物。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这个定义成为一种规范的定义。它表明，人是具有理性的生物，作为有理性的生物，人由于能够思维而同一切其他动物相区别。”[33]可以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论断的提出，在当时的古希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加以思辨地把握，从而把古希腊哲学对人的本质研究推向了最高峰。
三、从理性的人到理性主义
哲学起源于以理性思维对原始宗教幻想的取代。早期自然哲学外向地寻求一种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的始基和本体，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和抽象性。这种外向的寻求乃是不自觉的基于一种内在于人性中的对于普遍性的渴望，基于人性对确定性的追求，基于自我意识对于一般性的欲望。他们不愿意仅停留在对生命的感性直观中，努力寻求感性世界对人限定的解脱。他们相信世间一切万物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原因，而人的价值只能实现在自己同外界的对象性关系中。正如胡塞尔所言：“哲学的确定性是人性所必要的一种价值。”[34]对于外在始基的追求事实上是以合乎人的理性为原则的对理性世界的解释和把握。
然而，以人的理性去追求纯粹而确定的知识在外在可感世界中是无法达成的，并且无法彻底摆脱人的感觉的纠缠。无论始基被规定为何种具体事物，其最终结果总是都具备又都不具备作为本原的资格，它们谁也不比谁更为优越，谁也不比谁更为根本。这就促使哲学家不得不理性地思考人的感觉和思想并加以区分。对此，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是这样解释的：“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35]
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埃利亚学派色诺芬尼第一次提出了思想与感觉的区别，并且明确一贯地强调思想的重要性。“不动的就是非存在，非存在不会变成别的东西，别的东西也不会变成非存在。”“存在思维着一切事物。”他把思想与感觉对立起来，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只有思想是万能的。感觉有欺骗性，束缚于感觉，就会妨碍理智”[36]。在现存的一些残篇中，有些地方似乎可以看出赫拉克利特重视感觉。例如他说“可以看见、听见和学习的东西，是我所喜爱的”。“眼睛是比耳朵更可靠的见证[37]。”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赫拉克利特却是轻视感觉而重视思想的。一方面他轻视感觉，说“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乃是坏的见证”[38]，另一方面他重视思想，指出“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善于驾驶一切的思想”，“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思想是人人所共有的”，“如果要想理智地说话，就应当用这个人人共有的东西武装起来，就像一座城市用法律武装起来一样，而且还要武装的更强固些”[39]。赫拉克利特断定感官只能观察事物但不能得到事物的真相，因为感官受内外特殊的情形与方式的限制。可是理性（思想）的作用却不受这种限制，所以理性能够达到真理。感官所得的是特殊的现象，理性所得的是普遍的本体；所谓真理，就是本体活动的方式，所以真理必是普遍的，而且是一贯的。在赫拉克利特之后的巴门尼德，发挥了存在哲学观，把人从一般物中分离出来。“‘存在’以外并无‘非存在’存在，‘存在’必然是一，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40]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感觉与思想的区别，且把思想的作用推到了极端，同时把对感觉的轻视也发展到了极端。他把哲学分为关于真理的和关于意见的智慧，真理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意见是感官知觉的结果。他以理性为真理的标准，宣称感官是欺骗我们的。所以，他有这样的诗句：“不要遵循这条大家所习惯的道路，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41]最为典型的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借助于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两个层次的划分，把人的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可见的现实世界为对象的感性知识，即“意见”，一种是以可知的理念世界为对象的理性知识，即“真理”。在他看来，理性知识高于感性知识，真理高于意见，因为“意见所处理的是生成变化”，因而是含糊的、不确定的，而“理性所处理的是真实存在”，因而是可靠的、确定的。柏拉图的这个思想构成了被当代哲学家称为“本质主义”的思维进路。
通过对人的感觉和思想的划界，希腊人逐渐形成了重视理性、轻视感觉的倾向。当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外部自然拉回到人的内心世界、把目光转向人和道德问题的时候，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理性问题由隐含于本原之中而显现出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理性的概念来规定人，试图以追寻本原的对象性思维方式，用确定的概念、判断来给人下定义，于是就有了“理性灵魂不朽”、“人是理性动物”、“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等论断，把人之为人的根据囿于人的理性之中，从而产生了希腊学者最为推崇的辩证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形式，这成为希腊哲学独有的思辨特点，也是希腊哲学崇高之处。其结果是既造成了对人认识的种种二元分裂，又促成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理性主义传统。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42]然而，人毕竟不是概念的，人都是具体的。人的诞生是自然界的否定因素，人的本性并不像动物那样是其所是，被前定好的，正如马生下来就是马，牛生下来就是牛一样，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不断充实自己为人的根据，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开始。所以，希腊哲学家要寻找的人的普遍性并不存在于人的概念之中。“物以类聚”是物理自然的概念，“人以群分”是社会伦常的概念，在此意义上，活生生的人则是个体的“群”，“群”在个体之中，个体也在“群”之中，无论撇开哪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可惜的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希腊哲学家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第二节中世纪宗教圣典中的人
“人对自身的反思不是镜像式的自我观照，人通过其他对象也可以认识自己。人固然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政治等社会关系和语言交往）反思自己，但人的自我反思也可以是神的形象的折射。”[43]在中世纪的思想领域里，基督教神学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人成为实现神学目的的手段，人性依附于神性，人性被遮蔽在神性的光环之中。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讲，人、神关系构成基督教神学的核心问题，人的终极幸福等问题是基督教神学必然涉及的。因此说，“宗教所关涉的，在本质上讲，就是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问题……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神的关系或关联，我们就根本无从理解西语中‘宗教’一词的含义”。
一、基督教人性论的基本前提
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经历了“教父哲学时期”和“经院哲学时期”。基督教人性论作为基督教哲学的重要内容有其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其所宣扬的上帝造人、灵魂不死、灵肉对立等构成基督教人性论的基本前提的主要部分。
1.上帝创造了人
如果把中世纪宗教哲学对人的认识概括为基督教人性论的话，那么，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就是基督教人性论的最基本前提，基督教人性论的所有思想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上帝创造人是基督教教义的出发点。《圣经》中记载：万能的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类。在前五天，上帝创造了天地空气、水和生物。最后，在第六天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圣经》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造出了最初的人之后，神还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圣经》还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造了亚当之后，“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这就是夏娃。最初亚当和夏娃按照上帝的安排居住在美好的伊甸园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他们在蛇的引诱下，违背上帝的诫命偷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于是有了智慧，知道了什么是羞耻。上帝知道后很生气，决定惩罚他们：蛇要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女人要遭受生产之苦，要受丈夫的管辖；男人要受劳作之苦。上帝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让他们到大地上来生存劳作，繁衍子孙。人类由此诞生。
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反过来说明上帝自身是一个具有人的形象的神。《新约》更是塑造了一个人性化的上帝形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具有人性的一面：基督的降临是通过凡间普通妇女自然怀胎分娩而成，他与凡人一样生活受苦，也如凡人一样死去。但基督毕竟不是普通的凡人，在他身上又有许多神性的奇迹：他能够死而复活，能够升天。基督所具有的人性使基督教在世人和上帝之间搭建了一道和解的桥梁，来引导世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向至善的上帝靠近。
2.上帝要求人要爱、顺从和忍耐
《新约》特别强调爱。上帝爱人，人们之间也应该彼此相爱。不仅要爱亲人，还要爱仇敌，这就是所说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44]忍耐也是爱的一种表现，要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侮辱，要把忍受苦难当做上帝对你的考验并感到光荣。尤其是为基督教而殉道，那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上有无数的殉道者，他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爱、顺从、忍耐是《新约》中对人的要求的主旨。
3.上帝赋予了人不朽的灵魂
人除了与草木一样拥有生命力，与禽兽一样拥有趋利避害的直觉本能，还拥有这些事物所不具备的理性能力，即灵魂，这是人与其他创造物的根本区别。从时间上说，天地、草木、禽兽和人的躯体都是有限的存在，是有始有终的物类，但人的灵魂与天使则同是有始无终的。灵魂不死。人的死只是肉体的死，灵魂并不会死。人死亡之后，其灵魂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依据其生前的善恶行为受到上帝的奖赏或惩罚，或进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或下地狱遭受无尽的煎熬。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体。“灵魂是一个属理性而又‘有感觉’、‘能活动’的实质”[45]，人的灵魂是天赋的，是从上帝那里分有的。上帝是善的根源，天使和耶稣的灵魂是合乎理性的，人的灵魂中，一部分是理性的，一部分是非理性的。上帝赋予人理性灵魂是为了让人做善事，让人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存在。
灵魂和肉体是两个等级不同的层次，灵魂是根本性的东西，肉体则是粗鄙低下的，灵魂高于肉体，两者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肉体代表着邪恶，它没有良善，只有情欲。肉体喜欢作恶。人心中的这种恶的力量，在《新约》中被称为“撒旦”——一个与上帝对抗的人格化的存在。摆脱肉体及其诱惑，靠人自身是很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依靠基督才能够摆脱它。所以人应该虔诚地信仰上帝，来获得上帝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