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贫困化增长理论
当一个大国因长期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而恶化了贸易条件，从而导致本国福利水平净下降的时候，就出现了巴格瓦蒂（J.Bhagwati）所说的“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问题。
根据贫困化增长的定义可知，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生产、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其出口量已占据世界该种初级产品出口量的相当比重，且世界其他国家对于该国这种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很低，不会由于产品价格下降而大量增加进口，因而该国继续大量生产并扩大出口，就会导致世界市场大大供过于求，价格大幅度下跌，贸易条件恶化及国民福利下降。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巴西作为当时的咖啡生产大国，咖啡的出口量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很大比重，因而巴西咖啡生产的扩大使得当时的国际市场咖啡价格大幅度下跌，造成巴西实际收入反而比生产扩大前减少，严重损害了巴西的国民福利。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都必然存在贫困化增长的问题，理论上说贫困化增长的发生须同时满足一系列条件。
第一，增加的生产要素必须是用于生产偏向出口产品的。一国的经济增长只有倾向于可出口的部分，才会导致出口供给的扩大，从而使该种商品的世界总供给有可能大于世界总需求，使该种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降，导致贸易条件对该国不利。
第二，外国对该种商品的进口需求缺乏弹性。只有当外国对该种商品的进口需求缺乏弹性时，该国该种商品出口供给的扩大才会使贸易条件恶化，国民福利降低，出现贫困化现象。
第三，该国在该产品上是贸易大国，即其供应量的增长足以影响国际商品价格水平。
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否存在“贫困化增长”。从贸易价格指数来看，据学者计算，1995—2004年间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时有起伏，无明显变化趋势，而同期出口价格指数一直下降，累计降幅达到10%左右。总的来看，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呈现恶化趋势，总体下降了20%左右。2004年以后关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研究虽然较为少见，但是从数据来看基本上没有改变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趋势，因而我们认为中国贸易条件有所恶化是现实存在的情况。
虽然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有所恶化，但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收入贸易条件在大幅改善，单要素贸易条件也有明显改进。因此综合判定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表现出贫困化增长的特征，即出口数量的上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弥补了价格的下降，因而社会得自贸易的福利水平是上升的，中国从对外贸易中是获利的。但是另一些学者认为，这样计算的贸易条件和社会福利仅仅是从价格方面考虑，并没有考察各个部门的福利分配以及给予环境的压力等情况。所以贸易条件只能作为考察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还必须分解到更细致的层面，并且借助其他测量指标的配合。
可以看出，无论对于中国的贸易条件是否已经陷入贫困化增长学术界还存在怎样的争论，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维持，必须建立在尽快改变依靠出口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赚取主要贸易顺差的贸易格局的基础上，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时候，应该把大量出口低技术、低附加值的贸易情况作为降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因素考虑进去。
（3）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用技术差距来解释生产要素于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仿效技术差距的具体演变过程，也未指明技术进展所创造的新产品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解答这些问题，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弗农（Vernon Raymand）在其《国际投资和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国际贸易》一文中，建立了国际贸易的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框架，阐述了产品技术的变化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并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Cycle Theory），用于解释美国制成品出口的周期性变化，进而模拟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化情况。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如威尔斯（L.T.Wells）、赫希哲（Hirsch）等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并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第一次将贸易模式和技术进步的动态变化过程结合起来，是现代贸易理论中第一个动态分析框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个新产品的生命周期要经历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阶段。在第一阶段，产品仍属新颖，技术上是新发明，发明国垄断着某种新产品。由于生产一种新的高级产品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开发，而发明国拥有雄厚的科学技术力量，重视研究与发展的投资，人力资本也十分丰富，所以它在新产品开发上占有优势。而国外对这一项新技术知之不多，且国外生产者起而仿效生产新产品会有个时滞过程。因此，发明国垄断着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成为唯一能够满足国内外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供给者。在第二阶段，技术已经成熟，生产过程已经比较标准化，成熟的生产技术也随着产品的出口而转移，外国生产者开始仿制新产品。发明国新产品在国外打开销路后，吸引了发达国家的大量消费者，随着新产品日趋成熟，生产过程逐渐稳定和完善，生产成本会有所下降。而技术发明国这时候生产产品的成本要高于仿制国家，于是在外国仿制新产品后，发明国产品因为处于价格竞争劣势，只能逐步退出这些发达国家市场，它的出口市场开始缩小。在第三阶段，技术已不再是什么新颖的和秘密的了，生产过程已经完全标准化，此时劳动力成本成为决定产品是否具有成本优势的主要因素。此时，原来的发明国既更新换代了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又缺乏生产要素配置上的比较优势，不得不开始进口，而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呈现出不可比拟的比较优势，于是该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发明国结束。
但是这种产品的周期在其他发达国家仍继续着。当它们大量出口该种产品时，有一些后起的国家也会开始仿制它们的产品，进而同它们展开各种市场的竞争，即按照产品生命周期不断地演进，直到它们的市场也被后起国家的同类产品所占据为止。总之，新产品的传播和其进出口的消长将会不断地在国家与国家间传递推进。
必须看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一种动态的理论，产品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情况下会有各自的特点。从产品的要素密集程度来看，产品要素的结构会随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演进而有规则地变化：在第一阶段即新产品时期，产品的设计和生产都须改进和完善，需要科学家、工程师和高技术熟练工人的大量劳动，此时的产品属于技能或技术密集型；在产品即将或已经进入增长时期（主要是第二阶段），产品创新国已经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来制造该产品，即已转入正常的生产阶段，相应地，要素投入已变为主要使用半熟练劳动，产品的生产也变为资本密集型；到产品成熟时期即第三阶段，产品表现为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长期生产，劳动技能相对变得更不重要，产品的劳动密集度有所提高。
从产品的需求状况来看，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也发生着有规则的变化：在新产品时期，生产者数目很少，产品缺乏相近的替代品，又主要满足高消费水平的需要，所以产品的价格昂贵，其需求面狭窄；到了产品增长时期，市场不断扩大，参与竞争的生产者大量增加，生产成本也趋于下降，此时只有降低价格才能扩大产品销路，因而比较便宜的价格又刺激了该产品的需求；进入产品成熟时期后，该产品已经标准化，各国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大规模生产已普遍化，于是生产者之间展开激烈的价格竞争。
从不同类型国家的相对优势来看，它们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也有不同特点。第一种类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最发达国家。它们工业先进、技术力量雄厚、资本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国内市场广阔。因此它们研制新产品有明显优势，生产增长产品也获益甚多。第二类是较小的发达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它们同样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科技力量，国土虽小但技术发达，它们主要适合于成熟阶段的产品生产。第三类是经济后起的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它们拥有相对丰富的熟练劳动，资本比起技能和科研力量还相对丰裕些，因此生产标准化产品占有优势，况且标准化产品的国际市场比较健全，出口也相对容易。可见，不同国家应该只生产那些在生命周期中处于本国具有相对优势阶段的产品。
总之，产品生命周期学说从产品的生命运动过程出发，在借鉴H—O学说基本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过程。它指出，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产品不同阶段的优势将从一种类型国家转移到另一种类型国家，因而不存在一国能永远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显然它比传统的贸易理论前进了一大步，且可以用来解释工业品的国际贸易格局。这对于国家确定进出口贸易的方向和重点，同样颇具启发意义。
在该学说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一种解释原料贸易格局的原料生命周期理论。它指出原料生命周期恰好同产品周期相反：在原料生产的“生命”初期，发展中国家占据很重要地位，是原料的净出口国；在原料“生命”的后期，原料生产的优势逐渐转移到发达国家，原因在于发达工业国家用高级技术不断生产出原料的合成替代品。具体地说，原料周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派生需求上涨。因为某种产品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有关的原料需求也随之猛涨，从而导致原料价格大幅度上升。第二阶段进入需求和供给来源出现替代的时代。由于天然原料的供给出现了越来越多可供选择的来源，生产者会用较便宜的替代品来替换天然原料，于是原料价格的上涨速度减缓，甚至出现实际的下降。在第三阶段，研究与开发起着重大作用，最终导致人工合成替代品的广泛使用和节约使用原料重要方法的发现，从而使天然原料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该理论实际上还告诉我们，一国的技术进步可以代替天然原料的国际贸易，因此全球天然原料供给的完全耗竭并不意味着它的供给全部断绝，现时天然原料的世界市场价格必然随着人工合成原料或其他替代品的广泛出现而不断下降。不难看出，这些论述同样富于借鉴参考作用。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给予我们构建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诸多启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围绕技术的转移、技术的产生和扩散来讨论其对贸易流向的影响。技术和新产品诞生于发达国家，之后逐渐扩散到其他发达国家，成熟后又被发展中国家所掌握，产品由发展中国家出口到发达国家，这种模式可以运用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中。例如，清洁技术一般是高资本、高技术的产物，而且发达国家居民对自然和环境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清洁技术和相关产业主要诞生于发达国家。随着技术的成熟、成本降低以及迫于国际贸易中的绿色标准，这些清洁生产技术慢慢被发展中国家所掌握和运用，这种良性循环可以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成本，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符合绿色环保标准，减少贸易争端，扩大南北贸易。在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中，南北合作将是成功的关键，我们在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同时，应该加强对贸易合作问题的关注。
（4）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1990）一书中对国家竞争优势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Diamond Model），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由此形成。所谓国家竞争优势，就是一国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必须从全局的高度，根据一国范围内可以调度的资源，并以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确立本国产品市场占有率作为目的的竞争能力。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力，它的高低取决于其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高低，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竞争优势来源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这四个基本因素以及机遇和政府这两个辅助因素，这些因素正像是钻石的基本面，构造出竞争优势所需要的理论框架。
①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知识资源和资本资源四个方面。当然，就生产要素的技术含量来说，又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类。初级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高级要素则是指社会和个人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的要素。显然，一国如果想要取得竞争优势，拥有高级要素远比拥有初级要素重要。波特认为，如果将高级生产要素投入企业的生产经营中，会极大地提高企业的价值，从而提高该产业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