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历史哲学的观点，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因为人们是通过历史知识去认识客观历史的。然而，历史知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历史学家的价值观念的产物，这些观念又来源于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需要和环境。“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现在的兴趣的”[12]。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知识的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历史认识论的必要性。克罗齐断言，历史哲学研究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史学史”，历史哲学就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柯林武德认为，哲学的本质是反思，历史哲学就是“反思历史思维”，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因此，历史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历史认识的性质，或者说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的批判，从而确定历史学努力的界限和特有价值，即发现历史认识在整个人类认识结构中的位置，历史认识与其他认识形式的关系及其有效性。
不难看出，现代历史哲学已把历史哲学的重心转移到对理性自身能力的批判上来了，即从历史本体论转换到了历史认识论。研究重心的这一转换完全符合人类认识规律。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客体的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批判。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路易斯·明克指出：20世纪40—50年代以后，对历史认识的性质、特点和方法进行分析，逐渐成了西方历史哲学的内容。“哲学家和史学家都趋于一致地接受柯林武德的这一论断，即哲学是关于思想的思想，因而历史哲学也就是关于历史思维的见解的第二级的活动”[13]。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内容和研究重心，都要经历一个从不确定到确定，确定以后还要进行不断调整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自觉地适应人类认识活动发展的趋势，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理论内容，转换自己的研究重心，即从历史本体论转换到历史认识论。在我看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
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样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从人的现实实践是对客观历史反映的“转换尺度”、“显示尺度”出发，来探讨历史认识过程及其规律，并把历史认识看作是人们由现实实践所激发的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人们认识历史是以现实实践这一特定的存在为中介的，因此，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反映以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认识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化与升华，对历史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实践的“格”，以及由实践的格所内化和升华的思维的“格”。反映只是认识的一个特点，仅仅从反映论角度来探讨历史认识问题，显然是不够的。
对于历史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仅要从宏观上揭示，而且要从微观上探讨，即探讨历史认识是如何通过个体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社会意识而实现的；不仅要探讨历史认识的“形式”问题，而且要探讨现代历史哲学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研究者与作为认识客体的客观历史过程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认识是否具有或怎样才能具有真理性的问题。
现代实践、科学以及历史学和哲学的发展，日益突出了历史认识论的重要性，研究历史认识论问题已经成为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应适应现代实践、科学以及历史学和哲学的发展要求，使原先以胚胎、萌芽形式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历史认识论问题突出出来，并予以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建构的理论前提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4]如果历史观的基础并不在于自身的自我确证，而在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那么，对于历史观来说，首要的就是揭示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和现实生活。为此，就必须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并以此为认识前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石实现了从抽象认识论到历史认识论的转换。
在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马克思再次研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认识到工业的历史意义，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工业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正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中，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性，以主体身份进入到物质世界的运动过程中，并创造了一个属人世界。工业机器结构已经成为我们周围世界客体结构的重要构件，自然由此第一次成为被人类主体全面支配的客体。正是没有认识这一点，费尔巴哈才犯了直观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5]。所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费尔巴哈直观性的批判，并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感性活动上，而是深入到了工业生产的实践活动中。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马克思。
从工业生产实践出发，我们就不再像在自然经济中那样简单地直观自然对象，而是能动地反思“对象、现实、感性”，自然经济中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区分第一次被工业实践消除了。如果将工业实践这一现实基础抽离掉，那么，就会产生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而只要产生了这一分离，就会出现康德所说的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6]理论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对实践本身的理解与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超越传统认识论的现实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奠定了建构历史认识论的理论前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历史原初四重关系的考察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7]。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比，马克思在这里从哲学的理论抽象走向了具体的历史解释，实际上揭示了认识的历史形成，揭示了认识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中如何建构起来的。
历史总是人的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这个创造又是以特定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在历史中认识历史的人既受到历史的制约，又通过实践活动将自己的认识对象化。历史认识论中的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这表明，进行历史认识活动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一个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8]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此在”。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一个在“此”的人，将人从特定的“此”中抽象出来，并不能揭示人的现实的存在状态。作为在“此”的人，总是寓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这个历史时空不是抽离出具体存在特征的自然科学中的时空，而是同特定的社会实践相契合的时空。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历史认识活动的人处于历史性生存之中，历史性构成了人的存在规定。
处于历史性生存的人也就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断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个人是怎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的物质生产的条件，“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20]。因此，人的历史性生存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存在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受历史性制约，这个制约并不只是由于人的思维水平的局限，而是由社会生活的历史性规定所决定的。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目的并不是解释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批判和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这就确立了历史认识论的批判维度。这样一种科学的批判的历史认识论何以可能，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解决的问题。
当人们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首先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市场经济，商品、货币、资本直接发挥着作用，规定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领域，并由此产生了拜物教意识，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