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73年出生在一个乡绅家庭。幼读诗书，1889年考中举人。次年开始接触西学，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入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组织强学会，担任该会书记，并主办《中外纪闻》。1896年到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力倡变法维新。1897年到长沙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
1898年，梁启超入京应试，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光绪下令变法后召见了他，赐予六品衔，命其办理译书局事务。
变法失败，梁启超出逃日本。1898年12月创刊《清议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他读了一些西方政治学说，思想发生变化，倾向与革命派联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他同革命党人过从甚密，1899年夏秋之交，两派商定联合组党计划。康有为闻变，立即派人赴日，勒令他前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
保皇会成立，梁启超任副会长。但他对公开创立保皇会不以为然，其主编的《清议报》不登载有关保皇会的文字，主要是宣扬民权、破坏主义，攻击清政府，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启民智，振兴民气。其文笔锋犀利，感情浓郁，文体新颖，语言流畅，言人人想言而不能言，风靡一时，成为一代舆论大师。《清议报》也一版再版，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
1900年，梁启超积极参与谋划了自立军起义，负责筹款和计划联络等事，但很快失败。
1901年1月，慈禧下令推行新政，变法自强。梁启超不同意清廷推行的新政，主张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6月7日，他发表《立宪法议》一文，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君主立宪的主张。此文说，现在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是由各国的历史情势不同造成的，但“同为民权”。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君主、官吏和人民必须“共守”。三种政体比较而言，君主立宪最为理想。因为民主立宪施政方略变易太快，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对国家不利。君主专制视民如草芥，人民疾君如寇仇，人民极苦，君亦极危，治日少而乱日多。而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位承袭皆有一定，权奸无篡位之隙可乘；君主发号施令和大臣进退必经议院协赞，不可能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人民有疾苦诉之议院，可以“永绝乱萌”。又说：“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照“公理”，新旧两种事物相嬗代必有斗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中国也要“归于立宪”，任何人都阻挡不住。当权者如真有爱君爱国之心，就应当兴民权，早日实行君主立宪。
现在中国是否马上可以实行立宪政体呢？他认为不能。因为实行立宪政体，必须待民智稍开之后。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中国最快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谈到实行。不过行之在十年之后，而确定为立宪政体当在十年之前，各种措置才能准备。所以，“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而不容稍缓者也。”
对于实施预备立宪的次第，他的设想是：（一）皇上颁诏，定中国为君主立宪帝国。（二）派遣大臣三人带领随员考察欧美日本各国宪法和法律，一年为期。（三）考察完毕，在宫中开设法制局，起草宪法。（四）翻译各国宪法及解释宪法名著，颁布天下。（五）将宪法草稿刊布于官报，令全国士民辩难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五年或十年后损益制定；定本既颁，以后非经全国人民投票，不得擅行更立。（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这篇文章吹响了国人要求立宪的号角，促进了全国立宪思潮的兴起。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半月刊《新民丛报》，相继阐述其宪政思想。
第一，君主无责任及责任内阁。他说，君主有责任，一旦失政，人民便起来革命，故为了国家安定，只能让其处于无实权的地位。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都写有“君主无责任”及“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明文，而二者是“异名同实”的，“惟其无责任，故可以不侵犯；惟有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责任”。担负国家行政责任的是责任内阁。君主颁布法令，内阁要副署。法令不符合人民愿望，“民得而攻难之”，大臣害怕人民指责，不敢不努力把国家治理好。还介绍了西方的政党政治，说立宪国家的政党至少两个，一在朝，一在野，互相竞争，为了胜利，“不得不勤察民隐，悉心布画，求更新更美之政治”。“其竞愈烈者，则其进愈速”，“而其有造于国民固已大矣”。
第二，立法权必须属于国民。他赞扬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又根据英国学者边沁的政治学理论，阐发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出“国家为一国人之公产”，国家意志只能由国民体现出来，立法权只能属于国民。因此，国民有权利思想者，“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
第三，从根本上变革专制政体，劝告清廷实行立宪。他尖锐地批判了专制政体，指出它是“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如欲救亡，使国家进步，“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
他根据世界大势及中国的实际，劝告清廷猛醒，速行立宪。说专制政体绝对不能生存于现今之世界，如君主能视专制政体为敌，则安富尊荣不难取得，否则国民就会把君主当作敌人加以推翻。警告说：君主应主动把立法权交给国民，如待至国民起来争取的时候，君主就要蹈法国路易十六被推翻的覆辙了。还特撰《敬告当道者》专文，指出当前的改革不过是伪改革，引起革命的媒介。要当道者认清世界形势，学习德国的俾斯麦、意大利的加富尔、日本的板垣退助，实行真正的改革，也就是实行立宪。并且要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吾以为君主之尊荣者，莫如英吉利；君位之巩固者，莫如英吉利。故欲尊其君者，不可不学英吉利；欲安其国者，不可不学英吉利。”
此外，他主办的《新民丛报》还发表了其他人撰写的立宪论作，介绍了一些国家的立宪史和宪政专著，告知读者：“今日世界文明各国莫不有宪法，宪法者立国之元气，而今日中国急当讲求之一大问题也。”积极予以鼓吹。
此时梁启超的思想经常处于“保守性与进取性交战于胸中”的状态，时而发表赞扬民族主义、破坏主义、排满的文章，时而阐扬君主立宪的理论。1903年11月，梁启超游历美洲返回日本，“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思想言论大变；从此放弃排满及破坏主义，专主实行君主立宪。
梁启超主张实行君主立宪，遭到革命党人的驳斥，由此引发了一场两派的论战。但从辩论开始，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始终声明：坚决反对两派互相谩骂，攻讦，倾轧，敌对，抵消力量；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激烈与温和殊途同归，手段不同，各有其用，两派应节制感情，求大同，存小异，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政府，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那样开展和平竞争，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正当的理论商榷，主动提出停止论战。可是，未得到革命派同意。1907年7月以后，梁启超不再理会革命派，毅然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全力对付清政府。
1904年2月，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特别是我国东北地区发生尖锐冲突，战争爆发。年底，俄国的立宪派人士发动请愿，要求沙皇政府实行君主立宪。1905年1月，工人请愿遭到军警枪杀，于是爆发了革命。梁启超认为俄罗斯革命对中国也将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日俄战争“为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其刺激于顽固之眼帘者，未始不有力也”。如果俄罗斯人民要求立宪成功，中国人民“见有助我张目者，而神气加发扬焉，又无论矣。”
1905年，清政府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和尚其亨五大臣分途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6、7月间，戴鸿慈和端方回到上海，梁启超为其捉刀代拟了五篇奏稿。9月1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认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对于清廷进行的中央官制改革，多数立宪派人士感到失望。梁启超对人说：“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虽然，又当思此度之动机果发自何所乎？不过一二人偶以其游历所耳食者，归而姑尝试之耳，若国民则全未有厝意于此”。“故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实无有是处，而因此次改革之无效而失望，益无有是处也。”
康有为提出改保皇会为帝国宪政会时，梁启超就打算在国内另设新会，与杨度协商，但合作终于破裂，于是与蒋智由、徐佛苏等发起，1907年10月17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立宪团体政闻社，但他为避免清政府疑忌，有利于政闻社活动，未在社内担任职务。继而停办《新民丛报》，创办月刊《政论》，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
梁启超认为，立宪与革命不是对立的，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如能实现，均可称“政治革命”。国会是“良政治之源泉”，人民求得良政治，也就是求得国会。“然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国民热心于政治与否，则于其能排万难，冒万险，以要求宪法、要求国会与否焉决之。”在10月17日召开的大会上，他演说时又强调指出：立宪的真精神，赖有人民选举的国会。国会监督的对象是政府，希望立宪之动机发自政府，无异于希望政府特建机关，等待人民监督自己，这是绝对不会有的事。如何才能除专制之毒，举立宪之实？第一，要变消极的态度为积极的态度，人人奋起为政治上之运动；第二，要变单独的行动为一致的行动；第三，要变暂时的进行为继续的进行。发动国民的责任在中流社会，大家都要加强责任心。
12月，资政院总裁溥伦奉命赴日访问，梁启超写了一篇说帖，让马相伯等呈交溥伦。主要内容是：现在的资政院应具备国会应有的权限，其组织应含有上下两院性质，同时要设立责任内阁。
1908年7月2日，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三年内召开国会。8月13日，清政府下令查禁政闻社，梁启超无法维持，只好宣布解散。经此挫折，他便专心从事著述，但对政治仍很关心。
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11月咨议局选出资政院议员后，梁启超致函回到国内的徐佛苏，嘱其注意联络资政院和咨议局议员，“使其一面努力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徐佛苏入京后，梁启超欣慰无极，指导其“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
1910年2月，军咨大臣载涛前往外国考察陆军事宜，路经日本。梁启超向他上书陈述：“立宪之政，唯其实不唯其名，苟实之不举，而徒袭此名以上下相蒙，未有能济者也”。并指出：现在搞的宪政徒鹜新政之名，“以为钻营奔竞之资”，“本末倒置者不知凡几”。“苟徒袭其名，思以涂饰天下耳目，而实际乃与立宪政治之原则相反，则将来患之所中，必有视专制为更甚者。”
与此同时，他于2月20日创办旬刊《国风报》，发表诸如《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宪政浅说》、《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国会与义务》、《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责任内阁释义》、《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重要著作，极力鼓吹立宪，向国民灌输政治常识，在思想理论上对国会请愿运动加以指导。他批驳拒开国会的上谕；批评九年筹备方案“卤莽灭裂，不成片断”，“涂饰迁延，本末倒置”；指出政府“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国民主张速开国会，首为救亡，次为图治；立宪政体最主要的就是国会，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不得谓为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就是不筹办宪政；无国会则无责任内阁，不筹办国会等于不筹办责任内阁；中国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胥吏婪索，盗贼充斥，政治不良，受外国宰割，都是政府造成的。还特别警告清政府，如不速开国会，“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号召人民把国会请愿当作“今日人生第一大事”看待，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一次不行，继续进行，不达目的不止。
梁启超还特别注意重视发动农民，认为立宪政治是国民的政治，欲宪政成立，必须令国民的中坚阶级知道宪政利害切己而积极参预。“欧美诸国多以工商为国民中坚者也，而我国则以农为国民中坚者也，故开发农民之政治思想，实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也”。呼吁一切“士君子”和请愿同志会去“唤醒农民”。
第三次请愿前，梁启超为日本华侨代表汤觉顿起草了请愿书，让他带到北京向资政院呈递。第三次请愿之后，他看到清廷政治愈益腐败，不能忍受，所发表的言论又趋激烈。
1911年4月，同盟会首领黄兴领导了广州黄花岗起义。事后梁启超发表《粤乱感言》，认为革命都是政府造成的，革命不无道理：“要之，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政府日日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日日供给革命党以发荣滋长之资料，则导全国人心理趋于革命亦宜。”
7月，梁启超又发表《对外与对内》，总结了十九世纪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指出：英、法、美、日等国之所以没有外侮，反而对外侵略，就是因为“其民有极强毅之对内能力，能取国内腐败之元素排泄之”。波兰、埃及、朝鲜之所以灭亡，不是由于“其国民对外敌忾之心未尝不盛”，而是由于“不能善用之以对付其病国殃民之政府”。对外斗争与对内斗争可以互为目的、手段，“而要其着手实行者，必先在对内而后及对外，而苟非对内获有成功者，则对外之成功亦决无可望。”鼓动人民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清政府。
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梁启超与康有为对今后的行动策略进行了密商，准备联络军咨大臣载涛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驱逐总理大臣奕劻，立即召开国会，并将这一计划概括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即与袁世凯联合，逼迫清帝将全部政权交给国会，对南方革命党人进行慰抚说服，反对剿伐。11月6日，梁启超离日返国，9日抵达大连，闻知吴禄贞已遭暗杀，又把希望寄托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11日抵奉天，他对总督赵尔巽谈了自己的政见。继之张绍曾又被解除兵柄，同时听说蓝天蔚将对其不利，他又匆匆返回日本。11月16日，袁世凯在京组阁，以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梁启超立即去电辞职。其后，他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主张实行“虚君共和制”。
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到国内，在天津创办《庸言》杂志。这时他已放弃了君主立宪主张，赞成共和。1913年5月任进步党理事兼广东支部部长，实为该党的精神领袖。同年7月，激烈攻击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随后，出任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司法总长。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后，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5月，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春，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约其往小汤山赴宴，暗示他赞成帝制，他未同意。返城以后，携家出走天津。4月，他省亲南下，写了一封长信忠告袁世凯：“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8月，杨度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帝制自为大力鼓吹。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驳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反对改变国体。后与蔡锷密商武力讨袁，随即南下。1916年5月西南各省联合组织军务院，梁启超出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1917年，梁启超回到北京，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出任段内阁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1月辞职。1918年底，与友人到欧洲旅游，1920年3月回国。晚年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著作，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一生著述极多，被友人收入《饮冰室合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