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校长和同事们想考考这位年轻姑娘的能力，到校第一天就让她带领学生们做早操。操场上一片混乱。几分钟过去了，她面对孩子们的吵闹，依然平静地站着，温和地微笑着。终于，她开口了：“同学们早！你们说完了没有？你们笑完了没有？”清脆洪亮的声音立刻中止了混乱，整个操场霎时安静了。她依然不慌不忙：“你们不说了，你们不笑了。好，现在，我们开始做早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她在直隶女师受过严格的训练，现在，她一边喊口令，一边用优美的动作带领全校学生做早操。[1]
她就是刚从直隶女师毕业到附小当教师的16岁的邓颖超。全校学生服了，男教师们服了，附小主任郑朝熙终于松了一口气，天津女界和学生界的著名人物果然名不虚传。原来附小自1912年建校，直到1919年，聘任的都是清一色的男教员。五四运动以后，妇女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1920年，比较开明的郑朝熙主任一改过去旧的传统观念，决定到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聘请教员。女师校长拿出毕业生成绩单让他挑选，郑主任当即拍板：就请那位去北京的学生代表吧。原来邓颖超在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曾是到北京请愿的学生代表之一。[2]
邓颖超担任一年级的级任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语文、算术、音乐、体操、手工、图画、游戏她全教，而且教得十分出色。孩子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新来的邓老师，当年她教过的学生回忆说：“她那和蔼亲切的面容，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邓颖超也从心底喜欢她教的学生，看着那一张张童稚的脸庞，她仿佛看到了七年前的自己。那是1913年，同盟会女会员张星华介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在北京开办的一所平民学校当教员，这不仅解决了杨家母女的生计问题，也使九岁的邓颖超实现了上学的梦想。母亲教学的身影常常闪现在她的眼前，邓颖超教得更有劲了。
邓颖超深深懂得，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不仅仅要传授给他们知识，在这个黑暗动荡的时代更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关心社会的高尚情操。她用讲故事的形式，给孩子们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讲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历史，讲辛亥革命的兴起，更讲她亲身经历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位邓老师早在一年前就因为杰出的演讲才能，被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推选为讲演团团长，短短数月就从一个单纯爱国的女学生成长为能宣传鼓动、能组织群众参加爱国活动的天津妇女界爱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了。她绘声绘色的讲说经常让孩子们听得入迷，下课了，放学了，他们仍然缠着邓颖超，要她给他们多讲一点。年轻的新老师，满腔热情地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逐渐播下了革命思想的火种。
然而这引起了学校的不安，她虽然依依不舍，但也只得于翌年辞职了。一天，邓颖超和同学到天津刚创办的达仁女校参观，女校校长正是爱国教育家马千里。此时达仁女校正在推广新的教学法，马千里很赏识邓颖超卓越的才华和进步的思想，热情地邀请邓颖超到达仁任教。邓颖超高兴地答应了。及至晚年，邓颖超还写了一篇文章《缅怀师友马千里先生》，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尊敬。
和在北京一样，邓颖超教一年级的语文、算术、音乐、体操、手工、图画、游戏；也和在北京一样，她和孩子们围坐成一个大圆圈，用启发式教学法教孩子们认字、做算术。在活动课上，她用浅近的语言给孩子们讲一些重大节日的来历和意义。“五七”国耻日到了，她激愤地讲袁世凯如何丧权辱国，和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五四爱国纪念日，她讲自己亲自参加斗争的许多情景，真切生动……身教重于言传，她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孩子们，他们个个睁着亮晶晶的眼睛，入神地听着，他们多么盼望自己快快长大，像邓老师那样去爱国、救国！
从16岁到21岁，邓颖超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小学教育事业。她终生热爱和尊重教师工作，并一直认为最崇高的职业是教师。马千里的小女儿马翠官当时也在达仁女校读书，邓颖超是她的级任教师。马翠官在邓老师的影响下，终生从事小学教育。
一起来抢救难童
保育儿童是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难童，尤其要以坚毅精神，培育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
——邓颖超：《新华日报》题词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着华北、华东的大片国土。人民惨遭屠杀，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邓颖超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焦急地思索如何抢救这些难童，号召：“要把力量集中起来，组织各界人士，一起来抢救难童！”[4]她知道战区难童数量众多，抢救难童需要大量经费、房子和工作人员，必须由一位在社会上有影响而又热心肯干的人来主持这项工作。邓颖超想到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在国民党控制的武汉，正式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需要得到国民党社会部批准。国民党顽固派一贯仇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企图破坏、阻挠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邓颖超建议李德全邀请宋美龄出面主持成立大会。有她出面，特务们再也不敢捣乱，国民党社会部也乖乖地批准了战时儿童保育会这个团体。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式成立。宋美龄亲自主持大会，聘任的名誉理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冯玉祥、孙科等，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如蔡元培、郭沫若、沈钧儒、胡适等。邓颖超当选为常务理事。保育会成立后短短几个月，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3个分会，抢救难童的工作开始了。邓颖超领导“武汉小学教师战地服务团”，动员和组织了许多教师、学生到武汉街头收容难童，在武汉最先成立了临时保育院，收容了几千名难童。当武汉吃紧、战火迫近时，邓颖超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努力抢救几千名难童分批去四川。她亲自安排罗叔章到湖北、河南交界的均县抢救五六百名难童，交给她一封宋美龄亲笔写的委任状和介绍信。罗叔章带着这批难童辗转两千多里，途中遇到许多困难。邓颖超非常牵挂这批难童，连发三封电报给沿途的中共党组织，请他们协助罗叔章做好难童的转运工作。保育会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共抢救、教育了三万多名难童。邓颖超作为常务理事，一直关心、支持这项事业，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过去了，1988年，保育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几百名当年的难童此时已是新中国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导演、科技工作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当年也曾随母亲赵君陶在保育院生活过几年。他们十分怀念保育院可敬可爱的院长和教师们，更感谢当年组织领导这一工作的邓妈妈。可惜的是邓颖超无法亲自参加纪念会，但她仍很欣慰地给纪念会发去了贺信。她也十分想念这些“孩子们”，真想看看他们现在的模样，她从来没有把他们当外人。“在抗日战争中用伟大慈母的爱培养下一代”，这是邓颖超写给赵君陶的题词，同样也适用于她自己。
关心孩子就是关心未来
关心孩子，就是关心未来啊！我们的事业，总要孩子们一代代继承下去！
——邓颖超：《我们对于孩子和母亲的态度》
“关心孩子就是关心未来”，这是邓颖超的信念，她一生都把心血倾注在妇女和儿童教育培养的工作上。不管是出国访问还是考察国内工作，每到一地她总是挤出时间看望那里的少年儿童。1939年，她陪同周恩来去苏联治病，特地到国际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去厦门考察，她顾不上休息便来到厦门华侨幼儿园，勉励小朋友们；本是要到上海休养，一听说附近有一所盲校，她立即去看望失明的孩子们，称赞他们的坚强；她曾专程到天津南开中学，看望南开的师生们，赞扬南开师生提倡的“一主三自精神”。
在重庆红岩村工作时，南方局的青年同志一对对结婚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又要工作、学习，又要照顾孩子，非常辛苦。邓颖超采取互助合作的办法，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办了托儿互助组，妈妈们轮流看管孩子。托儿所的工作人员不懂幼儿教育，邓颖超告诉她们要了解和研究儿童的心理，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和特点进行教育，还送给她们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的书籍，让她们学习。她还很关心孩子们的营养，送给托儿所一本营养学的书，为孩子们订出每周的食谱，并把国际友人送给周恩来和她的营养品统统送给托儿所病弱的孩子。
红岩村的年轻爸爸、妈妈没有经验，对孩子大体有两种倾向：一是放任自流，一是过分溺爱。邓颖超了解情况后，和托儿所的同志一起召开家长座谈会，给家长做思想工作：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的模仿性是很大的，父母应当做孩子们的模范。从小要教育孩子明白事理，让他们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我们共产党人的子女要有很好的品格，将来进到社会里都能顾全集体的利益，热爱公共的事业，以最大的同情心帮助别人，不仅孝顺父母，还要努力为社会、国家服务……要了解孩子，才能教育孩子。孩子是好动的，爱玩，喜欢新奇，追求知识，父母工作再忙，也应抽时间和孩子玩玩。既可陶冶孩子情操，自己也休息了。[5]邓颖超受过严格的师范教育，当过五年小学教师和级任教师，懂得儿童心理学，她不仅重视学校教育，同样重视家庭教育，并对家庭教育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当年审议宪法草案，邓颖超对《宪法》第三章有关婚姻、家庭、母亲、孩子受到国家保护的条款，发表了重要意见。在保护儿童方面，她提倡尊重儿童，爱护儿童，采取适合于儿童的教育方法，既不应溺爱，对缺点和错误也不应姑息；对于轻视和不关心儿童，甚至对儿童采取体罚的现象必须纠正。邓颖超认为要教育儿童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半个多世纪前，邓颖超就提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她的教育理念是多么超前！
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时，邓颖超十分关心教育问题，指出经济腾飞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培养新的人才……现在要从幼儿园、小学做起，发展中等教育，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做到人才辈出。”[6]对于全国人大即将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女委员们争相发言，提出很多建议，邓颖超很同意大家的意见，认为教育是人生之本，也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的重要一环，希望教育工作者要热爱自己的事业。当她听说著名女演员于蓝挑起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重担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从事的是为亿万儿童服务的工作，很重要啊！”于蓝听了连连点头，她感到邓大姐非常理解和支持她的工作。
一直到晚年，邓颖超心里装着的仍然是全国的孩子。国际儿童节40周年纪念日时，邓颖超给全国少先队员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一位老革命家对祖国未来的殷切期望。她希望全社会要更加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尤其是思想品德的健康发展。1989年10月12日，86岁高龄的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亲切接见了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和“英雄少年”**的父母和老师，她紧紧握住**父母和老师的手，感谢他们为祖国培养出**这样的好孩子。前一天，她就撰写了《学习**》一文。
重视师范学校，还要发展师范教育
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要当教师，这是对国家、对人民极其有利的事业。我希望同学们加强对师范教育的认识，对自己在师范学校学习要更加感到光荣。你们在这里做学生，学习期满以后你们要去做先生。要做先生的人，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而且要全心全意为教育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
——邓颖超：《在河北女师成立八十周年庆典上讲话》
邓颖超十分关心国家的教育事业，不仅鼓励身边的人从事教育事业，而且牵挂着祖国的师范教育。
周恩来有个侄女叫周秉德，打小聪明好学。一个周末，周秉德像往常一样，来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七妈。一番说笑后，周秉德提到了自己的学业，原来她已经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了，究竟应该继续读高中，然后出国留学，还是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去做农村小学教师？尚未成年的小秉德有些犹豫了。邓颖超听了立即表示：“好呀，和我一样呀！我原来也是做教师的。”在饭桌上，七妈邓颖超鼓励小秉德：“我16岁就当老师了，做老师非常有意义，现在国家又这么需要。”得到了七妈的支持，周秉德毅然报考了师范学校。此后不久，秉德去中南海找儿时的伙伴玩耍，看到了毛主席。主席坐在石凳子上向她打招呼，亲切地询问：“你现在上的什么学校啊？”“北京师范学校。”没想到主席和七妈的反应完全一致：“那好啊，我也是学师范出身的，女孩子干吗非得学工业呢？学师范、学医挺好么！以后我让李敏、李讷也去学师范。”[7]几年之后，李敏果然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周秉德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城20里外的第三中心小学，当上了“孩子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