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上看，钱玄同提倡保存国粹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为振兴中国文化所进行的一种探索。首先，钱玄同的保存国粹不是简单的保守现状，而是要对现实文化进行变革。如他批判甲子纪岁容易造成混乱而主张恢复岁阴岁阳之纪年，反对后世科举制带来的弊端而主张实践教育，反对刻书不断句而主张必当点断，都体现了这种变革思想。但钱玄同受其历史观的影响，他变革的方向是要回归远古，而不是面向未来。关于这一问题，将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白话文解决言文一致问题以及辞典编纂问题的观点与其辛亥时期的观点作一比较，就看得更为清楚。中国言文分离问题是制约文化和教育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和近代思想先驱一样，钱玄同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着手解决。他在191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语言文字，古本无歧，后之方音变迁，作文者复弃朴实而日即华靡，致令言文愈趋愈远，重以唐宋以后，士不悦学，识字者日少，尽有古昔常用之字，而诧为奇傀难解者。”钱玄同反对言文分离的现象，他欲通过回归古稀来解决这一问题，即采取研究文字训诂，考究文字本始方法，实现言文一致，“然文字虽罕通用，而语言根于自然习惯，初尚未尝消灭，故今世语言，无论虚实诸字，大都合乎古训，特陋者不察，蔑视语言，以为文语二者截然殊途，文字依于书册之古训，语言造自市井之俚谈，此等谬语固不值明者一哂也。今欲从事文言合一之计画，则文字训诂必当普教国人，九服异言，咸宜求其本始，乃至出辞之法，正名之方，各得准绳，悉能解喻，而同文之期斯至矣。”[93]钱玄同看到白话的意义，但他却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从事训诂探求文字的古意上，以求达到言文一致。经过探索，他认识到这一方法之不可行，遂放弃这一思路，在五四时期提倡直接采用活生生的白话文来解决言文分离问题，这样就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摸索出一条新路，他本人也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再如钱玄同对于编纂字典的认识也是这样。民国初年，钱玄同强烈批判《康熙字典》的索引办法。他说：清帝“令其臣编为《康熙字典》，以帝王淫威，强迫家弦户颂，自是而莘莘学子，群焉遵奉，竟不知国字真相，其祸实烈于洪水猛兽，然昔时不敢讼其言，言其非者，日处虏庭之下，恐触文网也。今幸虏酋踣毙，汉室重光，如《康熙字典》者，即为伪朝敕纂，复误谬诞妄者若此，万无任其谬种流传，不事改革之理。”进而，钱玄同认为，《康熙字典》在索引上有很多错误，“《康熙字典》之尤谬者，如才入手部，疑入疋部，季入干部，无入火部，尹入尸部，求入水部……”。[94]这一段批评若去掉其认为《康熙字典》有害于国字的话外，与他在1918年《新青年》上对林语堂《汉字索引制说明》所作的跋语上对《康熙字典》的批评几无二致，但在如何解决《康熙字典》存在的问题上，钱玄同前后的方法却有所变化。在1912年，钱玄同主张“字典分部必当一遵许书，五百四十之旧不得妄有增减移易”。[95]“一遵许书”，就是要完全遵守许慎之《说文解字》，完全是复旧的办法。而在五四时期，钱玄同却支持林语堂对中国传统的注重字形的检索方法进行的改进，则是对创新的赞成。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钱玄同思想先后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无论主张复古还是支持改革，钱玄同的出发点都是要对现实文化中的不足进行变革。换句话说，钱玄同的种种复古主张也是他欲改变现实文化的努力。
文化是融入民族血液中的，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因素。文化的创造、变革必须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必须注重本民族的传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可以说，重视民族文化传统，注重研究祖国的历史文化，将其作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和基础，是国粹派在中国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所在，也是钱玄同复古主张的合理性所在。
但受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历史观的影响，钱玄同主张的变革完全是要回归过去，他所用资源也多是传统，在强调从中国文化汲取智慧和经验的同时，他忽视了世界文化的共性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任何思想，即使是真理，如果片面、绝对地向前发展，其结果定是走向谬误。钱玄同通过复古去改变现实文化的积极努力本身就带有诸多负面的因素。首先，极端的复古，完全拒绝向西方学习，影响了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在近代中国，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后，学习西方的科技、思想、文化以及对中国传统进行反思，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若要使文化发展保持活力和创新的能力，也必须有不同质的文化进行交流会通。而钱玄同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主张复古，进而反对向西方学习，“余谓中国人最劣之性质在不顽固，不自大耳。计庚子至今，一星终矣，上下之人，靡不尊欧美，过先祖，贱己国，过台隶。世有如此而能善立人国于大地者乎？”。[96]提倡民族自尊、自信，固然重要，但鼓吹顽固，拒绝学习他国思想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排新知、阻碍进步的作用。这种做法，也达不到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目的。其次，极端的复古，则不免成为保守与顽固的同调。钱玄同回顾自己对国粹态度的变化时写道，“初谈国粹也，实专在文字之一部分，至于尊孔则脑筋中尚未作此想”。而当回国后，“处祖国腐败空气久，谬见渐生，什么读经、尊孔，中国伦理超越世界种种荒诞之谈，余当时亦颇以为然”。[97]他的复古思想也“由文字复古进而尊孔读经”。[98]钱玄同于1912年作《学校中当祀孔议》，以致孔教会劝他入会。[99]最后，极端的复古，也使光大祖国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的主张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钱玄同主张复三代古音，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事，因为三代古音本身就难以考订。因而，钱玄同在1913年就不得不放弃之，而主张用能上推古音下证今音的《广韵》读音了。在文字问题上，钱玄同自己也觉得主张过于骇俗，不得不将其放弃。[100]在没有遭到外来反对的情况下，自己就放弃了追求的目标，说明了这一思想的不可行。在实践中，钱玄同的主张也碰了壁。周作人在《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一文中说：钱玄同于文字复古的问题上面，留下三种痕迹，证明他的归根失败。一是在民国之初，写过一部周文之（沐润）的《说文窥管》，因小篆不够用而阙功未竟。二是章氏丛书里的《小学答问》，依照小篆用楷书笔势写之，结果圆笔变方，反而面生，改正俗讹，须用本字，一见难识。三是20年后，为章太炎手书《章氏丛书续编》中的《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已用今隶书写了。[101]周氏所言不虚。钱玄同自己也承认，“一九一四——一五，写古体字复古衣古礼的思想渐渐淡了”。[102]复兴古衣古礼的情况也是一样。关于古衣，辛亥革命后，他戴玄冠，着深衣，系大带的结果是遭到哄笑，传为话柄。关于复兴古礼，他的老师，同是主张保存国粹的章太炎也告诫他，“研精三礼，条牒虽明，未可见诸行事，虽丧祭冠婚诸礼，平民得以自尽，然宫室衣服既异，器用复有不周，固难行矣”。对于钱玄同画地习礼，章太炎劝告他说：“画地习礼，虽古人常法，今人不能为也，至如丧礼则躬为孝子，婚礼则或为婿为妇，自非伶人作剧，谁有为此者？前修朴质，觉其无关，今人强欲效此，亦复惭惶无地。”[103]而在钱玄同提倡废楷用篆的当时，章太炎就以其难行而不赞同。[104]一定时期的文化总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上古时代的礼仪制度与现代社会的需要相去甚远，已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恢复了。钱玄同在当时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五四时期回忆这一段的思想历程时说：“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作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105]发昏做梦，是其自责内疚之词，而东撞西摸，则是他探索改造中国文化备尝艰辛的内心写照。
其次，钱玄同在积极主张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积极因素的同时，对古代文化中的弊端也加以批判。钱玄同极力主张恢复的古圣制作“因事制宜”的求实态度[106]、墨家“苦身劳形，而无所报”。[107]的献身精神、颜元“致力于六艺，为实事求是之学”。[108]的实践作风、中国古代思想中蕴涵的民主成分等等[109]，应该说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是创造新文化的重要资源。在强调继承的同时，钱玄同也批评中国传统中糟粕，如宗法制度，古代教育中的“阳尊阴卑”思想，唐宋之后的“八比”、“帖括”、“空谈心学”。最重要的是，钱玄同在主张复古的过程中，对君主制一直持批判态度。他在日记中曾写道：“点邓牧心《君道》、《吏道》，其议论实犹在黄太冲《原君》、《原臣》之上。盖黄氏之言犹近于今之新党之论，邓氏则打破一切，直欲上返皇古，快哉！快哉！”。[110]“检《抱朴子·诘鲍》篇阅，将鲍生《无君论》抄其一页，鲍生之论痛快之极。老庄之言犹含蓄，彼痛君之恶，实痛快之至也。”[111]钱玄同虽主张文化复古，但对于君主制坚决反对。他后来说：“我那时复古底思想虽然炽烈，但有一样‘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时对于一切‘欧化’都持‘訑訑然拒之’的态度，惟对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112]这些议论，并不科学，甚至是站在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无君论的思想上去批判专制君主，但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流是一致的。对君主制的反对及对共和政体的追求，也是钱玄同后来能跳出国粹派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在反对古代弊政方面，钱玄同甚至不反对西方文化，他曾说：“西学输入，凡唐以来之叔世弊政，相形之下，无不见绌。趋新之士，悉欲废之。有心人忧之。愚谓新党之浇薄诚可鄙，但此等弊政得赖是以扫除，亦未始无裨，弊政去，而古之善政乃可见诸实行矣。”[113]可见，尽管钱玄同表示拒绝西方文化，但在其思想实际上已经有西方文化的因子了。这一现象反映了西方文化在当时不可抗拒的影响。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对古代文化的批判，在钱玄同的复古思想体系中，不是主要的内容。这也正是他向古昔学习以振兴中国文化所不能成功的一个原因。
钱玄同思想的一大特色是重视实践。当极端复古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时，他就逐渐地修正自己的思想了。在1915年前，他的复古思想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写古字、复古衣古礼思想的淡化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促使钱玄同思想变化最后完成的是袁世凯复辟。袁世凯以文化上的复古为其政治复辟的前导，强烈地刺激了钱玄同，“因为袁世凯造反做皇帝，并且议什么郊庙的制度，于是复古思想为之大变。起初对于衣冠礼制反对复古，夏秋间见《新青年》杂志及陈颂平、彭清鹏诸公改国文为国语的议论，于是渐渐主张白话作文”。[114]他意识到上古礼制是“两千年前‘宗法’社会里的把戏，现在既称为民国，是早已进于国家社会，当然不能再玩这宗法社会的把戏”。[115]进而，他的历史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自己总结说，“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反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至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最粗浅的比例，如我今年三十一岁，明年便一定是三十二岁，决无倒为三十岁之理。故在一九一七年，便当干一九一七年的事情，其一九一六年以前，皆所谓‘已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也。研究一九一六年以前之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谓‘鉴既往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进化而已。故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也，断非可张‘保存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二千年前之古人。”[116]他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改造之路不是保存国粹，回向古昔，而是要面向现实，向西方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