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一部影响久远的名著，它在历史学、哲学和文献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书寓求新于继承之中，既汇集先前《伊洛渊源录》、《诸儒学案》、《圣学宗传》和《理学宗传》诸书之所长，又匠心独运，别辟蹊径，使学案体史籍臻于完善和定型。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倘若没有《明儒学案》，在中国的传统历史编纂学中，也就无从形成学案体史籍的新军了。
一、从党争健将到学术巨擘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社会矛盾的交织，沧桑巨变，天翻地覆，使之成为中国古史中又一个激剧动荡的时代。绵亘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大动荡，孕育了众多杰出的历史人物。黄宗羲便是其间的佼佼者之一，他生当明清鼎革，其坎坷生涯与社会动荡相终始，不啻一面时代的镜子。
（一）东浙三黄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一号梨洲，学者尊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享年86岁。
宗羲生在仕宦之家，父尊素为明末东林党名士，天启间官至监察御史，以疏劾阉党获咎，削职回乡，后复逮至京，冤死囹圄。宗羲8岁起，即随父宦居宣城、京师等处。天启六年，父死狱中，家道中落。思宗即位，惩治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春，黄宗羲千里跋涉，赴京鸣冤，时年19岁。抵京后，得知阉党首领魏忠贤已死，便吁请严惩魏氏余孽曹钦程、李实。五月，刑部会审魏忠贤党羽许显纯、崔应元。在公堂上，宗羲持铁锥直刺许显纯，并拔崔应元胡须以祭奠父灵。会审结束，他又同周延祚、夏承击杀狱卒叶咨、颜文仲。六月，李实以重金贿赂宗羲，他拒不受贿，当即揭露其劣迹，并在刑部会审堂上，以铁锥刺杀李实。冤狱昭雪，正气得伸，他遂于当年秋护送其父灵柩南归。
崇祯二年，黄宗羲遵父遗命，从学于浙江著名学者刘宗周。绍兴素为文物之邦，人文渊薮，明中叶以后，王阳明之学在这里盛极一时。及至明末，王学末流援儒入释，禅风大盛。周汝登首倡于前，陶奭龄继起，与刘宗周各立讲坛，分庭抗礼。黄宗羲年少气盛，邀集远近文士60余人，力辟陶氏之说，以壮大刘宗周讲坛声势。意气之争，依然党派角逐遗风。
当时，江南文士结社之风甚盛，黄宗羲为一时风气习染，未能潜心力学。在以后的几年间，他离开了刘宗周的讲堂，频繁往来于南京、苏州、常熟、安庆、杭州、绍兴等地。在上述各地，他与几社、复社、读书社的成员多有往还，结识了若干著名文士，如张溥、周镳、杨廷枢、陈子龙、万寿祺、钱谦益、吴伟业、林古度、汪沨等。在这一期间，经沈寿民鼓动，宗羲于崇祯三年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从四年起，又秉承其父遗训，历览明十三朝实录和二十一史。崇祯十一年，阉党企图死灰复燃，复社成员140人，在南京联名公布《南都防乱公揭》，攻击阉党余孽阮大铖。黄宗羲与顾宪成从孙顾杲同列揭首。翌年，赴南京应试。时值南都有国门广业社之结集，四方文士，如约而至。宗羲与梅朗中、顾杲、陈贞慧、冒襄、侯方域、方以智等南北俊彦，诗文唱和，形影不离。
崇祯十五年，黄宗羲与周延祚同往北京，应礼部会试，败绩而归。大学士周延儒有意荐宗羲为中书舍人。他见时势艰危，朝局混乱，力辞不就。南归之后，无意举业，与其弟宗炎、宗会同游四明山。黄氏三兄弟在明清之际都以能文善学著名，一时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称。
（二）抗清生涯
明亡，崇祯十七年四月，黄宗羲随刘宗周至杭州，与故明官员章正宸、朱大典、熊汝霖商议招募义旅事。五月，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诏起刘、章、熊诸人，此议作罢。黄宗羲随至南京，拟为其父请求追谥。弘光政权为马士英把持，阮大铖借以东山再起，马、阮重修旧怨，于当年八月逮捕昔日《南都防乱公揭》主事者周镳。翌年四月，周镳被害，黄宗羲、顾杲皆被指名抓捕。幸而刑部掌院邹虎臣蓄意拖延，让黄、顾二人得以脱逃。顺治二年四月，宗羲由南京仓皇而出，取道嘉兴，潜往四明山。
弘光政权灭亡后，清廷于当年六月再颁剃发令，明令“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1]。自剃发令下，大江南北，义师纷起，挺而抗争。闰六月，熊汝霖、孙嘉绩以钱塘为屏障，划江而守。黄宗羲昆仲在余姚黄竹浦招募义勇，声援孙、熊部，时人称为“世忠营”。鲁王政权继起绍兴，颁行宗羲所撰《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顺治三年二月，鲁王政权任命宗羲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继任监察御史。这时，在东南沿海号召一方的南明鲁、唐二王政权，为争正统而成水火。鲁王所部，株守钱塘，不思北进。宗羲深为忧虑，力主北渡钱塘，抗御清军。五月，他率孙嘉绩部与王正中部合师渡江，进驻潭山，作攻取海宁态势。同时，暗中遣员前往崇德，约请当地义士为内应，以北联太湖义师。六月，清军冲破钱塘屏障，挺进浙东，鲁王君臣败溃入海。宗羲收拾所部500余人，逃入四明山，结寨固守。直至顺治六年，为躲避清军通缉，宗羲皆变姓易名，在四明山内外转徙。
顺治六年六月，渡海追随鲁王政权，官至左副都御史。此时，鲁王政权武将跋扈，文官受屈，已是摇摇欲坠。宗羲故友熊汝霖、钱肃乐，即先后死于悍将郑彩之手。他志不得伸，便于当年八月，潜归故里。返乡以后，黄宗羲与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装时有往来。这件事被告发。清地方当局将宗羲与四明山首领王翊、冯京第画像张贴通衢，悬赏抓捕。顺治七年九月，冯京第兵败被害，黄宗炎被捕。宗羲闻讯，秘密赶往鄞县，与高斗魁等合谋，于行刑当日将宗炎救出。八年七月，清军扫荡四明山，俘获王翊，然后出兵舟山。事前，宗羲侦知敌情，曾派人潜往舟山告警，还一度奉使东渡，乞师日本。顺治十一年，鲁王所属定西侯张名振派人登陆，与宗羲联络。来人在天台被捕，宗羲再被官府通缉。
以后数年，为逃避官府缉拿，黄宗羲隐姓埋名，东徙西迁，在绍兴、杭州间辗转躲藏。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张煌言率水师攻入长江，直逼南京城下。此时，黄宗羲正在杭州。郑、张兵败，黄宗羲举家避居化安山龙虎山堂。他在这里“残年留得事耕耘，不遣声光使外闻”，过着“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2]的避世生活。直到南明永历政权覆灭，郑成功东渡台湾以后，眼见复明大势已去，他才于顺治十八年冬奉母返回故居。
（三）著述经世
经历近20年的颠沛流离，不觉老冉冉其已至。以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年间所陆续撰成的《易学象数论》、《明夷待访录》为标志，年过半百的黄宗羲满怀家国之痛，开始了晚年的著述和讲学生涯。
康熙二年四月，宗羲北渡钱塘，抵达崇德，应友人吕留良的邀请，执教于吕氏梅花阁。吕留良早年曾在浙西参加过抗清斗争，是崇德的著名学者。他们于顺治十七年在杭州相识，即一见如故。此后，直到康熙五年初，黄宗羲于每年春夏间都在梅花阁课徒授业。讲学之余，他与吕留良、吴之振、吴尔尧等人赋诗吟咏，共同编选《宋诗抄》，相处很融洽。康熙三年，他们曾结伴到常熟，拜访著名学者钱谦益。当时，钱氏已经辗转病榻，不久人世，便把丧葬事托付给宗羲，并请代撰《庄子注序》等3篇文章。康熙五年以后，黄、吕二人因学术主张及立身旨趣都存在无法弥合的鸿沟，便逐渐分道扬镳，以致终生不再往来。
康熙六年，黄宗羲辞去吕氏家馆，前往绍兴讲学。在绍兴，他与同门友人姜希辙商议，恢复了刘宗周创办的证人书院讲会。第二年，又在宁波兴立证人讲会。从此，黄宗羲致力于刘宗周遗书的整理，大张旗鼓地宣讲刘宗周的学术主张。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之下，陈赤衷等人闻风而起，在宁波创建讲经会。浙东各地，一时才人辈出，经史之学蔚为大盛。
康熙七年起，黄宗羲开始编选《明文案》。为了编选这部书，他四出访求遗籍，日以继夜，辛勤奔忙，历时8年之久，直到康熙十四年始告完成。后来，宗羲将该书增订为482卷，于逝世前夕脱稿，正式定名为《明文海》。康熙十二年，宗羲母八十寿辰，移居河南辉县的著名学者孙奇逢，寄来所著《理学宗传》一部，以作庆贺。黄宗羲颇受鼓舞，只是当时正纂辑卷帙浩繁的《明文案》，还没有时间与孙奇逢南北呼应。
三藩之乱起，福建告急，波及浙江，四明山内外，一片混乱，于是黄宗羲便奉母避居浙东海滨。康熙十四年夏，四明山恢复平静，始返故居。《明文案》于当年脱稿后，从康熙十五年起，黄宗羲开始撰写《明儒学案》，以与孙奇逢作同调之鸣。同年二月，他再渡钱塘，北抵海宁，应知县许三礼之请，公开讲学。此后，宗羲一直往返于余姚、海宁间，主持海宁讲席达5年之久。
（四）大节无亏
黄宗羲的晚年，弟子林立，声名远播。康熙十六年一月，其弟子董允由北京南返。临行，侍讲学士叶方蔼赋五古一首，交董允转赠宗羲。该诗结句云：“勿著羊裘去，苍茫烟水滨。”试图规劝宗羲结束隐逸生涯，出来为清廷效力。黄宗羲接诗，当即次其韵奉答，以表明不仕清廷的志向。诗的结句，一反叶氏原意，明确写道：“勿令吾乡校，窃议东海滨。”[3]康熙十七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天下名儒。叶方蔼又利用身为经筵讲官之便，举荐黄宗羲。宗羲在京弟子陈锡嘏代为推辞，此事才算了结。叶氏见宗羲执意不出，便在康熙十八年与徐元文一道，以《明史》馆总裁的身份，聘宗羲弟子万斯同、万言入京修书。黄宗羲在送万斯同等北上时，特地赋诗相赠，告诫道：“太平有策莫轻题。”[4]康熙十九年，徐元文继叶方蔼之后，给黄宗羲发出预修《明史》之请。结果，他依然以老病坚辞。万般无奈，最后则被迫同意徐氏请求，让其子百家北上修史。宗羲就此致书徐元文，不无牢骚地写道：“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
从叶方蔼、徐元文的连年纠缠中摆脱出来之后，黄宗羲在康熙十九年将旧有文稿加以整理，选取其中一部分付刻，名为《南雷文案》。以后几年中，他虽已年逾古稀，但仍然往来于苏州、昆山、杭州、绍兴、宁波之间，探望故旧，访求古籍。宗羲一生，最喜收藏书籍。早年，他曾遍游江南，凡藏书名家，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淡生堂、黄氏千顷斋、钱氏绛云楼，无不登临。康熙四年，又在故里自建续抄堂，以藏弆古今书籍。晚年，他更频繁出入于范氏天一阁、郑氏丛桂堂、曹氏倦圃以及徐氏传是楼，校订书目，辛勤抄撮。宗羲告诫一时学人：“当以书明心，不可玩物丧志。”[5]
康熙二十四年，黄宗羲为已故明遗民谢泰阶撰写墓志铭。文中，宗羲称许谢氏不仕清廷的节操，他写道：“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6]正是秉持这样的立身旨趣，黄宗羲终其一生，实践了“止于不仕”的诺言。就其入清以后的全部学行而论，主流可取，大节无亏，无疑应是盖棺论定。
（五）成就斐然
康熙二十七年，黄宗羲将旧刻文稿再加删削改订，以《南雷文定》为名重行刊刻。当时，他已是79岁高龄，自知来日无多。于是就在这一年预筑生圹，内设石床，不用棺椁。翌年元旦，黄宗羲兴致勃勃，再登姚江书院讲坛。三十年，他又以82岁高龄，登临黄山，毕竟年事已高，哪堪长途劳顿。后重病卧床，几乎不起。病中，从京中传来《明儒学案》将在北方刊行的喜讯，宗羲抱病口授，由其子百家记为《明儒学案序》。
入清以后，黄宗羲勤于著述，讲学不辍。他以其辛勤的劳作，不仅给当时知识界培养了像万斯大、万斯同这样的一些著名经史学家，而且为后世写下了50余种、近千卷的著述。《明夷待访录》和《明儒学案》，是他一生的代表作品。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地鞭挞了明代的君主专制政治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弊端，提出了积极大胆的变革主张。这部书在当时不胫而走，曾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与黄宗羲齐名的学者顾炎武，曾于康熙十五年有书致宗羲，称道有了此书：“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7]后来，该书虽在乾隆间遭到禁毁，但是到清末，仍然对维新思潮的兴起产生过积极推动作用。《明儒学案》依学派为类，对明代270多年中儒学各流派的传衍，尤其是阳明学的演变源流，作了提纲挈领的叙述。自南宋朱熹著《伊洛渊源录》以来，学案体史籍至此臻于完善、定型。《明儒学案》书成，黄宗羲又着手编纂《宋元学案》，可惜未及完成，他就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