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学术界，有两个很重要的学术群体，一个是江南以刘宗周为宗师的蕺山南学，另一个是河北以孙奇逢为宗师的夏峰北学。这两个学派与稍后的二曲关学鼎足而立，同主顺治及康熙初叶学术坛坫风会。因而雍正、乾隆间史家全祖望论清初学术，遂将蕺山学传人黄宗羲与孙奇逢、李颙并举，而有“三大儒”之目。至于晚近学术界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清初三大儒，则时移势易，视角各别，未可同日而语。以下，拟就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之间的关系，试作一些梳理，旨在据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明清间学术演进的脉络。
一、孙夏峰笔下的刘蕺山
明末清初的近一百年间，是中国古史中一个激剧动荡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卓越历史人物的时代。刘蕺山和孙夏峰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杰出学术大师。他们以各自的学术实践，不惟开一方风气先路，而且影响所及，终清一代而不绝。
刘蕺山名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以其居于蕺山麓而尊为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卒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得年68岁。孙夏峰名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号岁寒老人，学者以其晚年所居而尊为夏峰先生。河北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得年92岁。刘蕺山长孙夏峰6岁，两位是同一辈人。唯蕺山于明亡后绝食而逝，夏峰则离乡背井，依然在世30余年。尽管蕺山生前，夏峰未得一睹风采，但正是在蕺山故世后的30余年间，随着夏峰与南北学者的过从日久，尤其是同蕺山学诸传人的数度往还，于是在他的笔下，高山仰止，追随恐后，则多见蕺山学行踪影。谨掇其大要，分述如后。
孙夏峰笔下的刘蕺山，首先是一个志节耿然的烈士。明亡，东宫讲官刘理顺、兵部主事金铉身殉社稷，金铉且名在蕺山弟子之列。孙夏峰为文纪念刘、金二烈士，皆论及刘蕺山。所撰《刘文烈遗集序》云，天启间，刘理顺“与刘公宗周、金公铉、吴公甘来，缌缌为斯道斯民忧”[1]。而《金忠节公传》亦称：“刘宗周为少司空，尝就铉论学，与陈龙正、史可法、朱之冯道德经济，互相劝勉。”[2]对于刘蕺山的以身殉国，孙夏峰备极推崇。顺治十二年六月，他将刘宗周与方孝孺、高攀龙、鹿善继、黄道周等5人学行汇为一编，题为《五人传忠录》。夏峰于卷首有云：“刘念台叙明理学，引方正学为首，非谓其为读书种子乎？倪献汝叙历代理学，以黄幼玄为终，亦谓其忠孝至性，百折不回，真伟男子也。”[3]同样的话，还见于夏峰为黄道周的《麟书钞》所撰序，他说：“刘念台先生序明理学，以正学为首。倪献汝序《理学宗传》，以石斋为终。……刘、倪二公，正谓其节之奇，死之烈。忠到足色，方于理学无憾耳。”[4]
根据以上所引述的材料可见，在孙夏峰看来，刘蕺山不惟以忠烈名垂史册，而且也是卓然成家的理学大师。于是在孙夏峰历时30年精心结撰的《理学宗传》中，刘蕺山便以“理学而以节死”的大家著录。当《理学宗传》尚在结撰之时，顺治十六年十月，孙夏峰曾将书中评诸家学术语辑为《诸儒评》存之箧中。其中之《刘念台》一目有云：“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谱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条列分明，随事随念，默默省察。有犯此六科者，凛然上帝临汝，诛锄不贷。久久过自消除，而本心不改。此方是存之之君子，而免为去之之庶民。微乎！危乎！可不慎诸！”[5]据考，蕺山之论立身，有《人谱》之作，时在明崇祯七年甲戌秋八月。《人谱》之《续编三》为《纪过格》，所记诸过，依次为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夏峰之评语依据，显然即由此而来。
由对刘蕺山志节的敬仰，进而服膺其学说，以至潜移默化，不期而然，接受蕺山学术主张，走上合会朱王学术的道路。在孙夏峰的笔下，此一线索若隐若现，依稀可辨。
康熙初，孙夏峰应河南内黄知县张沐邀，前往该县讲学，撰有《题内黄摘要后》一文。文中写道：“我辈今日谈学，不必极深研几，拔新领异。但求知过而改，便是孔颜真血脉。”[6]一如《诸儒评》之依刘蕺山《人谱》立论，此一书后语，亦当沿《人谱》而出。蕺山学说，初由主敬入，中年则以慎独为宗旨，晚年合诚意、慎独为一，卓然领袖一方。所撰《读大学》有云：“《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又说：“夫道一而已矣，学亦一而已矣。《大学》之道，慎独而已矣；《中庸》之道，慎独而已矣；《语》、《孟》、《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矣。慎独而天下之能事毕矣。”[7]孙夏峰之所论，如出一辙。始而曰：“刘念台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8]继之云：“圣学只在诚意，诚意只在慎独。”[9]最终归而为一，倡言：“慎独是一统的功夫，千圣万贤，总只是这一件事。无内外，无精粗，无大小，一以贯之。”[10]刘蕺山论陆、王学术传衍，归咎于杨简、王畿，他说：“象山不差，差于慈湖；阳明不差，差于龙谿。”[11]又说：“阳明不幸而有龙谿，犹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皆斯文之厄也。”[12]孙夏峰于此亦然，据云：“慈湖正以传象山，龙谿正以传阳明，而无声无臭，无善无恶，夫岂谬于师说？而虚无之教，食色之性，又未尝不借口焉。堂邑所谓传象山者失象山，传阳明者失阳明。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13]惟其如此，康熙初《理学宗传》定稿付梓，孙夏峰特于卷末辟出“补遗”一类，杨简、王畿皆在此一类中。他于此解释说：“补遗诸子皆贤，乌忍外！尝思墨子固当世之贤大夫也，曾推与孔子并，何尝无父！盖为著《兼爱》一篇，其流弊必至于无父，故孟子昌言辟之。愚敢于补遗诸公效此忠告。”[14]
夏峰之学，早年由朱子起步，中年受同乡学长鹿善继影响，朝夕潜心《传习录》，成为阳明学笃信者。晚而钦仰刘蕺山学行，遂以修正王学、合朱王于一堂为归宿。他为蕺山弟子金铉所写的小传称：“吾乡理学而忠节者，公与鹿伯顺也。鹿之学近陆王，公之学守程朱。”[15]以追随鹿伯顺而笃信阳明学者，竟去表彰学守程朱的蕺山弟子，一则可见孙夏峰非拘守门户之人，再则亦不啻表明他对刘蕺山师弟修正王学的认同。所以孙夏峰超然于门户之上，指出：“文成之良知，紫阳之格物，原非有异。”[16]又说：“两贤之大旨固未尝不合也。”他认为：“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进而主张合朱、王于一堂，倡言：“我辈今日要真实为紫阳，为阳明，非求之紫阳、阳明也。各从自心、自性上打起全副精神，随各人之时势身份，做得满足无遗憾，方无愧紫阳与阳明。”[17]这与刘蕺山所云“后之君子有志于道者，盍为之先去其胜心浮气，而一一取衷于圣人之言，久之必有自得其在我者。又何朱、陆、杨、王之足云”[18]，实是同调共鸣，后先呼应。
如果说在孙夏峰结撰《理学宗传》的过程中，他对刘蕺山的学说了解尚未深入，那么当康熙六年该书刊刻蒇事之后，迄于十四年逝世，引为同志，倾心推许，蕺山学说对孙夏峰的影响则非同一般。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孙夏峰的《日谱》中，多所反映，弥足珍贵。
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初九日，孙夏峰读刘蕺山《学言》，有札记一则，他说：
读刘子《学言》，有示韩参夫云：“力铲浮夸之习，深培真一之心。”又曰：“从闻见上体验，即从不闻不见消归；从思虑中研审，即向何思何虑究竟。庶几慎独之学。”参夫，宛平布衣也。严守程朱，予从弱冠后即与之友，甲戌年（明崇祯七年——引者），同在武城署中，住三月余。游学江南，渠曾与高忠宪游，归而向予言之甚详。此在乙丙之前。后从念台游，则未及闻也。音问久绝，定作古人矣。读刘子语，愰见故人于字里行间。
一周之后，夏峰又记下了读蕺山《圣学宗要》的无限欣喜。他写道：
予之刻《宗传》也，妄臆以濂溪为孔子之闻知，以姚江为濂溪之闻知。此一时之偶见如此。忽友人寄刘子《圣学宗传》（传字误，当作要——引者），其言曰：“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让颜子，橫渠、紫阳亦曾、思之亚，而阳明见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来，前有五子，后有五子，斯道可为不孤。”读之一快。公先得我耶？我先得公耶？抑南北海此心此理有同然耳。
翌年二月初六日，夏峰就读蕺山文致信弟子汤斌，再度称道蕺山“先得我心”。信中有云：
刘念台之言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念台集中多快语。至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阳明见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来，前有五子，后有五子，斯道可为不孤。《宗传》一编，妄意以濂溪为孔子之闻知，以姚江为濂溪之闻知，不谓念台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近读杨虞城集，皆真实做工夫人，不可少也。
事隔十日，同样的心境见于《复梁以道》中。夏峰说：“刘念台之言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刘、杨两先生，其宗旨正与我辈相符，恨不即握手一详言之。”
康熙十二年（1673年），孙夏峰已届90高龄。是年八月廿六日，他就理气、心性的关系，在《日谱》中留下札记一则。据云：
理气之说纷纭不一，有谓理生气，有谓理为气之理者，有谓有是气方有是理者。迩刘念台云，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知此则知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亦即气质之本性，一切纷纭之说可以尽扫矣。
以蕺山主张而尽扫诸家聚讼，倾心推许，不啻夏峰晚年定论。
注释：
[1]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2《刘文烈遗集序》。
[2]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8《金忠节公传》。
[3]孙奇逢：《孙征君文稿三种》之2《五忠录引》。
[4]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4《黄石斋麟书钞序》。
[5]孙奇逢：《孙征君文稿三种》之3《诸儒评》。
[6]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5《题内黄摘要后》。
[7]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5《读大学》。
[8]孙奇逢：《孙征君文稿三种》之1《与友人论道书》。
[9]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答陈子石》。
[10]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2《语录》。
[11]刘宗周：《刘子全书》卷13《会录》。
[12]刘宗周：《刘子全书》卷19《答韩参夫》。
[13]孙奇逢：《夏峰先生集补遗》卷上《答问》。
[14]孙奇逢：《理学宗传》卷首《义例》。
[15]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8《金忠节公传》。
[16]孙奇逢：《四书近指》卷1《大学之道章》。
[17]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复魏莲陆》。
[18]刘宗周：《刘子全书》卷21《张含宇先生遗稿序》。
二、蕺山学北传的重要途径
一如前述，在刘蕺山生前，孙夏峰并未能有机会当面请益。用夏峰自己的话来说，只是“余从弱冠时，知向慕公，后王念尼从公游，公亦知有余也”[1]而已。加以时值明末，兵荒马乱，已非从容论学之时，因此这便大大地妨碍了蕺山学术的北传。而据蕺山弟子恽日初云：“先师为明季二大儒之一，顾自《人谱》外，海内竟不知先生有何著述。”[2]这就是说，迄于康熙初叶，刘蕺山著述刊行于世者不过《人谱》一种而已。惟其如此，康熙二十年前后，蕺山弟子始接踵而起，表彰师说。先是恽日初辑《刘子节要》，继之为黄宗羲撰《蕺山学案》，最后则是董玚重订《蕺山先生年谱》，编纂《刘子全书》。然而蕺山后学的所有这些努力，多在孙夏峰身后。既然如此，那么蕺山学术又是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北传而影响孙夏峰的呢？就目前所能读到的文献来看，顺治七年，孙夏峰弟子高囗的南游会稽，当是一次开凿渠道的重要举措。
高囗，字荐馨，河北清苑人。明季诸生，善书法，喜为诗。顺治二年师从孙夏峰。三年，夏峰家园被满洲贵族圈占，含恨南徙新安（今河北安新）。六年冬，复因新安时局不靖，再度举家南迁。夏峰本拟渡黄河，越长江，直去浙东，以完先前同故友所订儿女婚事。一则年事已高，不堪旅途劳顿，再则十数口千里跋涉，亦非易事，于是抵达河南辉县苏门山后，被迫改变初衷，侨居下来。夏峰南徙，高囗始终相伴而行，所以孙夏峰90岁时撰《怀友诗》于高囗有云：“垂老轻去乡，荐馨共旅食。”此应是孙、高师弟间此一段经历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