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昨天的知识与明天的事业的矛盾
课程是人类昨天知识的结晶，教材是人类昨天知识的载体。有哪门课程、哪本教材能够反映明天的知识？没有，也不可能有！在社会缓慢发展时期，在人类过着悠闲生活的时候，这个矛盾不甚突出，但在社会急剧发展、变化的时代，这个矛盾就显得非常明显了。
我们的课程、教材、教学内容无法反映明天的知识，但至少要反映一些“今天”的东西，否则教育如何“面向未来”？一些中小学“早读”课，组织学生收看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有些学校每天给学生一道共同的家庭作业，那就是晚上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通过校本课程的形式做好补充“今天”知识的工作。德国一位教育家说得好：“过去以教材为世界，今天以世界为教材。”这不是绕口令，而是教育理念的一个深刻变革。
2.接受知识与探究问题的矛盾
长期以来，我们把学生当作“容器”。今天看来，随着信息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查阅所需要的知识，比如，有一部3G手机就足矣。如今的教育更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探究精神。美国当代知名的教育专家尼尔·普斯特曼说：学生进入学校时像个问号，而离开学校时像个句号，这是学校教育的悲哀。多少年来，我们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没有问题了，教得“全都懂了”，而且是符合标准答案的“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其实，按照现代科学教育观，作为结果的知识是不断发展更新的，发现真理、探求结果的方法才是更重要的。知识本身并不是教育的目的，而是建立科学方法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现代教育观更关心的是怎样使传授知识的过程成为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开发学生智慧的过程。
学会学习比接受知识更重要。
学会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会提出问题。不会提问就意味着不会创新，任何创造、创新、发明都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就要容忍，甚至鼓励学生提出错误的问题。科学发现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尝试错误的过程。
（三）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当今中小学课堂，从静态结构来讲，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单干”，课堂基本上只有师生间的交往，而无师生间的实质互动；二是“孤独”，学生坐在自己1平方米左右的“私有化小空间”中，他们既是这个小空间的主人，又是这个小空间的奴隶，老师不允许他们左顾右盼、交头接耳。
从动态结构来讲，因为升学竞争，学生呈现出你死我活的角逐。成绩好的学生优越感强烈，他们不屑与差生为伍，唯恐沾染到“晦气”似的；成绩差的学生自卑感强烈，他们自感低人一等，不敢跟成绩好的同学“套近乎”，只跟同类学生互相“取暖”，甚至因为在班级中得不到温暖而到“街头小混混”中去寻找同情；中等生则“两头不靠”，班主任忙着“培优转差”，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他们，他们经常只能是“自生自灭”。我们多年来倡导的“抓两头带中间”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即便同属一个“层次”的学生，也未必很融洽，比如，成绩好的学生中间，因为升学竞争，我对你保留，你对我封锁，这次月考我排你之前你妒忌，下次月考你超过了我，我耿耿于怀……学生虽然一起同学数年，未必有多深厚的同窗情谊。
何为学校？学校何为？这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教育工作就很有可能出现偏差。应该说，学校不只是学生读书学习的地方，它还应该是他们寻找同伴、共同快乐成长的地方。有研究显示，在父母、同伴、教师三大影响因素中，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大、年级的升高，同伴对他们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美国詹姆斯·科尔曼教授在一项研究中，以20分为满分，考察学校中各种关系的凝聚力，发现师生关系9分，学生与班级的关系11.4分，而同辈人关系为13.7分，得分最高。
“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不断推进孩子们的社会化。其实，社会化是具体的，找到同伴并成为日后踏入社会的同盟者或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教育的本义之一。”[4]相比一些国家实行的“走班制”的教学组织形式，我们的学生基本上被固定在一个行政班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不过是一个四五十人或五六十人的小圈子而已。而就是这么可怜的一个小圈子，还被人为地“撕裂”，“老死不相往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种情况对三部分学生的社会化都是有害无益的。
百余年前，美国著名作家西顿创办了一种青少年野外学习组织——印第安林学知识小组，在其撰写的《桦树皮手册》修订版中，他提倡“非竞争性质的比赛”。他说，男孩不应把其他伙伴当作敌人，而应与时间、空间、自然力等进行比赛；比赛目的不是压倒别人，而是努力提高自己。
在日本中小学校，学生的各项活动多以团队为单位进行评价，他们有意回避对个体业绩作过多的渲染，甚至都不太愿意提及与竞争相关的字眼，而是更多地把合作挂在嘴边。在芬兰，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估，“从本质上来讲，是鼓舞人心的，是支持性的”，评估完全是诊断性的，“目的是找出在不同的学习结果中，以及整个学校体系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因此，学校和学生能集中精力学习，而没有被互相比较的压力”。[5]今天的社会，远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任何一个大的工程、大的项目，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兵团式作战的结果。前些年，人们都在热谈“硬实力”“软实力”，现在看来，有比“硬实力”“软实力”更重要的一个力，那就是“合作力”！
教育不是奥运会，不要非得什么活动都要分出一二三名、冠亚季军，学校各项活动，应更多地采用“达标”的方式，即设置条件和标准，学生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能获得奖励。这样，就可以鼓励学生与“标准”竞赛，不断地挑战与超越自我，而不是非得在同伴中寻找“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教育过程一旦布满了“速度主义”的雾障，充斥了对“赢”的追逐和对“终点”的迷信，当教育成为“赢者通吃”的时候，教育就不成其为教育了。
[1]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1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2]于永正：《给马金花的一封信》，载沈志冲主编：《教师修养文萃》，35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3]曹保印：《培养人性是教育的最低标准》，载《中国教师报》，2003.07.16。
[4]李希贵：《李希贵学校管理沉思录》，载《人民教育》，2011（12）。
[5]图伊嘉·塔米：《学校和学生不被相互比较》，载《北京教育》，2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