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伊·布哈林（Н.И.Бухалин，1888－1938），苏联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理论家。生于莫斯科一个教员家庭，18岁时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之一、联共（布）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主编。1938年3月被以所谓的“反苏维埃联盟罪”提起诉讼，并按非法的审判对其执行枪决。1988年布哈林得以平反，恢复名誉，并被授予“苏联科学院活动家”称号。
布哈林学识渊博，理论成果丰富，被列宁称为“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指出，“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也应该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布哈林写过大量的文章和理论著作，其代表作有：《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15，列宁作序）、《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1916）、《共产主义ABC》（1919，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过渡时期经济学》（1920）、《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1）、《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32）等。本书选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的部分章节和《马克思的学说及其历史意义》一文，这两部分文献集中反映了布哈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解和他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方面的建树。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布哈林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当有自己的社会学。本书中最能体现布哈林哲学思想特色的，同时又是受非难最多的就是平衡论思想，这是他用以概括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历史辩证法）、描绘社会结构和研究社会演变及其机制的一种执拗的探索。他非常自信地认为，这是在理论上系统叙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使辩证法摆脱黑格尔的神秘主义，揭示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物质形成规律以及辩证法的物质根源的最好方式和途径。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最早发轫于《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在那里，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他的经济学平衡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他把平衡论正式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提了出来。这一理论认为，整个物质世界的运动和发展过程，其中包括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都表现为三种形式程序：其一是平衡状态的建立；其二是平衡状态的破坏；其三是平衡状态在新的基础上的恢复，或者新平衡状态的建立。如此周而复始，作为一种基本的必然趋势和规律性的演进，全部发展都呈现为稳定（静态）和不稳定（动态）的平衡、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结合与统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探讨。布哈林认为，导致革命的根本矛盾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即在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各阶级是社会变革的动力，而社会结构是通过人们的实践而不是在人们的实践之外发生变革的，生产关系是人类斗争和人类活动的产物。在分析阶级差别、职业差别、种族等级差别、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时，布哈林把重点放在了社会方面而没有放在物质生产方面。在考虑到国家的本质时布哈林认为，国家的“本质”并不在其体制中，而在其社会关系中；不在于集中制管理特征，而在于集中制管理的阶级结构。布哈林在讲到阶级意识时着重引述了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有本质区别的观点。他认为阶级斗争就其真实意义来说，只是在阶级社会进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才发展起来的，在这个阶段，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利益已有了觉悟意识。但是，无论如何，在布哈林看来，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的学说及其历史意义》一文集中论述了马克思的学说及其历史意义。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历史发展的学说首次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理解整个自然领域，从而打破了黑格尔强加给社会发展概念的那些框框，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乃是特殊的规律，与形形色色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历史主义是不同的。因此，马克思既没有丝毫宿命论的迹象，也没有丝毫目的论的迹象。布哈林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尤其是其中批判费尔巴哈的部分，是马克思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此，布哈林对此著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决不是主观臆断的结果。马克思基于极其丰富的材料、浩如烟海的事实，在深入了解欧洲现代史的极其宝贵的经验和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基础上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布哈林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唯物史观及其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学说是客观的、科学的理论，它依据最普遍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普遍的客观规律。布哈林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积极、最革命的学说。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
一、社会科学的实际意义
（一）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社会科学
资产阶级学者一谈到任何一种科学，总是说得神乎其神，好像科学不是地上而是天上产生的东西。实际上，任何科学，不论就哪一门来说，都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或社会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窗户上的苍蝇或街道上的麻雀有多少，谁也不去统计，可是，对于牛羊之类牲畜，人们却要计算。前者的数字谁都不需要，但了解后者却是有益的。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中获得各种各样的材料、工具、原料等；然而，不单只具备自然界的知识是有益的，关于社会的知识实际上也同样是必不可缺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每走一步都会需要这些知识，为了要正确地与其他阶级作斗争，工人阶级就必须预见到这些阶级会持怎样的态度。要预见这一点，必须知道不同阶级在不同条件下的态度取决于什么。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生活，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时常都要考虑这个或那个阶级将持怎样的态度。为此，就应当知道各阶级的态度以什么为转移、取决于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只有社会科学才能回答。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势必要跟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国内的反革命残余作斗争，同时还要解决组织生产和分配方面的极其艰巨的任务。应当制定什么样的经济计划，应当怎样利用知识分子，怎样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怎样从工人中培养出有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怎样对待本阶级内部往往还很不自觉的广大阶层等——要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具备关于社会、关于社会各阶级及其特点，以及关于各阶级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的态度等方面的知识，还需要具备关于社会经济和各社会集团的社会思维方面的知识。总之，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社会科学。改造社会的实际任务，离不开工人阶级的科学的政策，也就是说，要有以科学理论（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就是马克思所奠立的理论）为依据的政策，才能正确解决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
（二）资产阶级和社会科学
资产阶级根据其实践的需要，创立了自己的社会科学。
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必须解决以下问题：怎样维持资本主义秩序？怎样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正常发展”，即照章不误地获取利润？为达到此目的怎样建立其经济机构？怎样制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怎样保证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怎样消除自身内部的分歧？怎样培养自己得力的官员、牧师、警察和学者？怎样进行教育事业，使工人阶级既不致变成损坏机器的野人，同时又听任压迫者的摆布？等等。
因此，资产阶级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能帮助资产阶级弄清楚复杂的社会生活并采取正确的方法，以解决现实的迫切的任务。有意思的是，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的学者），大都是一些大实业家和国务活动家，最伟大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李嘉图就是一个很精明的银行家。
（三）社会科学的阶级性
资产阶级学者一贯宣称他们是所谓“纯科学”的代表，说什么一切人世情欲、利害竞争、生活忧虑、利润追逐以及其他世俗的和低级趣味的东西，都跟他们的科学毫不相干。他们把事情描述成这样：学者是端坐山巅而静观大千世界的神仙；他们认为（而且更常说），浊世的“实践”对纯“理论”不产生任何作用。我们知道，这是完全不对的。科学本身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因而，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就是十分明显的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实践，有自己的特殊任务和自己的利益，因而对事物有它自己的观点。资产阶级所关心的，首先是要维护、延续、巩固和扩大资本的统治。而工人阶级所关心的，则首先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确保工人阶级的统治，从而改造整个世界。不难理解，资产阶级的实践所要求的是一回事，而无产阶级的实践所要求的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事物，资产阶级有一种观点，而工人阶级则另有一种观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是一种样子，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则必然是另一种样子。
（四）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科学胜过资产阶级的科学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那么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科学胜过资产阶级的科学呢？要知道，工人阶级有自己的利益、意图和实践，而资产阶级同样也有自己的利益、意图和实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待事物都同样是有利害关系的。说一个阶级是善良的、宽宏大量的阶级，它关心人类的幸福，而另一个阶级是贪婪的、唯利是图的，以及有诸如此类特征的阶级，这不解决任何问题。一个阶级戴的是一副红色眼镜，而另一个阶级戴的却是一副白色眼镜。为什么红色眼镜就胜过白色眼镜呢？为什么透过红色眼镜可以更好地观察现实，能够看得更清楚呢？
对于这个问题，需要绕点弯儿回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资产阶级的情况。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就是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众所周知，“天下没有什么是永存的”。曾经有过奴隶制度，有过封建制度，过去有而现在依然有资本主义制度，也曾有过其他的人类社会形态。既然是这样——而且必然是这样——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要真正了解社会生活，首先就应当了解：一切都在变化着，社会形态也是依次更替的。例如，就生活在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之前的地主——农奴主来说，他甚至无法设想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决不能贩卖农民或拿农民去交换猎犬。这样的地主能够真正了解社会的发展吗？当然不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眼睛上戴的不是眼镜，而是眼罩。他无法看到比自己鼻尖更远的地方，因而即使是在他鼻子下面发生的事情，他也无法理解。
资产阶级也戴着这样的眼罩。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并相信这种制度牢固而且永恒。因此，资产阶级无法洞察和看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那些足以表明它并不牢固、必然灭亡（即使是可能灭亡）而转化为另外某种社会制度的种种现象和特征。这一点，通过世界大战这个例子看得最明显不过了。在比较知名的资产阶级学者当中，有谁预见到这场世界性的厮打的后果了吗？谁也没有。他们之中有谁曾预言革命的来临吗？谁也没有。他们所做的，全都是为了维护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而预言本国资本家的胜利。可是，像战争造成的普遍破坏和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一些现象，却决定着人类命运，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恰恰就在这一方面，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什么也没有预见到，预见到这一切的是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科学的代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愿维护旧事物，因而它的眼光要远大得多。
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胜过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这一问题，现在也就不难理解了。前者之所以胜过后者，是因为它观察社会生活现象要深刻些、全面些，因为它能够看得更远些，能够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所不能察觉到的东西。因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有充分的权利认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并要求对它的公认。
（五）各门社会科学和社会学
人类社会是复杂的，一切社会现象也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这其中既有种种经济现象、社会的经济制度，也有社会的国家组织，还有道德、宗教、艺术、科学、哲学领域以及家庭关系等领域。这一切通过一定的结合而构成了社会生活。当然，要认识这种复杂的社会生活，就必须从各个方面观察，将科学分成好些门类。一门科学研究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学），甚或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政治经济学），另一门科学研究法和国家，而这门科学本身又分为若干专业，再一门科学研究道德等。
在每一个领域中，科学又分为两类：一类科学研究某时某地发生过什么事情，这就是历史科学。例如，从法学领域来说，可以深入探讨和详加阐述法和国家是怎样产生的，其形式又是如何演变的。这便是法的历史。同时还可以研究和解决一般性问题，如：什么是法？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消亡？它的形式取决于什么？等等。这就是法的理论。这样的科学称为理论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