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就需要从外部自然界汲取物质能量。没有这种汲取能量的过程，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存在。人类社会从自然界汲取（并吸收）的能量愈多，就愈能适应自然界；只有在这方面数量有所增长，我们才能看到社会的发展。举个例子，假定说，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企业都歇业，一切大小工厂、矿山、铁路、森林和田地、陆上和水上的活动全部停止，那么，社会就连一个星期也维持不下去，因为哪怕全靠原有的储备过活，也还必须有运输、卸载、分配的活动。“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7]人们耕种土地，收获小麦、黑麦、玉米；人们饲养和放牧牲畜；人们栽种棉花、大麻和亚麻；人们砍伐木材，在石坑中采石，从而满足自己的衣食住的需求。人们从地层深处挖掘出煤和铁矿石，制造钢铁机器，借助这些机器从各个方面控制自然界，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作坊：人们在这里用锤子四处敲打，开动车床，在地下到处挖掘，注视着硕大无朋的机器在平稳地运行，用隧道贯穿山岭，乘巨轮横越海洋，从空中运送货物，在地上布满铁轨，在海底铺设电缆——地球上从喧嚣的怪物般的大都市直到穷乡僻壤的角落，人们像蚂蚁般奔忙，给自己寻觅“口粮”，使自己适应自然界，同时又使这个自然界适应自己。自然界的一部分——环境，即我们这里称之为外部自然界的东西，与另一部分——人类社会相对立。而这个统一整体的两部分的接触方式，是人的劳动过程。“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8]社会与自然界的直接接触，即从自然界汲取能量，是一个物质的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一定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他（指人——作者注）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9]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也就是环境与体系、“外部条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
社会要生存下去，生产过程就必须不断更新。假定说，截至某一时刻，总共生产出若干小麦、靴子、衬衫等，而在同一时间内，所有这些东西全都吃光、穿破、用完。显然，生产应当及时地开始新的一圈运转。生产应当不断地周而复始，应当一环扣一环。从这种循环（或者像通常所说的生产周期）的反复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的生产过程，称为再生产过程。要实现再生产过程，就必须具备它所需要的全部物质条件。举例来说，为了生产布匹，就需要织布机；而为了生产织布机，就需要钢材；为了生产钢材，就需要铁矿石和煤；为了运输铁矿石和煤，就需要铁路，从而也就需要路轨、机车还有其他，以及公路、轮船等，还需要仓库、厂房之类。总之，需要有长长的一系列的性质极不相同的物质产品。不难看到，这些物质产品——有些很快地，有些不那么快地——在生产过程中消失了：纺织工人得到的食物吃掉了；织布机损坏了；仓库年久失修了；机车开始出毛病了；枕木和路轨都损坏了。这就是说，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通过生产）不断更换所有各种各样物质形态的已损坏掉、使用掉、消失掉的东西。人类社会为了延续再生产的过程，随时都需要一定数量的食物、建筑物、采集业的产品、加工工业的产品、运输方面的各种配件，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小麦、黑麦、煤、钢、显微镜或学校用的粉笔、包书纸或新闻纸，全都需要生产，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加入了社会的物质交往，都是再生产这一总过程的物质成分。
因此，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我们是当作一个物质过程来看待的。它之所以是物质过程，因为，一方面，它涉及的是物质的东西（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及作为成果出现的产品——这一切全是物质的东西）；另一方面，劳动过程本身就是生理能量（神经、肌肉等）的耗费，这种耗费在物质上表现为劳动者机体的运动。“如果对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两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10]
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在他们需要“根据专业”从事研究的时候，也羞羞答答地承认生产劳动的物质性。例如，赫克纳教授认为：“如果想要阐明劳动的本质，人们必须注意……两类现象。首先，体力的劳动表现于一定的外在的运动之中。比如说，铁匠的左手用钳子拈出通红的铁块放在砧上，同时右手用锤敲打，把劳动对象锻造成型……这里可以确定劳动成果的数量、形状、大小……这里可以叙述全部劳动过程。”[11]赫克纳把这称之为“客观意义上的劳动”。另一方面，对于同一个过程，可以从在劳动者身上剧烈活动着的思想感情的角度来考察，这将是对“主观意义上的劳动”的考察。既然我们要寻找的是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然这种相互关系恰恰表现于客观的（物质的）劳动之中，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过程的“主观的”方面完全撇开不管。总之，这里重要的是研究再生产过程所必需的全部物质要素（成分、事物）的物质生产。
然而，决不能因为（比方说）量具是物质的东西，量具的生产属于再生产过程所必需的物质生产，而像考茨基那样，认为数学和数学演算本身也属于生产之列，为生产所需要。可是，如果所有的人突然一下子全变成哑巴，而除已经消逝的语言之外，一时还没有其他交往手段，显然这时生产也会陷入停顿。这么说，语言也是再生产所“必需”的，正如任何一个社会里许许多多的东西一样。可是，要把语言也归于生产之列，那是很可笑的。这里，我们对于另一个似乎很“恼人”的问题，即母鸡和鸡蛋何者在先、社会和生产何者在先的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没有生产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社会的生产也是不可想象的。重要的是，体系的变化取决于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12]的变化这一命题，究竟对不对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应当从哪里来寻找这个变化？答案是：从物质劳动中寻找。这样的设问法，使得大量与历史唯物主义唱反调的“深奥”见解无能为力了，而且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发展的“一切原因的原因”，都应当从这里寻找。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我们已经知道，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就是物质能量从外部自然界输入社会；人的能量的耗费（生产），是从自然界汲取能量，而这一能量应当给予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产品），并由社会吸收（消费）；这一吸收则又是进一步耗费的基础，如此循环往复，再生产的轮子就是这样旋转不已。因此，再生产过程，就整体而言，包括几个不同的侧面，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一个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的基础还是生产。因为任何人都懂得，人类社会同外部自然界最直接、最密切的接触，毕竟是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社会正是以这个侧面“紧贴着”自然界的。因此，在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方面决定着分配方面，决定着消费方面。
社会生产过程是人类社会适应外部自然界的过程，但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任何一种动物在适应自然界的时候，从本质上说都是作为一种物质受到环境的不断影响。至于人类社会，它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使环境适应自身。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物质受到自然界的影响，但同时它本身又把自然界变成为我的物质。举例来说，某些昆虫或禽鸟的颜色变得同它们生活环境的颜色相似，这决不是由于这些有机体本身作了什么努力的结果，也决不是它们对外部自然界施加影响的结果。这是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岁月，淘汰掉无数的昆虫和禽鸟，留下了适应性最强的一些单体，并通过它们的不断杂交，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人类社会的情形则全然不是这样。它在大地的胸膛上划下犁沟，在密不通行的森林里开拓道路，使自然力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它改变着大地的面貌。这不是一种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的适应。这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之一。
重农学派（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派）早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尼古拉·勃多就说过：“所有的动物每天都在劳动，以寻求大自然的产物，即大地自身供给它们的食物。有些动物……采集并储存这些财富……唯独人，是注定（这句话的思想是用目的论的方式表述的——作者注）要去探索大自然及其丰富果实的奥秘的……他凭自己的劳动（可以获得）比他在原始的、未开化的（incult）大地表面上所能找到的更多的有用产品。这种活动（cet art）可能是地球上的人的最高贵、最突出的特点之一。”[13]
地理学家列·梅契尼柯夫写道：“人虽然和一切有机体一样都具有适应环境的可贵能力，但他却凌驾于一切有机体之上，因为唯独他有使环境适应自己需要的更加可贵的能力。”[14]
严格说来，积极的（通过劳动的）适应，这在某些所谓社会性动物身上已有萌芽（例如，海狸筑堤；蚂蚁构造巨大的蚁垤、利用芽虫和某些植物；蜜蜂以及其他）；从另一个方面看，人类劳动的最初方式，也是一些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方式。
（三）生产力：自然界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标志
总之，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消耗自己劳动的即人的能量，而取得一定数量的被吸收的自然能量（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物质”）。十分明显，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这里所取得的平衡有着决定性意义。收入是否超过了支出？如果超过，那么超过了多少？显然，很多事情取决于这种超过的程度。
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为了抵偿自身最必要的需求，不得不耗费自己全部的劳动时间。这就是说，随着所获得产品的消费，又生产出同等数量的这类产品，多一点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要生产多一些数量的产品，扩大自身需求，生产任何一点新产品，都没有时间，或没有足够的时间；这个社会只是勉勉强强地收支相抵，过一天算一天；生产出多少就吃光多少——吃这么多才有可能劳动；全部时间都用去制造同等数量的产品。社会始终停留在一个极其贫困的生活水平上。这里不可能有任何需求的增长：真是“量衣伸腿”；而这件衣裳却破旧不堪，而且又没有可替换的。
现在我们又假定，由于某些原因，还是那样多数量的最必需的产品，不用花费全部劳动时间，而只用一半的时间就可以获得（例如，原始部落迁徙到一个地方，这里野禽野兽多了一倍，或者土地肥沃程度增大一倍，或者土地耕种方式有所改变，或者出现了新式工具，等等）。这时，社会就可以腾出它原来劳动时间的整整一半，可以把这部分时间用于新的生产部门：制造新工具、开采新原料等，然后还可以用于某些精神劳动。这时，才有可能增加新的需求，也才第一次为所谓的“精神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机会。一旦腾出的时间被用来哪怕是部分地改进原来的各种劳动，那么以后用来满足原有的需求所要花费的劳动时间，就已不是原来全部劳动时间的一半，而是更少一些（各项革新在劳动过程中起的作用就很明显），在下一个再生产循环（周期）中就更要减少，依次类推；而腾出的时间则越来越多地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用于制造日新月异的工具、仪器、机器；第二，用于开辟满足新需求的新的生产部门；第三，用于创造“精神文化”，首先是其中与生产过程有这种或那种联系的方面。
现在我们再假定，过去要花费全部劳动时间才能满足的那个必要需求量，现在需要加大一倍的时间才能满足（比如说，土壤贫瘠了）；很明显，如果不改用另外的劳动方式，或迁徙到别的地方去的话，社会必将倒退，在这种条件下它的一部分不可避免要毁灭。我们进一步再假定，有那么一个已经高度发达的社会，它具有丰富的“精神文化”、极其多种多样的需求、种类无限繁多的生产部门、昌盛的“科学和艺术”；这个社会在满足自身需求上遇到了困难：比如说，由于某些原因，它无法控制它已有的技术装备（例如，不断的阶级斗争，而其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制伏另一个，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生产过程陷入停滞）；这时，势必要后退到旧的劳动方法上去；为满足原有的需求势必耗费极其大量的时间，而这是完全无法设想的；生产缩减了，回到了原来的样子，需求减少了，生活水平下降了，“科学和艺术”之花凋萎了，精神生活衰退了，至于社会本身，如果这种下降趋势并非是由暂时性的原因引起的，则将回到从前的“野蛮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