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在曲天宇的感觉里，不紧不慢地运行着。女孩子的短裙、超短裙艳得晃眼，在大街小巷招摇。夏天，仿佛是造物主为女孩子设计的，让她们竞相绽放出美丽。县城的每个角落，都有漂亮女孩的身影。她们的美貌是这个小城的财富。曲天宇顾不上欣赏女孩子们的青春，带着郑亚雯和柳宣从南顺城巷走到南新街，又从南新街走到东新街。几条街都不长，三四百米的样子，两边的树不是泡桐，就是古槐，都是庞大的树冠，聚拢着天上的阳光。街上的车辆不多，慢悠悠地行驶着，不用提心吊胆地过马路。曲天宇很喜欢在这样的街上行走，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这种恬适的氛围，让他的心有种踏实的感觉走进了文化馆。
文化馆的院子，早先是北街一户王姓财主的四合院宅院。那财主叫王魁，自幼上过私塾，熟读四书五经。他的院落，带着鲜明的文人气质，飞檐翘壁，屋顶塑兔，柱上雕着字画。一进门，是一面大照壁，遮掩了院内的景致，让一座宅院有了隐秘的气息，也就隐藏了许多消失了的故事。照壁上是魏体的“贤达”二字，表明了主人对人生的态度。小时，曲天宇听说王魁有七八个老婆，他和伙伴们常常念着这样一首歌谣：光光爷，开白花，有个女儿给谁家，嫁给县上王魁家。王魁爱戴璎缨帽，媳妇爱戴簪簪花，拧拧舞舞回娘家……解放前夕，王魁去世，家道衰落。解放后，因为王家在北四巷还有一处住宅，县政府就没收了他的这处财产，把刚成立的文化馆搬了进来。
一棵桑树，矗立在文化馆的院子正中，老气横秋，郁郁沧桑。二十多年前，每到春天，曲天宇欣赏着那红透的桑果，生出无限的遐想。那时他还在咸余一中上学，曾无数次地来过这里。他犹如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对这座院子毕恭毕敬。
老馆长退休了，主持工作的是副馆长林昌浩。他五十九岁，清骨嶙峋，留着大背头。他是县书法家协会主席。自从参加了工作，林昌浩就没有离开过文化馆。当年，曲天宇怀揣着自己写的散文走进文化馆。有时，负责文学的蒋老师不在，林昌浩就把他让进自己的办公室，和他谈起了写作。虽说终生手里没离开毛笔，可对文学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林昌浩说完了，就拿起毛笔，在他的书案上挥毫。几乎每次，他都要送给曲天宇一幅。可惜的是，历经几次搬家，林老师送给他的字竟然一幅也没有了。
林昌浩的书案上，摆着墨迹未干的两个大字：“闲逸。”
“林老师，您好超脱啊。”曲天宇的话里，分明是羡慕、敬仰。林昌浩却说：“我能超脱么？馆里二十多个人，没有几个搞正业的，大多是领导安排进来的。搞工作难啊。我也是癞蛤蟆撑桌子，硬顶着。你来了，我想早一天退下来，一心写字，也有时间出去应酬，办个展览什么的。”曲天宇明白，林老师说的是真话。
林昌浩介绍着文化馆的情况。馆里内设六个机构：办公室、文学组、美术组、戏剧组、舞蹈组、群文组。编制十五人，实际在岗的二十六人，超编十一人。除了人头经费外，每年县财政拨付三千元事业经费，连水电费、电话费都不够，一年一度的乡镇文化站长的例会都开不起了，别说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了。林昌浩拉开桌斗，拿出一厚沓票据，“不怕你笑话，我的出差费快一年了都没地方报销。外地出差、开会的事就免了，省市的会不能不去吧？外地的文化馆来人，起码得请人家吃一碗面吧？王馆长退的时候，史局长让我暂时负责着，我推脱不掉。这一暂时就是两年多，总也物色不到一个合适的馆长人选。你来了，赶快寻个馆长把我解脱了。”
林昌浩介绍的情况，曲天宇预料到了。别的不说，一看林昌浩办公室那张脱掉了漆皮的三斗办公桌，就令人寒碜。
“馆里有没有你看中的接班人？”曲天宇随口问道。林昌浩看看郑亚雯欲言又止。曲天宇明白了他的心思，就改口说：“林老师，啥时候给我写几幅字啊。我装裱了挂在办公室。”郑亚雯也说：“林老师给我也写幅吧。”林昌浩说，“好，好。领导要，岂敢怠慢？”
九点半了，三个人从林昌浩的办公室出来。站在院子那棵桑树下，曲天宇问林老师这树上怎么没有叶子，林昌浩抚摸着树干叹息着：“开了春刚长出叶子，就让馆里的家属摘去喂蚕了。大白天的，就站在凳子上摘呀摘的，看着让人心疼。好好的一副景致，就这么糟蹋了！”
桑树上的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啼叫着。林昌浩一扬手，它们就飞向了屋顶。这时，曲天宇的手机响了。是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让他下午去梁副县长的办公室。
出了文化馆院子，曲天宇说梁县长找我，让郑亚雯和柳宣先回局里。他在一个烟摊前买了包烟，又返身进了文化馆。他想单独和林老师坐一会。文化馆的现状令他担忧，他想听听林老师的想法。林昌浩看见曲天宇又进了他房子，有些惊讶。曲天宇说你刚才有些话没有点破，现在就我一个，有啥话就说吧。林昌浩说你刚才问到馆里边有没有我看中的人，当着他俩的面，我不能说。要是走漏了风声，都来争这位子，那就麻烦了。有个人选，是文学组的组长樊亚涛。小伙子是师大毕业中文系的，是馆里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底子没问题，脑子也灵活。他几次向我提出办份文艺刊物，哪怕小报也成。馆里有几个懂舞蹈、美术、摄影的人，可以利用学生星期天和寒暑假的时间，举办舞蹈、摄影、电子琴、美术培训班，成立艺术团搞演出，既培养了人才，又可以创收，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我觉得他的建议不错，办份刊物也是我的心愿，只是没有资金。还有其他的建议，我也想到了，就是年龄大了，没精力抓这些事。我感到这小伙子是个不错的馆长料子，绝对没问题。曲天宇说啥时候让我见一下。不过，一下子上馆长怕有点嫩。我看中了一个人，信访局的席常农，你觉得咋样？林昌浩说，他是个笔杆子，又是作协主席，应该说能力没问题。可是他的性格太倔强，有时还有点神经质。这种人不适合当馆长，领导人的事恐怕他干不了。再说，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来？曲天宇说，文人么，谁都有点毛病。再说人的性格都可以改变啊。林昌浩想了会儿，说那也行，试试吧。
回到办公室，曲天宇打电话约席常农来他这里。半小时后，席常农来了。一进门就说：“怎么，闲下来了？”两人寒暄了几句，曲天宇问他想不想当文化馆馆长。席常农说，二十多岁时，他最想去的单位就是文化馆。那时，馆里的几个文学创作辅导老师，办起了《咸余文学》季刊，培养了一批文学青年。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曲天宇谈了他的想法，席常农想也没想就摇头说：“当馆长我不行。手底下那么多人，你管不管？这一管人头疼的事就多得很。馆里的女人又多，三个女人一台戏，别说十几个女人呢，婆婆妈妈的矛盾，我听了心就烦。说实话，我就想让你成立个创研室，把我调去，静下心来写作。”沉默了会，他又说：“我这样好像有点儿自私，但没办法，一个人总得有一片属于自己的世界。”
曲天宇一时无语。席常农大他两岁，却像历经了许多的沧桑，看穿了人间的真相，总会说出令人思索的话来。他沉默下来，喝茶，抽烟。过了会儿，席常农又说：“当初，我是极力鼓动你当这个局长的。现在当上了，我却看着你有点可怜。这个烂摊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还要面对一大堆下岗职工，解决一系列的人事纠葛，化解不完的矛盾。难哪。”他皱着眉头叹气。曲天宇忽然想起那天他对自己说过的话，反戈一击说：“所以，你让我活动当这个局长，你咋说的？忘了？”席常农带着伤感的语气说：“那会儿，我是担心让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占了这个位子，那样的话，咸余县的文化就彻底完蛋了！现在，你上任了，我又心疼你了。要我说，干上两年，然后找个理由，退避三舍，搞你的写作去。凭你的底子，得他个矛盾文学奖也不是没影儿的事！”
曲天宇苦笑了。
第二天，他们又去了电影公司。这儿是老县城的东门，随着县城向东扩张，这儿就成了老城区最繁华的地段。公司座北朝南，两扇旧铁门，几间破旧的平房，顶上还是三、四十年前的那种青色的小瓦。它的东临是工艺美术公司，玻璃镶的屋面，在阳光里闪耀着亮光。西邻是人人家超市，建筑风格张扬着独立自由的个性。电影公司好像一个卧地的乞丐，与四周建筑的环境极不相称。
公司经理刘欣的办公室里拥满了一屋人。郑亚雯推开门，一看这架势，退出来对曲天宇说：里边闹事呢。曲天宇问是什么人，郑亚雯说是公司的下岗和退休职工。曲天宇头一扬说：“进。怕啥？”一看新局长来了，刘欣赶紧站起来说：“大家先回去吧，局领导来了，改天再谈吧。”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看着曲天宇问：“领导？哪儿的领导？”曲天宇不等刘欣介绍，便做了自我介绍。
“哦，你就是曲局长？我知道你。”老者自报家门，说自己叫白志达，原来是红桥镇电影院的经理，退休八年了，已经两年多没有领到退休金了。“曲局长，我们总要吃饭啊。”他一脸无奈地说。曲天宇落座后诚恳地说：“我就是来了解情况，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不过，解决问题需要和有关部门协调，这需要个过程。大家不要急。我给大家表个态，只要我在任一天，你们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白志达起身对在座的代表说：“大家看见了吧，曲局长不会哄咱们。都两年多了，我们不在乎再等几天，咱们走吧。”
那些人走后，刘欣这才起身倒水、让烟。之后，汇报了电影公司目前的现状。公司下边有五个电影院。除县城外，还有红桥、桑榆、渭滨、李麻、张构几个镇的电影院。有职工一百七十多人，加上六十多个退休职工，一共二百四十多人，目前在岗的不过四十多人。这些在岗的人每月只能领到百分之四十的工资。公司还好些，干部职工每天晚上下乡放电影，能领到百分之七十的工资，职工的生存现在面临窘境。
“想当年，电影系统效益多好啊。别的单位的人都红了眼削尖了脑袋给电影公司调。现在，倒成了这个烂摊子！真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刘欣一脸的苦恼。曲天宇问退休职工不是县退管所给发退休工资么？刘欣说：退管所先要退休职工的所在单位上交养老保证金，我们算了算，每个月要上交三万多。这些钱，我们交不起啊。公司和下边六个电影院，每个月的经营收入和门面房收入也就是三万多。留下的人，总得要守住国家这些固定资产啊。
“曲局，你能不能和人事劳动局商量一下，照顾一下电影公司？”郑亚雯插言道。她的称呼，和别人不一样，“局”后不带“长”字。曲天宇说回头我找一下他们。他想，人事劳动局的局长麻常伟是他高中时的同学，总能给点面子吧。曲天宇看看墙上的挂钟，才九点半，就说到下边看看吧。
午饭前，他们去了李麻、张构两个镇。李麻电影院的放映厅，被一个废品收购站租用着，每年租金五千元。张构电影院放映厅的一角，堆放着镇政府的救灾物资。张构镇靠近渭河，去年汛期，渭河的水冲开了几个口子，县上有关部门支援了好多铁丝、麻袋、水泥。虽然没有用完，但是为了防止今年再发洪水，就留了下来。镇政府没地方放，就堆在了这里。
中午十二点过了，刘欣让张构电影院的院长去准备午饭，悄声说：“弄好些，准备一瓶酒。”偏巧，他的话被曲天宇听见了，连忙制止道：“不用了，吃一碗油泼面就行了。”刘欣说：“我的局长啊，你刚到文化局，就来电影公司，咋样也得我表示一下呀。”曲天宇本想说些大道理，但又怕伤了刘欣的自尊心。就说了句：“我不会喝酒。再说了，天生的面肚子，再好吃的饭菜都不抵一碗油泼面。”刘欣和张构电影院的院长还想说什么，曲天宇挥挥手说：“别为难我了。要不，咱们回县上，各人回各人屋吃饭。”两人只好把他们领到了一个小面馆。
吃了碗面条，驱车前往桑榆镇。上了车，刘欣内疚地说：曲局长，今天让你受委屈了。曲天宇回答着：“都是自己人，我就不说假话了。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整天吃吃喝喝，一天醉醺醺的样子。”刘欣无言了。
桑榆镇电影院隔壁就是桑榆化肥厂，属省化肥总公司管辖的单位。院长是个三十岁出头的汉子，把放映厅改成了酒吧，进去的人，既能喝酒聊天，还能看电影。桑榆化肥厂有几千职工，酒吧的生意很不错。曲天宇问每个月收入有多少，院长说也就两三千吧。刘欣说别藏着掖着了。曲局长又不是旁人。他扭过头说下边五个电影院，就他们还行。在岗的发百分之八十的工资，下岗的每月发三百元生活补贴。
在去渭滨镇的路上，柳宣问道：“刘经理，我听说桑榆镇的影院半夜放黄带子。”曲天宇问有这种事啊？刘欣不说话。曲天宇的口气严厉起来：“你告诉那个院长，再放黄带子，我送他去公安局。违法的事情要坚决制止。否则，就害了我们的干部。”刘欣为难地说：“没有刺激，酒吧就没有生意了。我何尝不知道他们是在违法，可是实在没法子。”曲天宇说：“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刘欣掏出手机打通了电话。看样子，那边的态度有些犹豫。曲天宇接过刘欣的手机高声说：“今天晚上十二点我就来检查。要是你还放黄带子，我亲自送你去公安局！”
渭滨镇电影院到了。由于被鉴定为危房，放映大厅关了门，只留下一个人看门。他们没有进去，在门口站了会儿就上车了。还剩下红桥镇一个电影院，曲天宇在那儿当过党委书记，知道和渭滨镇一样，也是危房，几年前就关了门。他说不去了，到县城的电影院看看。其实，他每天上班都要从它门前经过，只是四五年没有进去了。
县城的影院有几间门面房，加上常常接待外地的歌舞团来演出，情况好一些。可是，职工太多了，在册的七十四人。小小一个电影院，有十来个人就能正常运转。然而，在它的鼎盛时期，寻窟窿钻眼眼地挤着进来，挡都挡不住，都是县领导的直系亲属和关系户，谁敢得罪呀。“现在好了，一个个都想调出去。可是年龄大了，谁要？”刘欣哭丧着脸。
夕阳，映在电影院的西墙上。墙上攀援着的爬山虎叶子，宛若一面巨大的红绸布，在曲天宇的眼帘中燃烧。
离开了电影公司，曲天宇又到县剧团、剧院了解了情况，情况和电影公司差不多，都是退休人员多，“三金”交不上去。第二天，他去找人事局局长麻常伟。他谈了下属几个单位的现状后，麻局长说这种情况农牧、林业、民政几个部门都存在。单位交不上退休基金，按政策退管所是不能给这些单位的退休职工发退休工资的。这样吧，你们给县政府写个报告，再在下边做些工作，争取上一次县政府常务会。我去市上人事局问问，看有没有变通的办法。
曲天宇回到办公室，让柳宣尽快拿个报告出来。柳宣走后，已经快十二点了。他正要下班，席常农的电话来了，约他在政法路一家小餐馆见面。曲天宇走进餐馆，席常农已经坐在那儿等他了。桌上，已经摆好了几盘凉菜，一瓶老龙窝酒。曲天宇忽然发现。席常农的鬓角已经现出了白发，让曲天宇颇为伤感。他从宣传部去了乡镇后，席常农和林潇离了婚，和一个崇拜自己的小学女教师结了婚。过了不到半年，那个女教师也同他分了手。席常农打开酒瓶，倒了两杯说：“我这心里堵得慌，只有找你了，可是现在你又是个忙身子，只有约中午见面了。”曲天宇说：“你知道，我的理想可不是当什么局长。在咸余县，能当局长的起码有几千人，不过命中注定让我做了局长。”席常农冷笑道：“什么是命？命本在天，君子之命在我，小人之命亦在我。所谓命运，其实是虚无的，人们不过是用它来解脱疾苦。人生的一切，用一个命字来涵盖，太滑稽了吧？”曲天宇摇摇头说：“你说的命运是虚无的，也不完全正确。遗传、环境、性格、身体、心态，这五个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人的命运。咱们这些人，从娘肚子出来就没有当官的细胞。从性格上分析，我们又是那种认死理，蔑视权势的人。我们追求的是闲适，自由，和常人的心态背道而驰。”席常农说：“可是，你比我能适应。我呢，只会写几句别人听不懂的诗。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了。”他开始自斟自饮起来。这是他们喝酒的习惯。酒瓶摆在桌子上，谁想喝谁倒，从不劝酒。喝了一口，曲天宇问他最近还在写诗么，席常农说好长时间不写了。现在的刊物都讲关系。石沉大海，你知道那是什滋味吗？肉包子打狗，狗还叫唤几声呢。好不容易发表了，几十块稿费，还不够喝瓶酒。说这些话时，席常农的脸上呈现出的是茫然以及愤慨。曾经，挂在他脸上的那种飘然的表情，已经杳无踪影了。
曲天宇忽然感到悲哀。他曾经以为，这位老兄才华横溢，一定会成为中国当代杰出的诗人。是什么原因让他沦落至此？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要做一个纯粹的文人，就出了世俗的圈子，处境无疑是十分难堪的。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面前的老兄走出困境，恢复一个文人的信心、尊严。于是说：“你不是想到我们局上来么？创研室成立了，我给你留了位子呢。信访局整天就是接待群众来访，哪儿有心情写东西，换个环境也许就好了。”席常农兴奋地站起来说：“那好啊。再在信访局呆下去，我怕是要发疯了！”曲天宇说：“我和你们的局长商量一下，再去做做人事局的工作。”说完，他舒了口气。他在这个位子上，能帮朋友一把，也算积了一点德吧。
席常农赶在他前头要去结账，被曲天宇死死拦住了。他说常农，你再这样，我就心难受了。你好歹要给我个面子啊。席常农一笑，伸进衣服口袋的手又拿了出来。他的笑容很灿烂，像雨后的彩虹，让曲天宇眼前一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