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诸葛亮班师回朝，经过泸水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部队无法渡河。孟获告诉诸葛亮，这是阵亡的将士无法返回故里与家人团聚，故在此兴风作浪，阻挠众将士回程，大军若要渡江，必须用49颗蛮军的人头祭江。诸葛亮不同意，认为战争已经结束，绝不能再伤人性命。作为替代品，诸葛亮命厨子以米面为皮，内包黑牛白羊之肉，捏塑出49颗人头用来祭江，居然也换来了风平浪静，蜀军得以顺利北还。诸葛亮用于祭江的这种面里包肉的假人头，后来竟然发展为一种中国特色食品——包子。
诸葛亮对南中各族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此后直到蜀汉灭亡，南中各族再也没有反对过蜀汉政权。后来诸葛亮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举兵北伐曹魏，南中各族支持蜀汉政权并提供人力物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曹魏灭蜀之后，魏、晋两代相继接管南中。晋朝官吏一改蜀汉统治南中的怀柔政策，对南中少数民族大肆剥削压榨，不断激起南中各少数民族的怨恨和反抗，导致南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地方统治阶层和中央之间的矛盾集中爆发，各部族的反叛一波接一波。南中大姓爨氏便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乘机扩大着自己的势力。
到公元339年前后，东晋成帝在位的时候，宁州的大姓只剩下以爨琛、孟彦、霍彪为代表的三姓的力量了。孟、霍两家在相互兼并争夺中同归于尽，结果是爨氏一枝独秀，成为南中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两晋都不是像三国时期的蜀国那样立国于四川，其统治中心都在中原地区，对他们来说，南中不过是遥远的西南边疆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再也没有统治者像蜀国的诸葛亮那样，视南中为根本，着力加以经营。于是，云南地区的形势呈现出畸形的发展轨迹，要么是晋朝的地方官贪婪压榨当地少数民族，导致激烈的反抗，战乱不断；要么是中央对这一地区持放任态度，导致当地强宗大姓势力的膨胀。
到南北朝时期，爨氏家族名义上还接受内地王朝的管辖，实际上已经称霸宁州，内地势力难以深入。爨氏踞滇前后约400年，成为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中原政权更迭，战乱不已，宁州地区则相对稳定，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民族间的交流融合进一步发展。
另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地区还发生了几次大的民族迁移。三国时，李恢迁永昌地区的濮民到云南、建宁两郡，并把兴古郡附近的两千僚人迁往汉中；晋初，滇东北的汉族向西迁入洱海、滇南地区；魏末晋初，朱提郡大姓部分迁入云南郡；齐梁之际，滇东北的昆明族部分迁移入黔西。民族迁移造成了部分民族间的错居杂处，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接触和联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方面，共同性日益增加，最终造成彼此间的融合，这也是推动云南境内各少数民族最后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国以后，云南各族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就是在爨氏统治期间，逐渐形成了乌蛮与白蛮两大民族集团。
分化融合：从爨氏到两蛮
西南的爨氏最早见于公元三四世纪的中国史籍，可以说，他们是南中诸民族中最杰出的部族。但是，关于爨氏的来源，现在学者们也还说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诸葛亮已经承认，爨氏是南中的大姓了。
爨氏的首领自称其家族起源于安邑，就是今天的山西安邑，是后来迁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一个似乎有力的证据是，唐朝人编纂的姓谱《元和姓纂》中，确实记录着山西安邑有爨姓。另一个证据是，爨氏流传到今天的两块碑——《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都是用汉字书写的，而且今天被认为是汉字书法的精品。
《爨龙颜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清道光年间，金石学家、收藏家阮元任云贵总督时访得。康有为对此碑推崇备至，称为“神品第一”，现存云南陆良县彩色沙林西面约3公里的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较大，高3.88米，宽1.46米，字数亦多，正面碑文24行，904字，背面题名3段，共313字，故习惯上称其为“大爨”。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县扬旗田村，1852年移置曲靖城内，现存于曲靖一中爨轩内爨碑亭。碑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文计13行，每行30字。碑尾有题名13行，每行4字，额15字，均正书。此碑刚出土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被一乡民用作压豆腐的石板。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豆腐上有字迹，大为惊异，急忙派人找到卖豆腐之人，将碑石运回府中，后置于城中武侯祠。阮元称其为“滇中第一石”，康有为誉为“已冠古今”。
“二爨”碑虽然在书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是我们研究爨氏的宝贵历史资料，但其所记载的内容，对说明爨氏的来源，却没有任何帮助。
多数学者认为，爨氏居住的地域及其文化特质都表明，爨氏不大可能是汉族移民集团的后裔。特别是其称首领为“鬼主”的风俗，后来在彝族当中一直沿用到近代。可能有个别汉人家族迁入这一地区，并把他们的汉族姓氏传播到当地少数民族当中，但这也恰恰证明，爨人是本地土著而不是汉人。
可以肯定的是，公元5世纪，爨人已经在今天云南的东北部地区建立起世袭统治。此后，爨地又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东爨包括蜀汉时期的朱提郡及建宁郡的北部，相当于今天的昭通地区、曲靖地区北部和贵州西部地区；西爨包括蜀汉时期的建宁、兴古二郡之地，相当于今天的滇池地区、曲靖地区、楚雄州东部、红河州、文山州等地。
在爨人统治时期，当地的民族构成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西爨又称“西爨白蛮”，东爨则称“东爨乌蛮”，这是因为《蛮书》记载，说西爨是白蛮，东爨则是乌蛮。
白蛮，是秦汉以来的僰族与汉晋时期先后迁入西南夷的汉族移民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白”与“僰”是同音字，这是不同历史时期汉字译写方式不同造成的。汉晋时期的僰族与叟、昆明等族，既有各自的聚居区，又在非常广阔的地域内交错杂居。在僰族中的大部分吸收汉族文化和汉族人口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白蛮的同时，叟、昆明族中的大部分则互相混合而被称为“乌蛮”。白蛮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今天的白族，而乌蛮则逐渐发展为今天的彝族。
白蛮主要分布在今曲靖、昆明、马龙、晋宁、澄江、江川、禄丰等地，乌蛮主要分布在今昭通、泸西、寻甸、嵩明、建水等地。白蛮多居于平原坝区，从事农业，而乌蛮多居住在山间林谷，大多从事畜牧业。
从他们的语言来看，白蛮的语言是最接近汉语的，乌蛮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语言都不完全相同，以至有的部落语需要转译三四次才能与汉语相通。在服饰上，白蛮妇人以白缯为衣服，下边的裙子不超过膝盖，乌蛮妇人以黑缯为衣服，下边的裙摆几近拖地。甚至有人认为，乌蛮和白蛮的区分，就是根据其妇女衣服的颜色而定。另外，白蛮男子椎髻披毡，妇女不施粉黛，只用酥油润其头发，着细绣方幅围腰。乌蛮则男子头顶梳尖髻，妇女披发，男女无贵贱都披毡，赤脚。在丧葬习俗上，白蛮人死后，三天内就依照汉俗埋葬，葬式和汉族基本相同。乌蛮人死后，则是三天后焚尸，再把骨灰入土埋葬，仅留下双耳藏于金瓶铜瓶等里面用以祭祀。如果是乌蛮酋长死，则要用豹皮裹尸体而焚，然后再把骨灰埋在山里，不是酋长近亲骨肉都不可知道埋葬的具体地点。
乌蛮社会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习俗，就是父子连名制。如乌蛮南诏国历代国君的名字分别是：皮罗阁—阁罗凤、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这种父子连名制，在唐初西南不见于白蛮社会。
白蛮和乌蛮，都出自氐羌系统。至唐初，在原来僰、叟、昆明族的南部地带还出现了“和蛮”，即现代哈尼族的先民。和蛮大部分是从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的，也有一部分僰人加入，主要居住在今红河、文山、楚雄州和思茅地区的半山区。
“徙莫祗蛮”族系上亦属于氐羌系统，是南北朝以后逐步从当地的僰、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的，其分布区主要是今楚雄、牟定、广通、禄丰、易门、玉溪一带。到唐朝初年时，因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白蛮稍落后，较之乌蛮又高一些，所以是介于白蛮和乌蛮之间的一个民族群体，他们的生活习俗基本同于汉人、白蛮，而且还学习汉文化，甚至有考科举中第的人。
“磨些蛮”，“磨些”即“纳西”，就是汉晋时期出自氐羌系统的摩沙族，南北朝以后至唐初，才称之为“磨些蛮”，是乌蛮的近亲，但已经不是同一个民族了。磨些蛮主要分布在滇西北地区，在东泸水（今雅砻江）以西至磨些江（今丽江周围的一段金沙江）两岸地带，即今四川盐源往西至丽江一带，所居区域均海拔较高。在这些聚居区内，磨些蛮都是与白蛮和乌蛮相互杂居的。南北朝以后，部分磨些蛮从原来的居住地向南迁移，到了今天的大理宾川县境内，成为唐初“六诏乌蛮”中的越析诏。
“锅锉蛮”一族，也是南北朝以后才从氐羌系统的昆明、叟族中分化出来的，杂居在其他民族之中，主要居住在今云南东北部与四川接界的金沙江沿岸地区。
此外，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云南，还生活着源自百越系统的僚族、鸠僚以及出自百濮系统的闽濮，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德宏州、临沧地区、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一带。
在秦汉始通西南夷之后，中原民族得以进入今云南地区，与原先居住的出自氐羌、百越、百濮几个系统的少数民族相杂居，在经历了汉晋到南北朝的长期分化和重组之后，逐渐形成了云南地区独具的民族融合特色。但是秦汉、魏晋及隋朝初年对云南的经略都是相对短暂的，各少数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仍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滇东的爨氏势力逐渐衰落以后，滇西洱海地区的乌蛮、白蛮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于是，在苍山洱海地区，以乌蛮和白蛮为主的蒙舍诏等六诏争相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