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端：伊朗文明的源头
（一）伊朗高原：并不优越的地理环境
当地球演化到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时，才产生了人类。所以，自然环境绝不仅是充当人类舞台上无动于衷的背景。从一开始，地理环境的位置、地质构造、土壤资源、气候等自然因素就以明确可辨的形式塑造着人类活动的进程。尽管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地理环境的影响似乎削弱或消除了，但实际上其影响仍在以更微妙、更间接的方式起作用。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它决定性地影响着某一环境中人群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群体性格。而环境和谋生手段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族群之间内部和外部不同的交往模式。正如尼罗河哺育了古埃及文明、黄河哺育了华夏文明一样，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特定的文明种类。所以，我们需要先把视野转向孕育了波斯文明的伊朗高原。
从自然地理上讲，伊朗高原从小亚细亚东部和高加索开始，一直延伸到印度旁遮普平原的一个大山岳地带的西面大半部，包括了今天的阿富汗的绝大部分和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伊朗高原的大致范围是东起兴都库什山脉，西至扎格罗斯山脉。北抵阿拉斯河、里海、科彼特山链、阿姆河以南的帕罗帕米苏斯山，南到印度洋和波斯湾。伊朗高原的形状像一只碗，有高耸的周边，围绕着一个不整齐的、比较低但绝对高度并不低的内部。周边是由许多山链组成的，其中西部和北部的山链不但地势高耸，而且面积广大。南部和东部的山链较窄，平均高度也低，且多被低盆地所切断。
按其自然特征，伊朗高原可划分为五个地区：第一，扎格罗斯地区。它由自西北地带向东南、沿两河流域河谷延伸平行的山岭地区组成。由于西北地带降雨量较多，形成了众多发育良好的河流与河谷地区。这些河流大多发源于扎格罗斯山，汇入底格里斯河。在南部，由卡伦河冲积形成了伊朗最大的冲积平原——胡泽斯坦平原。在地理上，它既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部分，又是伊朗高原的延续部分。伊朗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国家埃兰就在这里。埃兰的东面是向东倾斜的山岭地区，包括今天的法尔斯等地。扎格罗斯地区物产丰富，森林、矿产资源富足，自古就是两河流域统治者垂涎的对象，所以屡遭侵略。第二，内陆荒漠盆地。它位于扎格罗斯山以东、厄尔布尔士山以南和大盐滩之间。该地区境内的哈马丹地区古称米底，米底王国即产生于此。该地区现在干旱少雨，境内遍布盐滩、沙丘，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第三，里海沿岸地区。这是一条狭长地带，厄尔布尔士山将其与伊朗其他地区隔开。由于地近里海，且受地形影响，这里气候温和、湿润，人口稠密，农产品丰富，蚕桑业发达。第四，古代的帕提亚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呼罗珊地区。其北面为科彼特山麓，西为里海地区，东面是东伊朗地区，南濒大漠。这里大部分地区是干燥的草原和沙漠。北部的山麓北坡，雨水充沛，农牧业发达。南坡的阿特腊克河谷是当地重要的交通要道，古代的丝绸之路就通过这一地区。第五，东伊朗地区。该地区西接伊朗中部沙漠，东到印度河谷，北以阿姆河谷为界。该地区的帕罗帕米苏斯山脉自东向西，将伊朗和中亚分隔开来。其北部是古代马尔吉安那、巴克特里亚、索格底安那和花喇子模地区。古时，此处农牧业发达，城市繁荣，号为“千城之国”。帕罗帕米苏斯山脉东部是犍陀罗地区。其西部的赫里河，北流至中亚草原。帕罗帕米苏斯山脉的西部支脉附近是古代的阿里亚地区，其西部和南部还有其他山链。河流自东北流向西南，注入中央沙漠边缘的沼泽和绿洲之中。这条河流的下游是德兰吉安那和阿拉霍西亚地区。与之毗邻的是印度河谷地区，其中喀布尔地区最为重要。在东伊朗的南部地区，加德罗西亚和卡曼尼亚与印度河谷相连，这里曾是古代印度河流域文化与两河流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经过数千年的沧桑巨变，东伊朗地区现已分属于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诸国。但是，在古代，这一地区曾长期作为伊朗的一部分，并且对伊朗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样一来，广大平坦的荒漠、高大复杂的山系、封闭的盆地、沿海平原的湖泊、海洋，相互紧邻，一并构成伊朗高原的基本地貌。降雨量不足且在季节上高度集中，地形使得水分集中在高原的周边，其核心部分是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然而，就在这算不上优越的环境中孕育了较早的文明。
（二）早期人类：来自远古的文明遗址
根据有限的考古材料，可以大体上勾勒出伊朗早期人类活动的轮廓。早期人类的化石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是罕见的，中东地区也不例外。伊朗本土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早期的人类活动的痕迹。但在其边境地区发现过舍利和阿舍利文化类型的工具，年代约在40万年到20万年前之间。根据伊朗本土的考古资料，自旧石器时代中期起，人类已广泛活动在伊朗境内。在伊朗西部的雷扎耶湖、中部的大盐滩、西南的法尔斯和其他地区，都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典型的穆斯特文化石器和尼安德特人生活的遗址。欧洲的穆斯特文化年代上限为10万年以前，下限为5.5万年至3.5万年以前。伊朗现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物基本上都是穆斯特文化晚期的遗物。在洛雷斯坦和扎格罗斯山西部的岩洞中发现的原始人类的遗物，经放射性碳元素测定，都在5万年前左右。这一时期，在地质学上正处于最后一次间冰期的末期和最后一次冰川期的初期之间，伊朗北部山区冰川作用加强，雪线下降，气候比现在湿润得多。山区森林茂密、草原植被繁盛，多种多样的动物活跃在这里，繁衍生息。所以，伊朗及其附近地区，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居住的遗址。
在伊朗各地穆斯特文化遗址中，以克尔曼沙赫以东50公里处的比西通遗址最为著名。“比西通”我国旧译为贝希斯敦（Bisitan），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就刻在当地的悬崖上。1949年，库恩在比西通悬崖的山洞中发现了原始人的化石：一块尺骨的碎片和一颗人类的门齿。这些化石被命名为“比西通人”。与此同时，库恩还在山洞中发现旧石器中期的石工具——石片和石叶，制造工艺已经比较发达。此外，在山洞中还发现了大量动物化石，主要是野马和鹿。这表明当时这一地区环境适宜、林木丰茂、水草富足，有利于鹿和野马的生长，同时也表明比西通人有长期的狩猎传统。
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是原始公社。人类最初的交往活动是伴随着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围猎可以说是最早的交往形式之一。因为就狩猎经济而言，围猎是最经常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原始人之间的团结协作，猎取大动物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的尼安德特人已经组织起了比较发达的原始公社，进行集体性的狩猎活动。除了这种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原始公社之外，大概还存在着由若干公社组成的公社联合体。它们包括一些具有共同的传统、共同的生活习惯，甚至还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公社。这种联合体被称作“前部落”，广泛存在于扎格罗斯山地区。
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意义上的人取代了尼安德特人。从这时开始，人类社会加速度地发展起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出现了许多新制的工具。狩猎方式有了很大改进，捕鱼业也有所发展，并形成了氏族部落制度。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基本上可以描绘出伊朗东部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阶段到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活动的场景。大约10000年前左右，里海水位开始下降，其沿岸的岩洞已经干燥得可以供人类居住，但海水仍然在岩洞附近潮起潮落地徘徊。这时，里海平原是一派草原风光，附近山区则森林茂密。于是，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们便到海边捉海鱼、海豹，到森林里猎取鹿和其他小动物，或者到草原上去追逐羚羊，不得已时还捉田鼠充饥。所以，这些居民被考古学家命名为“猎海豹者”、“食田鼠者”和“猎羚羊者”。“猎羚羊者”是当地攫取经济的最后阶段。
大约与“猎羚羊者”同时，当地居民开始驯化动物，饲养家畜。在出土的公元前7000～前6000年的文化层中，发现的全是家畜（绵羊、山羊、猪、牛）遗骸，还有不少是刚刚出生的小动物的骨骸。这表明当时正在进行驯养工作。在公元前5500年的文化层中，小动物的骨骼占到了一半，这表明畜牧业已经产生了。同时，还发现了燧石镰刀和粗糙的陶器。公元前5000年左右，当地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斧等），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公元前5000年初期的文化层，又出土了彩陶。
所有这些考古发掘表明，旧石器晚期后，人类活动广泛分布在从扎格罗斯山、里海沿岸，直到兴都库什山的广大地区。而里海沿岸则是人类活动的走廊。里海沿岸的新石器文化，对整个伊朗、西亚，甚至欧洲，都有重大的影响。
旧石器时代晚期，伊朗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方性特点越来越明显。包括伊朗在内的西亚地区的情况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当地的石器加工和金属冶炼很早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革新。在同等水平的条件下，当地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部门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更深刻、更迅速的发展。
这一时期，有些地区已经处于由攫取经济时代向生产经济时代过渡的阶段，这一过渡早于大陆的其他地区。这是因为：其一，气候条件的变化，促进了这个过渡阶段比较早地出现。大约10000年前，伊朗及邻近的地区变得炎热干燥，适宜于农牧业的发展。其二，比较好的生物条件，有可供栽培的植物和适宜驯养的动物。其三，比较好的文化条件，当地居民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已经做好了先期的准备。
根据考古材料判断，大约在10000年前，扎格罗斯山区居民就已经采用禾本科的植物种子作为食物。它最初可能只是采集经济的一种，和野果一样充当人们的食物。但是，在漫长的采集经济发展中，人们发现并掌握了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并逐渐学会了管理野生植物并使之重新生长，取得好收成的方法。人们最早栽培的禾本科植物是当地山区生长的野生大麦、小麦。同时，在这些地区的中石器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的碾谷器、杵、臼，原始农业就这样逐渐产生了。
大概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原始畜牧业。最早驯养的动物是狗，其次是山羊、绵羊、猪、牛等动物。在扎格罗斯地区，农业和畜牧业是同时产生、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当时形成了复杂的综合经济。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由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向人类通过自身劳动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完成了。
与此同时，人类开始了由游荡不定的迁徙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出现了许多村落。早期的村落是一些不设防的村落，大概是住在洞穴中的公社居民的季节性居住点。后来由于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许多村落的生活固定下来，面积加大，人口增多。这也是当时农牧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在伊朗，这个时期的村落遗址主要集中在伊朗的西南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伊朗西南部地区早期村落的遗址，大致可分为三个文化群：一是克尔曼沙赫文化群，包括阿西阿布小丘、甘季列达小丘、古兰小丘，还有洛雷斯坦的阿卜杜勒·侯赛因小丘。二是胡泽斯坦文化群，主要包活北部德赫洛兰平原的萨布斯小丘和阿里库什小丘，还有南部的苏撒遗址。三是卡善地区的锡亚尔克小丘。这些小丘是上千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由于几千年前黏土房屋的周期性毁坏和重建，一层压一层，这些早期的村落遗址留下了厚厚的文化层，以“生活丘”（tepe）的形式耸立在平原上，有时达十几米甚至更高。这就是我们说的“小丘”。发掘这些生活丘是确定整个地区的考古年代及文化更替情况的基础。
在阿西阿布小丘发现了一个浸湿的地穴式房基，据估计其年代为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9000年。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大都是扎格罗斯地区典型的旧石器，但是也有新石器时代磨制的大型粗糙石器。其经济形式基本属于农业和畜牧业经济，但仍保留着大量的狩猎、采集经济的残余。在甘季列达小丘，出现了早期的黏土建筑物和生砖建筑物，年代约为公元前8000～前7000年。建筑的底层发现有黏土墙，是用平凸砖建造的。还有的用泥和灰泥交互建造，然后两面涂泥。居室有灶，也是用黏土和砖建成。在这里发现了西亚最早的制陶地点，也发现了一些质量很好的、在窑中焙烧过的小陶器。
胡泽斯坦在公元前八千纪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村落。在德赫洛兰平原发现阿里库什小丘，其居民是从扎格罗斯山移居此地的。阿里库什早期的工具近似阿西阿布小丘。从当地有人居住开始，就栽培大麦、小麦，驯养山羊。公元前七千纪开始出现陶器，已经培育的禾本科植物有六行裸大麦和小麦。这种大麦是长时期人工选种培育而成的，与当地原始的野生大麦外形不同。当地驯养的家畜有绵羊和山羊。石器有燧石镰刀、碾谷器、杵、臼、石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