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命”，就是冥冥之中左右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无论古人或今人，当遇到不可抗逆的力量时，常常会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所以只能逆来顺受，放弃抗争，听天由命。久而久之，这种认知和情绪形成了一种不假思索的社会意识和思维定式，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论”或“宿命论”。人们只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却不去问为什么，更不会用武力去争取什么。夏桀虽然残暴无道，天下人人愿与其共亡，但是人们同时又认为夏桀施暴于己是命中决定的，不可逃避的，如果与命运抗争，发起革命，即用武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注定是不会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汤武革命确实需要胆略。夏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所代表的“天命”。其实发动革命的商汤本人也没能摆脱“天命论”的束缚，《尚书·仲虺之诰》中说：“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于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可见他对于推翻夏桀的残暴统治也是惶恐不安的。《韩非子·说林上》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汤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为贪也，因乃让天下于务光。而恐务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说务光曰：‘汤杀君而欲传恶声于子，故让天下于子。’务光因自投于河。”商汤虽然推翻了夏桀统治，革命取得成功，但他担心天下之人说自己武力伐桀是违抗天命，因此假意要把天下让给务光，而务光竟然吓得投河自尽。由此可见，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容易，但要克服畏惧“天命”的心理则非常困难！
关于“民心”，一直是历朝历代道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在总结历史兴衰存亡时，总是把民心向背作为决定性因素。孟子在描述商汤伐桀时说：“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弔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商汤伐桀，顺应了天下民心，故而民众翘首以盼，“若大旱之望云霓”。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民心”究竟是什么？孟子在另外一处解释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贪图享受、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人们在苦难中盼望脱离苦难，脱离苦难后希望享受安逸，享受安逸后要求不劳而获、贪图享受、骄奢淫逸……这就是“民心”。如果按照孟子的要求，民众想要的东西就“与之聚之”，民众不想要的东西就“勿施”，那么这样的天下“得之”或“失之”有何意义？《韩非子·显学》中有一段话极为深刻：“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意思是说，如果治理天下只需顺乎民心，那么还要伊尹、管仲这样的贤臣良相干嘛？他以为婴儿治病为例，婴儿患病需要治疗，治疗必然会疼痛，因此婴儿哭闹不已，婴儿哭闹是因为不知道“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的道理。民心好逸恶劳与婴儿害怕疼痛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他又接着说：“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擒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统治者为了实现长治久安，必然会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和惩罚措施，如果完全听由民心，顺从民意，国家必将走向衰亡！他最后总结道：“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由此看来，民心并不可靠，只可逆而用之，不可顺而纵之。
9.伊尹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郷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关于知人用人问题，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当时他的弟子樊迟不太理解，跑去向子夏请教，子夏就用商汤举用伊尹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商汤重用伊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得到了一个能够经略天下的能人，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个爱憎分明的君子。君子爱人，亦恶（憎恶）人，爱人容易恶人难。正直的君子如偃草之风，天下贤达之士闻风而动，趋之若鹜，而邪枉之人也必将自行隐退，销声匿迹。
伊尹，伊氏，名挚，又名阿衡，“尹”是他的官名（号），夏末商初人，我国历史上的著名贤相。夏朝末年，他任商汤右相，辅佐商汤伐桀灭夏，功绩卓著。商朝建立以后，他历仕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辅政五十余年，夙夜勤勉，政绩斐然。荀子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是“圣臣”（《荀子·臣道》。）。他去世后，沃丁以天子之礼将他安葬在商汤陵寝之侧（今河南偃师市西），后人奉他为“商元圣”，甲骨文中也有大乙（商汤）和伊尹并祀的记载。
关于伊尹的身世，历史上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吕氏春秋》：“有侁氏女採桑，得婴儿于空桑，母居伊水，命曰伊尹。”有侁氏是夏朝所属的一个小方国，居于伊水之畔，伊尹的母亲是一个采桑女，她采桑时在桑树洞里发现了一个男婴，于是就把他抱回去抚养，并因伊水为氏，取名为伊尹。但凡史籍中刻意编造这种出生不知生父的传奇故事，多半是因生父身份卑贱而替圣人讳言。也有人说伊尹的生父是一位厨艺高超的庖人，他自幼随父执鼎俎学庖厨，创立了“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被后人尊称为“中华厨祖”。这些传说显然都是后人附会演绎而成的，不足为信。
伊尹虽然出生卑微，耕于有莘之野，却以参悟尧舜之道为乐，且以“此道觉此民”为己任（《孟子·万章章句下》。）。商汤娶有莘之女，他作为随从来到商汤身边，开始他只负责为商汤庖厨，“身执鼎俎为庖宰”，是一个掌管庖厨事务的小头目。后来商汤与他接触多了，发现他学识渊博，心存高远，常“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因而对他颇为赏识，刮目相看，有问题也经常向他求教，所以孟子说“汤之于伊尹也，学焉而后臣之（《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当时夏桀统治残暴无道，民情怨愤，商汤正在谋划伐桀灭夏大计，他觉得伊尹是一个能够辅佐自己成就大事的人才，因此请他出仕为官，担任右相，委以国政。
伊尹由庖宰（奴隶）擢升为伊正（贵族），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历史上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伊尹以割烹要汤”，法家学派多持此说，其中以韩非子为代表。他说：“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韩非子·难言》。）。”意思是说，商汤是天下最圣明的人，伊尹是天下最贤智的人，然而伊尹多次（“七十”）向商汤陈述治国方略都没能得到认可，后来他只好通过烹调手艺博得商汤赏识，慢慢接近商汤，才得到认可，进而擢升为伊正；二是“汤使人以币聘之”，儒家学派多持此说，其中以孟子为代表，他说：“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章句上》。）。”孟子这段话是针对有人向他求证“伊尹以割烹要汤”之事而说的，因此情绪有点儿激动。在孟子看来，伊尹是为道义而生的圣人，非道非义，天下不取，非道非义，一介不与，如此圣贤之人怎么可能“以割烹要汤”？孟子又接着说，实际情况不是“伊尹以割烹要汤”，而是商汤主动派人带着聘礼去拜访伊尹，希望他能出仕为官，辅佐自己。当时伊尹正在田间耕作，他对商汤的使者说：“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伊尹开始对出仕做官根本不屑一顾。孟子不愧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他先把伊尹架到云端之上，令人仰视，然后话锋一转，说商汤一次又一次地派人拜访他，他最终幡然心动，说了一番无比高尚的话：“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意思就是，我与其在田野之中劳作，以参悟尧舜之道为乐，为什么不出仕为官，辅佐商汤成为尧舜一样的贤君呢？为什么不让现在的百姓成为尧舜盛世的百姓呢？为什么不努力重现尧舜盛世呢？上天生育万民，同时安排先知先觉者来启蒙后知后觉者，我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因此我有义务用尧舜之道来启发每一个人，让尧舜之道大行于天下。孟子常常会对史实进行主观改造，借上古圣贤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这里引用伊尹的话未必可信，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梳理出三点：一、商汤是主动聘请伊尹出仕为官的；二、伊尹是一个心存高远、志向远大的人，他以“先知先觉”自居，以“斯道觉斯民”为己任；三、伊尹在政治上的终极目标是使所有国君成为“尧舜之君”，使所有国民成为“尧舜之民”。
伊尹辅佐商汤的主要历史功绩，一是伐桀灭夏，建立了商朝；二是“放大（太）甲而相之”，巩固了商朝的统治。
商汤伐桀灭夏，伊尹功不可没，“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诗经·商颂·长发》。）”。夏朝末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诸侯多怨，纷纷叛离。伊尹纵观天下，审时度势，他从夏桀暴政中看清了夏朝必然灭亡的发展大势，因此积极辅佐商汤，周密筹划灭夏方案，不断积蓄反夏力量，分步实施伐桀计划，最终取得了伐桀灭夏的胜利，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
商朝建立后，亳邑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据有关考古发现，亳邑当时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诗经·商颂·殷武》。）”。同时商汤征伐四方，大大扩展了商王朝的统治区域，“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同上。）”。商朝不仅牢牢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连远处西方的氐羌部落也向商朝表示臣服。
商朝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即兄死由弟继承王位，直到少弟死后，再由长兄之子继位。商汤在位时间比较长，长子太丁不及继位就死了。商汤死后，先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二年，再由仲壬继位四年，这一时期商朝的统治大权实际由伊尹掌控。仲壬死后，太甲继承王位，伊尹为辅政大臣。太甲是商汤的嫡长孙，而伊尹是辅佐商汤灭夏建商的元老功臣。太甲继位后贪图享受，慵懒怠政，颠覆了商汤制定的刑典，于是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诫勉他《肆命》、《徂后》（已亡佚。）。在《伊训》中，他以一个建商有功的老臣身份训导初即位的太甲要以夏桀灭亡为教训，施行德政，积极从谏：“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嗣王祇厥身，念哉！圣漠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尚书·伊训》。）”。然而太甲不听从伊尹的教诲，不遵汤法，纵欲乱德，伊尹一怒之下，把他放逐到桐宫囚禁起来（今河南虞城东北），由自己摄政，以朝诸侯，但并未篡改国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