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史迪威接下来的解释，让我刚略微松了口气，又重新变得心神不宁。他说，事情还没定性，这些乱七八糟的照片，以及一堆上面有鲁考斯签名的消费账单，是不久前从国务院转过来的，据说来自南斯拉夫美国顾问团一成员之手。并称他们不久就能提供出确凿证据，证明那个女孩是南斯拉夫谍报人员。让中情局高层感到愤怒的是，鲁考斯压根就没提到这方面的情况。也就是说，中情局对鲁考斯身边存在着这么一个敏感角色竟没有任何备案。
看起来问题很复杂！情况不容乐观！
我不禁唏嘘：“这真难以让人相信，莫利，可是，就算鲁考斯身边有那么一个间谍，也很难说他就一定变节了，或者泄密了，也许他做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而且，抛开这些，我依然觉得他提供的解决方案很有价值。”
但是，接下来小史迪威的一番话，让我又一次目瞪口呆——现实领域的国际关系，真的是暗流汹涌、超越想象、诡异异常，可谓知识和智慧在反复博弈的汪洋大海，而当时的我，在这个密布着暗礁和潜流的领域，可能连一块小舢板也算不上。
“迈克，或许鲁考斯的建议确实有他的特别之处，但是，也许，这个建议并不能得出解体南斯拉夫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形是，总部并非没意识到盟友的意图，却在故意满足盟友的这个意图，当我们故意走进被你和鲁考斯认为是盟国设下的陷阱的时候，其实也许，是盟国掉进了我们设下的一个更大的陷阱中。我甚至觉得，这个陷阱，也许从1991年就开始了。”
小史迪威认为，欧盟的成立，所显示的是老欧洲试图与新欧洲（即北美，作者注）重新抗衡的战略意图，这是任何外交辞令和姿态都无法遮掩的目的。解体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并让这些新诞生的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不但可以拉长欧盟的统一进程，加重欧盟的负担，也会使组成它的成员更复杂、达成共识的成本更高。此外，这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是在增强美国向欧盟的渗透和控制——所有这些新生的国家，可都与美国而不是老欧洲具有更紧密的关系。
这样的解释对我而言实在有些高深莫测。
“莫利，我得承认，这个设想超出了我的眼界和想象，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鲁考斯是否知道总部的这个意图？”
“应该不会，他只负责南斯拉夫事务。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这个意图，我的级别还接触不到这样的机密，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解体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对于欧盟而言，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利好局面，实际则使它由此陷入与现在的独联体[10]对这些国家的争夺中，这是一场美国可以控制节奏和走向的巨大消耗。”
随后几年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让我不得不同意小史迪威的这一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有声有色的欧盟统一进程，被这些不断新生出来的国家一次次打乱。南斯拉夫彻底解体后，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新生国家，带给了欧盟一些完全不同的新问题，基于新的战略格局，欧元很快失去了与美元争霸的锐气，财经杂志上从此很难再见到“欧元取代美元”这类让美国人不安的论调了，而在此之前的几年，这个论调是资本界很有影响力的观点。欧盟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堆大杂碎，而不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主张的政治体，它诞生之初那股意欲脱离美国控制的野心被不断削弱，甚至可以说，它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美国的怀抱，这从后来他们争先恐后参加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能看到——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似乎又回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那种顶峰状态。
9
小史迪威一席话，让我既佩服又开始真正担心起鲁考斯来。
当鲁考斯的观点失去了唯一的正确性后，他那种绝不退让的坚持，可能会使任何知道他风流韵事的人，去联想他身边那个美丽的南斯拉夫女孩。
而这对鲁考斯而言，无异一场灭顶之灾。
我能为他做点什么？鲁考斯临别时那目无表情的失落，以及他那句给我带来意外震荡的“与人为善”的格言，让我觉得他该和我有更多的联系。同时，我也不忍心看到我崇拜的英雄最后得到的是那样的结局，那对我将是个难以承受的打击。在酒店床上辗转了一个晚上后，我决定行动起来，先去弄清楚一件事，他和那个南斯拉夫女孩之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我早餐时，吞吞吐吐试着把这个想法和小史迪威沟通的时候，没想到小史迪威微笑着亮出了又一张底牌：“迈克，请原谅我没事先告诉你，其实这就是总部同意叫你来的目的。总部希望在国务院那边拿出证据前，就彻底弄清楚这个女孩的事，否则我们这边的麻烦就大了……而你和鲁考斯毕竟很熟，同时又不是交情很深，所以由你来做这件事，或许最合适，不是吗？”
我以为要我来具有火线味道的南斯拉夫，是小史迪威觉得我聪明，还出于讨好我姐姐的意图，有心栽培我，现在看来是我表错了情！不过这样也好，这样一来，我就有更大的空间甚至权力，去调动一些额外的资源来协助我的工作。而且，由我来参与这项工作，至少可以保证，对鲁考斯的结论不会存在不公正。
在一个自己第一次到来，甚至正处于动荡状态的城市，找一个早在五年前就失踪，而且被认为有间谍身份的姑娘，这可不是件轻松事。
第一步，该去哪里？我倒了一杯咖啡，打开房门，踱到酒店西侧半弧形公共空间，坐在宽舒的白藤条沙发上，望着玻璃窗外的多瑙河方向，思索着这个不一般的寻人计划……吉茜米娅·南达，女，1970年2月出生于南斯拉夫波黑地区斯雷布雷尼察城，塞族，1987年来到贝尔格莱德，进入南斯拉夫饭店旁的贝雷帽酒吧做服务员……我的耳边响着小史迪威那古怪的、特意变调的朗诵似的声音……贝雷帽酒吧……贝雷帽酒吧，对，贝雷帽酒吧，在小史迪威不在的情况下（他刚下餐桌就不得不把自己塞进早已等候在门口的轿车，去与顾问团的某些人会晤去了），我该先去那个地方看看。
我匆匆回到房间，叫服务台帮我叫了辆车，告诉司机：“去贝雷帽酒吧。”
司机的眼珠瞪得很夸张——这是靠近南欧及南欧一带的人标志性表达感情的方式，仿佛他们不把自己的眼珠瞪圆，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惊奇掺了假。“先生，去那儿需要过河，最麻烦的是得从友谊公园门口过，你知道，最近这些天那儿常常堵车。”
看来这家酒吧依然存在，而且在贝尔格莱德相当有名！我耸耸肩，装着对贝尔格莱德很熟的样子，说：“我也不想这么麻烦，但是，一个朋友约了我去那儿。”
一路还算顺利，并没有遇到传说中的堵塞。半个多小时后，我就站在这间其实不太大的酒吧的大堂了。
不到10点，酒吧很冷清，我显然是当天的第一个顾客。我装着对酒吧很熟的样子，顺手从进屋不远处的书架上拿了本英文杂志，找了个座位坐下。
一个蓄着南欧人最常见的胡须的中年人，从酒柜后抬起头，冷漠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躬身擦玻璃，并漫不经心地从喉咙发出了一个类似咳嗽的声音。没多久，后堂门口出现了一个服务员，她看了看我，用英语问道：“先生，需要点什么？”
“请给我来杯‘曼特宁’，谢谢。”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只是默默喝咖啡，看杂志，耐心地等待机会——交流的机会。
在酒吧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不会去想着与他们做任何交流，因为这时我是唯一的焦点，我的任何额外的、不合一个一般消费者的举动，都会聚焦甚至立即放大他们的戒心，而且看得出，酒柜后的中年男人，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
11点刚过，酒吧慢慢开始有人进来，中年男人的腰也渐渐挺直了，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笑着和一些熟客打招呼。进来的人大都带着莫名的兴奋，话题也基本都是当天的抗议活动。
在酒店服务员“开始忙，又不太忙”的时候，我向刚才问我话的服务员招了招手。
“再来杯‘曼特宁’，这咖啡真不错，地道的苏门答腊味道。”
服务员微笑着转身的时候，我又叫住了她：“怎么没看见艾丽娅，她不在这里了吗？”
“艾丽娅？”服务员茫然重复着这个我“预谋”的名字，摇摇头。
“不认识？哦，你刚来这里工作？”
“不，我在这儿超过七年了。”
“啊，那你该认识她哦。”我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她有个特别好的朋友，也在这儿工作，叫吉茜米娅·南达。”
“吉茜米娅·南达？她我倒认识，不过真记不起你说的那个艾丽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