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夫妇两人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编剧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编剧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编剧敢不敢冒这个危险，编剧甘愿冒险呈书。编剧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编剧说，万一编剧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这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叫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与张玉凤完全不同，仰首阔步进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么。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使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也住到月坛北街这里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迈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高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不平凡的一年
转眼到了1976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惊，有乐，有哭，有笑。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其间还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四人帮”的覆灭。我们的月坛北街五号楼也是热闹非凡。这要从头说起。
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去世。9日清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哀乐，宣读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我当时还没起床，眼泪止不住流下。接着，听到四邻的哭声。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生病，但是不知详细病情。就在前一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还出席讲话。老伴李普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告诉我：当周恩来到达会场时，与会者长时间地鼓掌，坐在后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来。大家都想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看到周恩来了，但是都没想到他竟走得这样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使人们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的去世，人们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帮”竭力阻止对周恩来的追悼。他们对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时间、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机关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来灵柩送往八宝山时，首都民众自发地扶老携幼在刺骨的寒风中挥泪相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在遗体告别时，各单位的名额有严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儿抗美哭着，死乞白赖也要去。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可以优先。我利用这一条，把抗美带去了。我说，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时，他曾问到过我女儿，所以我要带她去。这是真的。1964年秋，我带着中南五省的小戏到北京演出，请总理看戏。休息时，在休息室里，陈锡联拉着我到总理跟前，向总理介绍说：“总理，我给你介绍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总理见我，笑了，说：“不用你介绍，我早认识她了。”我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过，周恩来直接领导外事组的工作。接着他问到李普以及我女儿的情况。抗美就这样跟着我挤进了遗体告别的行列。
总理的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和他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极不相称，来向遗体告别的人川流不息，拥挤不堪。
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灵堂悼念周恩来；要求延长遗体告别的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最后一次露面。接着，报上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点名批判小平了。这更激发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愤恨。这一愤恨终于爆发了。从3月下旬到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其实是声讨“四人帮”。人们从四面八方抬着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来到天安门。有的花圈硕大无比，要用大卡车运送。花圈上以及广场两边的柏树上挂着无数诗词，拥挤的人群忙碌地抄写诗词。我们附近的年轻人都到天安门去抄写，然后来我们家互相交换，我也忙碌地抄写诗词。4月5日深夜，“四人帮”调动一万民兵、三千公安人员、五营人民解放军殴打和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捣毁了所有的花圈。4月7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人们又陷入无奈的悲痛和愤怒中。
悲哀一个接一个，7月6日，朱德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