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首咏樊渝杰。渝杰在高中即与我同学，我在高三五班，他在高三二班。在高中时渝杰骑一辆赛车，独来独往，十分引人注目。因一度都在文科班，见面也打招呼，但来往不多。渝杰后来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1965年9月被划为“反动学生”。9月底到南口，正好分在我所在小组。当他推门而进，我们皆大吃一惊。渝杰少年家境充裕，父亲是两航起义人员，国家石油公司的高级职员。1957年一句话没说，也被划为右派，被发往甘肃省夹边沟劳动改造，困难时期被饿死。樊多次提及此事，对吃饭十分重视。每餐必有甲菜（南口农场二分场食堂，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两角五分，为熘肉片、红烧肉、回锅肉、木樨肉之类；乙菜为肉片或鸡蛋炒时令菜之类；丙菜为素菜），有时还要吃两个，任别人指责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反驳，亦不改；干活稍差一些，这就很令一些人生气，一开会，所提意见必有此类。一问其罪行，就是一句“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再不扩展（许多“反动学生”在叙述自己罪行——主要是说的话，还有日记之类—时，因未看过自己的定案材料，不知道有哪些内容，一般交代的比管理组掌握的要多），使管理组不满意。樊渝杰好像有个收音机，夜里有时用耳塞听广播。夜阑人静，虽然外面有狂风怒吼，但稍不慎仍然可以使室内听到其广播声。一夜，已经躺下很久，似睡非睡。忽闻京剧旦角之声，仿佛是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虞姬唱的一段《南梆子》（“看大王”）。突然有人高呼：“屋里有人听敌台！”折腾了半宿。原来是苏联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站”在放梅兰芳的唱片，当时反修之声甚高，“和平与进步广播站”是苏联对华的汉语广播电台，自然被视为“敌台”。当时毛主席正为日本友人题写鲁迅先生名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樊因吃饭干活一类小事，常常是批斗对象，很苦恼。常以读书自解。南口“反动学生”中根本不能读书，樊读商务印书馆《知识丛书》中的《韬奋》。后樊在组内被批判，管理组中文化水平最低的那位来主持。开完会后，组长请他训话。他不知《韬奋》为何物，只听其自言自语地嘟囔：“韬奋，韬奋，掏大粪！”宣布散会。樊渝杰1978年后考上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翻译工作，频频来往于中欧之间。毕竟不是“夹边沟”的时代了。】
酣梦忽然雷击顶，眼前璀璨有霞光。
相煎箕豆何时已，莫道人间无否臧！
【记被电击事，发生在1968年冬。此时管理组换了两个陌生人来，要求每人都大胆暴露思想，做改造总结。而且所谓“总结”就是要你交代你有什么样的反动思想，基本上是越反动越好。我们估计“反动学生”这一摊即将解散，此为善后。我也把自己在南口写的东西收拾好准备走人。这一天，我所在的小组已经总结完毕，大家仍出工干活。因为我患感冒，没出工，在屋里蒙头发汗睡大觉。一个没有通过总结的其他组同学到我们屋里修改总结。当他查找毛主席语录时，翻看放在桌子上的另一位同学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发现上面写了许多字，便在交总结时向管理组说了。管理组认为我们组那位同学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批的虽然都是毛主席本人的话，但这是用毛主席的话来反毛主席。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于是，管理组责令他写检查，每天写到夜里一点钟。这个同学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完了，不想活了，又认定揭发他的那一天，只有我因病未出工，认为是我揭发了他，便想拉我与他一起去死。等全屋都睡熟了以后，他把灯泡拧下，通上两根电线，想要电死我。我们睡的是双层床，我睡在上面。这位同学踩着凳子，一手拿着手电，照着我，一手拿着带电的电线，向我太阳穴捅来。他没有想到，掀开蒙在头上的棉袄，被冷风一吹我就醒了，觉得自己好像在田野上行走，突然被空中雷电劈了一样，眼前一道金光。我担心的是别人看到我在本子上写的东西（本子就压在我枕头底下），猛然坐起，看到一副凶恶丑陋的面孔（人要杀人时，人性就消失了）。我疾呼：你要干什么？我一喊全屋都醒了。学物理的小尤拉灯不亮，敏锐地感到有人用电自杀。他高喊有人自杀，并挥舞起长条板凳，把电线与人分开。这时那位同学感到大势已去，从凳子上下来，捏着电线自杀，被电击倒在地。睡在我下面的郭宝昌，也被惊起，并诧异地说，谁在大拇脚趾上拴了一根电线啊？原来他是第二个被杀对象。郭宝昌作为小组长去向管理组汇报说有人要杀人。管理组问杀死几个？他回答说一个没死。管理组说，那没关系。组内另一同学尤长岭，问管理组，我们要死了，怎么办？管理组回答，你们死了不过臭一块地。】
烂脚颇同铁拐李，疗疮难效美髯公。
银刀刺骨一身颤，污血盈盘四座惊。
【1966年夏末秋初，在南口劳动改造。割草时弄伤右脚右踝骨下的一小块皮肉，后被感染，右脚后跟肿胀如面包。待休假日，由南口农场二分厂到昌平县医院治疗。路程十余里，走了两个小时。昌平一些医院已经“停产闹革命”，而县医院尚开门行医，但医院内秩序极乱。挂号后，由外科医生做手术，引流，把污血排出。医生一看我是“反动学生”——当时凡被定为阶级敌人者，亦如“二战”时期犹太人，必须佩带标志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以便使革命群众能够分清敌我。“反动学生”须挂一块长方的约六平方寸白牌，上书“反动学生某某某”——属于牛鬼蛇神之列，表示要划清界限，不予做手术。经再三恳求，虽允许，但不给打麻药。我半坐在手术床上，伸出右脚，右脚踝骨下的皮肤，已经薄得透亮，如寒蝉之翼。明晃晃的手术刀一刺入，污血喷出，疼痛连心，手术室内一些患者无不震惊。当时虽序属深秋，我也汗流浃背了。医生似乎有意使我出汗，在露出的踝骨上，刮了数次，做药捻排脓，敷消炎药，外面裹以纱布。医生嘱以再来，幸好一次而愈。】
有命何时有一饱？我闻斯语倍黯然。
馒头落肚匆匆去，不在食堂久留连。
【上面所说的杀人者是福建莆田人，北大化学系的。人很聪明，身体魁梧，宛如宝塔。在学校是五项全能运动员。他饭量大，困难时期，全国饿饭，他的感受尤切。说了几句实话，被划为“反动学生”。他说过的一句老实话，至今不忘，而且每当想起这句话都会有刻骨铭心之痛。他说：我长这么大，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在南口，他的老姐还要从莆田老家给他寄粮票，就这样，他一天三顿饭，每顿六两，三个馒头，吃完了事。他曾对我说，一顿饭吃过以后，我只能说“吃完了”，而不能说“吃饱了”。我问为什么不吃米饭呢？米饭的量更大一些啊。他说，他有胃病，一吃米饭就犯病。我见他吃饭大多是在食堂三口两口吃完，便匆匆而去，或在食堂回宿舍的路上（距离大约有一百米）边走边吃，回到宿舍已经是用饭盆儿舀开水喝了。很少看到他坐在桌子边正式吃饭。不知他现在活得怎样？我想吃饱饭大约是没有问题了吧！】
手持皮带秋波横，短发齐眉红卫兵。
浅浅梨涡吝一笑，麾来斥退万夫雄。
【此首咏“文革”中监督“反动学生”劳动的女红卫兵。二分场的职工多是1961年至1963年困难时期的初高中毕业生，女学生居多，二分场没有老工人，有十几个老工人也多是有问题的，如摘帽右派、资本家，或历史上在敌伪政权中做过事的。“文革”前，“反动学生”是自己劳动，没有什么人监督。“文革”初起，“反动学生”被批斗后遂有女青工监督劳动。这些女工小的十七八岁，年长的二十二三岁，为了表现她们阶级立场和斗争精神，她们多穿军装，手持皮带，横眉立目，故意装出凶狠的样子，大声呵斥反动学生。当然在这种呵斥中也使她们产生一种优越感。三十八年过去，昔日革命青年，今亦鸡皮老妪。皓首华颠，思及往事，是“青春无悔”呢，还是华年虚度呢？也许会有人这样想，自己窝囊一生，惟有那个年头还有点快意一时吧！但愿更多的人会感到那时如恶梦一场，能为自己各种表演而羞愧。】
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
谢泳
书架上有一本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年鉴》，厚厚一大册，因为时间的关系，书已泛黄。年鉴是资料性的东西，作为书来读的时候极少，如果遇到了涉及那个历史时期的史料，有时会拿出来查阅一下。商务当年出版的此类书很多，我有几种，编辑水平都很高。像《重编日用百科全书》（1934年出版），三大册，保存了当时很多重要的史料。如果研究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器物，这套书很有用，我对民国时代一些事情的认识，就与常常翻看这本书有关。
这本《中国年鉴》出版时，北伐还没有成功，但从年鉴收入的各种资料看，这个社会还是在努力，并很有一些新东西。
我们读历史，如果先从资料下手，有时反而会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情况，而再好的教科书也难免有误导人的地方。看这本年鉴时，注意到两件小事，特别有感慨。
一是那个时代真是落后，人民真是贫穷。书中有一个“中央任用各官赴任程限表”，是规定官员任命和到任的期限，当时分为“有交通的地方”和“无交通的地方”。
以北京为中心，到顺天要十日，直隶十五日，奉天二十日，吉林二十五日，龙江三十日，山东二十日，山西二十日。这是有交通的地方，而没有交通的地方，我们今天听起来真是恍如隔世了。到热河三十日，陕西四十日，甘肃七十日，四川六十日，广西六十日，贵州一百日，云南一百日。往南到广东是三十日，江南其他地方也要二十日。最远是新疆，期限为一百六十日。
从官员赴任的期限看，那时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大致可以有一个了解。当时中国只有极少的工业，所有现代化的东西还只停留在观念里，这是它落后的一面。对于这一面，我们今天是完全有资格来给它一个评价了。但说起另一方面，就是当年的政治结构和地方自治，情况可能比较复杂。
比如1911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整个框架体现了现代宪政思想的理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已有这样的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它在宗教一栏中列出的就有：孔教、道教、佛教、回教、犹太教、基督教等，而且对外人在华的教会人数、神职人员、团体和所有活动都列表统计，非常真实。
《中华民国宪法案》第四章是关于国会的内容。参众两院议员选出办法，大体与美国相同，参议员按地方议会及选举团体选出，众议员按人口比例选出。具体条款我就不说了，只说两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两院各得受理国民之请愿；第四十七条：两院议员得提出质问书与国务员或请求其到院质问之。
民国初年的宪政历史本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并没有落实，只是一场闹剧。我以为不能这样看，民初的宪政历史是有问题，但那个问题是宪政实现初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此点当年许多宪政专家都已指出过。更重要的是要看那个宪法的内容有没有与世界文明主流融合的倾向，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评价民初宪政历程，我以为就比较符合实际。
我手边还有一本1946年申报馆出的《申报上海市民手册》，对于上海第一届市议会选举的整个过程记载甚详。我把它的条文和选出来的议员仔细对比了一下，感到很有启发。
这本手册还附了许多照片，其中就有当选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宣誓的照片。我查阅了当选市参议员的简历，有两个感觉：一是文化程度很高，多数人有大学和留学经历；二是相对年轻，基本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为主。整个宪政的设计和操作过程基本上是以欧美宪政历史为参照的。
手册对于这次完成了的市参议会的选举有两个评价，一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基于民权的运用，基于政府与人民平等权力的调和，务必使民选而受人民监督的政府，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达到‘民治、民有、民享’。”二是认为：“参议员是人民的代表，他们从社会各阶层，各区域，各团体中由市民投票选举而产生出来，代表市民参与督促市政，代尽言责。在这种意义上，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实是全国政治迈向民主宪政的一步，它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记程碑。”
了解了这段历史，如果再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教育水平太低，宪政会把最坏的人选出来那种话，我是不大相信了。民初中国的宪政历史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很多，但那些问题是操作中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操作的问题。
中国现在是在乡村开始民主试验，西方对此评价甚高。这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多少有一点，总比一点没有要好一些，但这个评价如果过了头，就不对了。
我看过中国宪政专家、当时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张佛泉在《今日评论》（钱端升主编）上的一篇文章，他有一个意思是说，宪政在中国是一个新东西，而中国所有的新东西都是从城市开始的。他对当时中国已经开始的市县地方自治都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那里，我想他那个意思在半个世纪以后，可能还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