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恭亲王奕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
第一，他们确切地认识西方军器和练兵方法远在中国之上。咸丰十年（1860），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方军队的优胜。
第二，恭亲王奕及文祥发现西方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中国人，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中国人。这颇出乎时人的意料。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
第三，恭亲王奕及文祥发现西方人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的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签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了军队，交还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方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国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奕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
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方文化中的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
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立的。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奕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胆敢出来与外国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不仅如此，恭亲王奕是咸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清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为自强运动的中心。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到同样的教训。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国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悦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可见，轮船给胡林翼印象之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大致相同。曾国藩在安庆找了几位懂得数理的旧学者和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造成了以后却不能行动。左宗棠在杭州做了同样的试验，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些足证他们对于西方机械的注重。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国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方文化也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常胜军”。他到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1864），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国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国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国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第一，李鸿章认定中国到了19世纪唯有学西方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他在同治三年（1864）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变得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足以表现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清朝的科举制度。不但如此，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为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如果当时没有恭亲王奕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业。
第二节步步向前进
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咸丰十一年（1861）恭亲王奕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同年恭亲王奕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这是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恭亲王和文祥委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开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1864）曾国藩、李鸿章开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1865）左宗棠开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1869）李鸿章开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1871）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李鸿章开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国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国、法国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开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开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下令修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开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1887）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化牵连非常多。
第一，近代化军队需要近代化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那两个厂实际上是兵工厂。
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才去驾使，所以设立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
第三，近代化军队必须有近代化交通，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
第四，新式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
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第三节前进遇着阻碍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然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允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5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都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方文化是自然的，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方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地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方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方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遭到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
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业做例子。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1870）起始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国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所以，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国防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就不能进攻高丽，更不能危害中国。那么，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就是经费。经费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一样，是中世纪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助挤出来一点。各省之间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没有继嗣，于是慈禧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做皇帝，年号光绪，而实权还是在慈禧太后手里。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光绪和他父亲醇亲王奕怕慈禧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以表示光绪对慈禧太后的孝敬，一则使慈禧太后沉于游乐，就不干政了。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亲王就请李鸿章设法。李鸿章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慈禧太后，只好把建设海军的经费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7年，中国海军没有添加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在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并没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极严谨的领袖之下，没有良好的制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鸿章本人就不廉洁呢？在海军办军需的人经手款项既多，发财的机会就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
李鸿章自己科学知识的幼稚，也是他事业失败的原因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做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1884）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国海军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做海军的总教官，这以后中国海军的技术反而退步。不仅如此，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汝昌原是淮军统率骑兵的。他做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第八位，日本海军占第十一位。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是因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自强事业莫不如此。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而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导致自强运动不能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