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思想上短暂的摇摆在1920年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之后就结束了。在燕京大学，傅泾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晚饭后的时分，傅泾波经常和司徒雷登一起聊天，有时司徒的母亲和妻子也参与其中。无论是关于工作或者是生活琐事，司徒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和决定都是那样符合基督的教导，就好像专门阐释基督教义一般。这种言传身教无疑给了傅泾波巨大的影响。1922年，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家人面前接受了司徒雷登为他进行的洗礼，成了一个皈依上帝的基督徒。傅泾波曾经这样叙述司徒雷登给他的印象：“他给予我的印象仿佛他本人就是基督的化身。他在各方面都吸引了我。他对我十分仁慈。而我对他的爱也超过了对我的亲生父亲。我从未与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6]
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到底和司徒雷登有多大关联，现在还不好推测。不过，司徒雷登初到北京上任，人生地疏，无疑需要一个人际关系极为熟络的人作为助手。而因为司徒雷登人格魅力的吸引，傅泾波在这方面显示他非凡的热心和能力，为了帮助司徒雷登迅速打开教育界的局面，1920年，傅泾波为司徒雷登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燕京大学迁址燕园之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十二人参加的晚宴，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这令司徒雷登惊喜不已。司徒雷登觉得傅泾波“好像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7]
这种发现让司徒雷登对傅泾波青眼有加，在那次聚会之后的不久，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司徒雷登进而说，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和中国社会沟通，这样他们自然乐于拿出精神和物质来支持，虽然他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以及争取美国方面的支持都有相当的把握，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去和中国社会沟通。但是这个工作又必须进行。司徒雷登说完这一切，问在他面前安静倾听的傅泾波：“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傅泾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天后傅泾波决定答应司徒雷登，但是有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二）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8]
自此，傅泾波的“生活道路的新起点”开始了。
三
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响了傅泾波一样，傅泾波也深深地影响了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社会中成为了一个中国通。从他出长燕京到他出任大使的二十七年间，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国化的教会大学。傅泾波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根据现有的资料还不好定论，不过这个过程与傅泾波关联甚深则毫无疑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傅泾波的身份却颇为尴尬：他从来不是燕京大学的正式职员，与其说他在为燕京大学工作，倒不如说他在为司徒雷登工作更为贴切。这大概也是关于他资料甚少的一个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教务长的时期还不算大，虽然“司徒雷登早就了解燕大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对傅抱有成见，不欢迎他介入燕大的事务”，[9]但是由于司徒雷登在燕大的位置和威望，傅泾波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到了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如何安排傅泾波则成了难题：他此时更加需要傅泾波的帮助，但是根据安全守则，傅泾波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不能居身使馆之内。不过他们之间这种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友谊得到了马歇尔的理解，最后还是马歇尔给傅泾波想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的头衔，让傅泾波可以跻身美国大使馆内并住在司徒雷登的邻室。
四
短暂的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憔悴，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登上回美国的飞机。随行他的，还有傅泾波一家人。在司徒雷登炙手可热的时候，傅泾波曾经有很多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但是他没有离开司徒雷登，因此还受到一些人的猜疑。现在，所有的猜疑都不攻自破。司徒雷登在美国中风以后，傅泾波，这个中国王公的后代，像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据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爷爷）’……”“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倬汉。”[10]
至于日常生活，大概可以由司徒雷登的学生徐英关于司徒过生日的一个回忆推测出来：“过生日时，司徒本人并不紧张。他坐在一张红绒椅子上接见来宾。那时他行动已不方便，要借助于助行机行走，上下楼梯时，全是由傅泾波扶持。他每天食量甚微，但样数不少，而且用刀用叉也不马虎，傅泾波夫妇像侍奉亲人一样奉养他，事事想得周到，做得也尽心尽力。他的寝室和傅泾波的相连，并有一门相通，二人同起同睡，他可以充分安适的静养。”[11]
1962年9月，在司徒雷登临终之前，他给傅泾波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12]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嘱托，傅泾波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6年，他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韩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遗愿。[13]去年三月份，曾经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的国仲元（国先生因为花瓶归还一事与傅泾波相识相交，并且与傅家保持联系至今）先生回国，跟我谈起他和傅泾波的交往时说到：“他对于司徒的尊重，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体现，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君子之风，在现在不容易看到了。”
五
由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一生的经历极其复杂，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等他都有过来往。这让他成了研究近代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1986年3月，中国社科院委托何迪前往华盛顿帮助傅泾波整理他的口述历史。傅泾波再次把司徒雷登推向了台前：他说自己的一生没什么好讲的，它已经和司徒的一生紧紧地联在一起，当叙述完司徒的历史活动后，自己也就隐没其中了。于是，何迪在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把他的口述历史题名为《我与司徒雷登》。[14]不知什么原因，这部口述历史最终并没有完成。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关于傅泾波的资料保留下来的极少极少，这让他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2004年4月，纪念傅泾波先生座谈会在北大未名湖临湖轩举行，这里曾经是司徒雷登居所。在座谈会上，北大副校长、学者郝平提出了傅泾波与中共具有极其微妙而密切的关系，主要根据大致是：（一）1949年4月，解放军即将发动渡江战役，为了安全起见，美国驻华使馆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家眷都撤离南京，人们也劝司徒雷登撤到广州，但是傅泾波却极力反对，他和司徒雷登都认为，一旦南京失守，他们就有机会在近距离和共产党接触，讨论中美关系。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傅泾波马上代表司徒雷登拜访了中共派驻南京的外事主任黄华。而黄华又是周恩来点名派到南京并且允许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二）中美关系解冻后的1972年，为了解中国的情况，美国政府组织了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傅泾波的小女儿傅海澜也是访华团成员。临行前，傅泾波将他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托女儿带到中国，傅在信中表达了他对中美之间开始重新对话的祝贺和欣喜，并表达了想回国看看的愿望。收到信后，周恩来即向傅泾波发出秘密邀请。1973年，傅泾波在离国二十四年后回国，在北京住了十个月。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如果没有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即使作为中共的客人，也不可能在北京一住就是十个月。（三）傅泾波在美国去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侨务参赞陈启道和大使馆海陆空三军武官，以及新华社驻美分社社长等人都前往悼念，并且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是中共在海外给予一位党外人士的最高礼遇。[15]
傅泾波是个谜团，谁知道他的谜有多少？
萧条异代使人愁
——沈祖棻与盛静霞
陆蓓容
引子
我小时候常常听祖父讲一句话：“中央大学出过两个才女，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后来由阅读《唐宋词鉴赏辞典》，接触了沈祖棻的学术性文字；再后来得到祖父所赐的《唐宋词选》（夏承焘、盛静霞选注），扉页上还有盛氏当年用蓝墨水题写的几个字。
但始终不知道祖父那句话出典在哪儿，当盛静霞就读于中央大学的时候，他还是个半大孩子呢！这话究竟谁说的呢？
是汪东。
沈祖棻，浙江海盐人，就读中央大学时，以一阕著名的《浣溪沙》见赏于汪东，自此受知于门下，这似乎闻者甚众；而盛静霞得到汪东激赏的故事却不为人知。原因之一，是盛氏不喜张扬，始终不说起这些往事。余生也晚，不及聆听盛老先生教诲，这位昔年的古典文学教授已经在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独处好几个年头了，据爷爷说，记忆力也大不如前。或许当年南京城里的小饮雅集、登高作赋，在她的脑海里只留下一片氤氲的六朝烟水气息，或许连这点气息都被此后纷乱的战火、艰苦的生活消磨殆尽了。现在沈祖棻走了，蒋礼鸿走了，程千帆也走了，她的生命却寂寞地延续着。我很想以一个孙辈的身份去看看她，又怕贸然的打扰影响老人休息；我也很想听她说说过去那个时代的流风余韵，然而又不忍心让老人陷入回忆的深渊。
只好自己来试着寻找往昔的音尘了。幸好，老人家曾以一册《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见赐，这本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诗词合集，于我不啻是一个大宝藏。盛先生，出生于1917年，籍贯江苏扬州，字弢青。她于1940年从中央大学毕业，抗战期间任教于当时著名的白沙女中。这时，经钱子厚先生介绍，她与蒋礼鸿通信，多所唱和，渐生情愫。两人婚后，经抗战西迁、胜利东下及解放后诸时期，而同到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95年，蒋礼鸿先生因肺癌逝世，这一对学界佳偶相携一世的情缘才悄悄落幕。后来，出于种种原因，盛先生入住杭州社会福利中心，两人的藏书悉数赠给了杭州大学中文系。
一个人的一生行迹，可以用如此简单几句话概述，但望着面前的两本书——程千帆笺释的《沈祖棻诗词集》和盛静霞笺注的《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却觉得面对着说不完的故事。有必要先解释一下“怀任斋”和“频伽室”的来历。盛先生说，“怀任斋”之“任”，是指任铭善先生，任先生去世后，蒋礼鸿终生念之；“频伽”则是佛经中的两只妙音鸟，在这里是比喻夫妻诗词唱和之乐。
就学时期
先进山门为大，何妨就先说说“沈斜阳”的来历。《沈祖棻诗词集》中有汪东为《涉江词稿》所作序言一篇，分析沈词“十余年来，亦有三变”，对她刚刚毕业于中央大学时的词评价说：“方其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故其辞窈然以舒。”可以看到，对于沈氏“摹绘景物，才情妍妙”的才华，汪东很是赞许。虽然，诚如汪氏所言，由于沈“对其少作删除独多”，要全面体会她在青年时期的词风恐怕有些困难。不过，也不是没有佳例。卷首的一阕《浣溪沙》是这样的：“芳草年年纪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程的笺释如下：“此篇一九三二年春作。末句比喻日寇进迫，国难日深。世人服其工妙，或遂戏称为沈斜阳，盖前世王桐花、崔黄叶之比也。祖棻由是受知汪先生，始专力倚声，故编集时列之卷首，以明渊源所自。”这首词，我以为至少有这样一些地方非常见其才性。首句说“芳草”能纪“胜游”，一反以芳草萋萋喻相思之旧套，新颖别致，兼有情味；“江山依旧豁吟眸”句，着一“豁”字，境界阔大，足见炼字功力。三月莺花、一天风絮，极写春之尽美，无人作赋、独自登楼，造景偏生寂寞。置于一联之中，对照之感立现。至于结句，世人多所称道，则不必我多嘴矣。对于此词，汪东的评价是“后半佳绝，遂近少游”，而沈氏出生于1909年1月，作此词当1932年春天，不难算出，那年她年仅二十三岁。才情之盛，由此可见一斑。此外，集中所收的三四首咏物词，亦使人感到惊喜。她尤其善于以人情入物理，使笔下的燕子蝉儿、雪花风片，都带上一脉深情。如咏蝉之《曲玉管》三换头处：“暗想当时，任嘶遍故家乔木，却怜几度风霜，而今独抱凄清。感飘零。问知音谁在？不见悲吟楚客，更知何日，万缕垂杨，响答江城”，咏雪之《霜花腴》结句“怕明朝，日压雕檐，万家清泪悬”，出语新奇，情思辽远，可说于倚声之道已经深有体会。且《霜花腴》此句，暗含日寇逼境，祖国危难之忧。先生赤子之心，令人感动无方。
《频伽室语业》第一卷有一个标题，“就读南京，随校西迁”，不用说就是盛静霞就学时期的作品了。这卷的第一首诗是名为《重阳登栖霞山分韵得开字》的七律，有小序如次：“彭泽汪辟疆师创雍社，重九偕诸子游栖霞山，山多红叶，经霜弥艳”。值得指出的是，汪辟疆是沈盛二氏共同的老师、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曾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诗是这样的：“明灭山容巧剪裁，寻村出郭得追陪。芳塘野荻含愁舞，绝洞寒花带泪开。白羽鸟随丹壑迥，黄衫人拥赤云回。最怜小字偏相似，疑是三生栖止来。”据笺释，“黄衫人”用《霍小玉传》典故，本指侠客，这里却是实写一位身着黄衫的同学采了不少红叶下山，出语之俏皮可喜如是。其尾联中的“小字相似”或者是指那个“霞”字罢？由于中央大学是1937年才自南京迁往重庆的，所以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最晚也不应过于1936年秋天。那一年，盛静霞十九岁。在学校西迁以后，盛氏深刻地体验着战争带来的痛苦，她的诗词都浸润了离乡去国的血泪。如1937年除夕和吴梅的一首《敬和霜厓师，丁丑除夕苏民招饮，即席感赋原韵》七律，这样写道：“脊令（容按：一种鸟名，典出《诗经》，比喻兄弟友爱，急难相顾）音断失栖衙，物候全非怯岁华。绝涧愁肠争转毂，新丛泪眼共生花。一枝摇落频看影，半壁沉沦莫问家。又是斜阳连薄暮，万山寒瘴咽悲笳。”沉痛悲慨若此，不能不使人黯然。
恋爱与婚姻
幸而，在千难万险之中，她们走到了人生的一个关节点，各自遇到了后来都成为大学者的程千帆和蒋礼鸿。有意思的是，《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卷首有程千帆的序言，集中也收有两对夫妇的唱和之作。这且按下不表，先来看看他们恋爱和婚姻的故事。仍旧按照年齿顺序，先说说沈祖棻和程千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