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队长杜克勒通过无线对讲电话，把刚才发生的情况通知了前面的机场。十分钟后，车队到达机场，戴高乐将军坚持直接开到直升机等候的停机坪。车一停，军官和官员一下围拢上来，拉开车门，把浑身颤抖的戴高乐夫人扶下车。戴高乐将军从另一边下来，抖了抖腿上的玻璃碎片，没有理会周围官员慌乱的慰问，绕过汽车，扶住妻子的胳膊。
“来，亲爱的，咱们回家。”他扶着夫人进入直升机，坐在她旁边。最后还对那些空军人员给出了他对“秘密军组织”的评价：“他们枪法太差。”然后便起飞度周末去了，同行的还有德茹代尔。
弗朗西斯·马罗克斯还坐在方向盘后，脸色灰白，心有余悸地动弹不得。右侧的两个轮胎被打掉了，车子是靠轮圈行驶的。迪克雷低声赞许了他几句，就去收拾残局了。
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打听这桩刺杀行动。但苦于缺乏素材，他们只能靠自己的猜测来撰写报道。与此同时，法国警方则以国家安全局为首，在特情人员和宪兵总队的支持下，发起了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侦察和搜捕行动。这次搜捕行动的规模仅次于后来追捕另一个刺客的行动。这个刺客的情况至今不明，档案里用的名字仍然是他的代号——“豺狼”。
九月三日，警方得到了第一个线索。和通常的情形一样，这次的线索也是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获得的。在里昂市以南的小城瓦朗斯的郊区，从巴黎到马赛的主干道上，警方的路障拦住了一辆私人汽车。车上有四个人。当天，警察拦了数以百计的车，检查身份证件。这次，车上的其中一个人没有带，他说弄丢了。于是他和其他三个人被带到瓦朗斯进行例行讯问。
在瓦朗斯，警方发现其他三个人和第四个人没关系，只是答应让他搭便车。那三个人便被释放了。警察将第四个人的指纹发到巴黎，只是想看看他提供的身份是否属实。十二个小时后，信息反馈回来：那些指纹属于一个二十二岁的外籍军团逃兵，依军法被判有罪。他提供的名字倒是对的——皮埃尔—德尼·马加德。
马加德被带到里昂司法警察部的地区事务总部。在接待室等候审讯的时候，一个看守他的警察开玩笑地问他：“嘿，你说小克拉马尔是怎么回事？”
马加德无奈地耸耸肩：“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于是，马加德滔滔不绝地说了八个小时。警察都听得目瞪口呆，速记员的笔记用完了一本又一本。他最后说出了参与小克拉马尔行动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另外九个在谋划阶段承担次要任务或者准备装备的人。一共是二十二个人。追捕行动开始了。这下，警察知道该抓谁了。
最后只有一人逃脱，至今也没被捕获——乔治·瓦坦逃掉了，估计和大多数其他“秘密军组织”的首脑在一起，生活在西班牙，混迹于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中。
对巴斯蒂安—蒂里和布格勒内·迪拉·托库奈伊以及其他该阴谋的领导人的审讯和起诉的准备工作在十二月完成了。一九六三年一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审判进行的过程中，“秘密军组织”对戴高乐政府进行了另一次全面进攻，法国特情人员也以牙还牙，全力反击。就这样，在愉快的巴黎生活方式背后，在所谓有文化、有教养外表的掩饰下，一场现代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地下战争打响了。
法国安全局的全称是“国外情报及反间谍总局”，简称SDECE。它的职责包括国外的间谍工作及国内的反间谍工作，有时候二者互有重叠。第一分局是纯粹的情报工作，下设若干分处，以法文“情报”一词的首字母R命名，分别是：R1，情报分析处；R2，东欧处；R3，西欧处；R4，非洲处；R5，中东处；R6，远东处；R7，美国及西半球处。第二分局主管反间谍工作。第三、第四分局共同组成共产党部，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第六分局主管财务，第七分局负责行政。
第五分局的名称只有一个词：“行动”。这个办公室是这场反击“秘密军组织”战争的核心。行动分局总部位于巴黎的东北郊区，坐落在靠近利拉大门的莫尔捷街上一栋毫不起眼的楼房里。数以百计的高手从这里出发，投入到这场战争中。他们大多是科西嘉人，是现实生活中与小说里的“狠角色”最接近的一群人。他们的体格被训练到最佳状态后，就被送往沙托里训练营。在那里，他们与世隔绝，接受各种严酷的技能培训。他们在那里成为格斗专家，擅长使用小型武器或是徒手格斗，精通空手道、柔道，学习过无线电通讯、爆破、破坏、审讯、刑讯、绑架、纵火和暗杀。
他们有的只会说法语，有的则可以熟练使用好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国的首都都能行动自如。他们有权在执行任务时杀人，并且常常使用这种权利。
随着“秘密军组织”的活动日益猖獗残暴，国外情报及反间谍总局局长欧仁·吉布将军最后取消了对这些高手的限制，让他们放手去对付“秘密军组织”。他们当中一些人加入该组织，并且打入了它的最高层。这些人只提供情报，而由其他人负责行动。许多在法国或者其他地方执行任务的“秘密军组织”成员，由于这些卧底提供了消息，很快就被警方逮捕了。有些时候，警察要抓的人无法被诱入法国，他们就在国外被无情地干掉了。许多“秘密军组织”的人无端失踪，他们的亲属认定，他们一定是被行动分局的人杀死了。
对于“秘密军组织”的成员来说，教训是惨痛的。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批行动分局的人，称他们为“巴布斯[2]”或是“大胡子”，甚至比痛恨警察还要痛恨这些卧底。在“秘密军组织”与阿尔及利亚的戴高乐当局争夺权力的最后日子里，“秘密军组织”活捉了七名“巴布斯”。后来，这些人的尸体被发现吊在阳台或是灯柱上，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这场地下战争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至于谁，在哪个地窖里，在谁的手上死于酷刑，这一切，永远都无从知晓。
留在“秘密军组织”外部的“巴布斯”仍然听候安全局的调遣。他们有的在被安全局征召之前是黑社会的职业杀手，都保持着他们的老关系。他们不止一次请他们过去的黑道朋友为政府做点“脏”活儿。这些事让法国开始传言有关“影子警察”（非官方的警察）的说法。这些“影子警察”据推测是由戴高乐总统的得力干将雅克·福卡尔先生直接指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影子警察”。那些事都是由分局的高手，或是临时征召的黑社会头头们干的。
在巴黎和马赛的黑社会里，科西嘉人占绝对优势，在行动分局里也是这样。他们对这种仇杀也略知一二。在那七个“巴布斯”在阿尔及尔[3]被杀之后，一场针对“秘密军组织”的报复行动开始了。正如一九四四年，科西嘉人帮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一样。作为回报，他们后来垄断了科特达祖尔[4]的大多数非法生意。后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科西嘉人为了法国政府，在这场仇杀中向“秘密军组织”开战。很多“秘密军组织”成员都是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和科西嘉人血脉相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几乎就是手足相残。
当对巴斯蒂安—蒂里和他的同伙的审判逐渐成为过去的时候，“秘密军组织”的战争也转入了地下。他们的领袖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曾参与幕后策划小克拉马尔那次刺杀计划。阿尔古毕业于法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工业大学，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在自由法国时期，他曾是戴高乐麾下的一名少尉，为解放法国与纳粹作战。后来，他在阿尔及尔指挥一个骑兵团。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是一名战绩辉煌的冷血战士。一九六二年，他成为“秘密军组织”海外行动的首脑。
精通心理战的他深知，这场反对戴高乐政权的战斗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比如恐怖活动、外交和公共关系数管齐下。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他安排了“秘密军组织”的政治盟友，法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领导人，前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与整个西欧的报纸和电视等媒体的一系列见面会，用能“引发尊敬”的措辞向他们解释“秘密军组织”反对戴高乐政权的原因。
阿尔古现在正在运用他的高智商。这个智商曾经使他成为法国陆军最年轻的上校，而现在，则让他成为“秘密军组织”中最危险的人物。他为比多安排了一连串与主要电视台和报纸记者的见面。在这些见面会上，这个老道的政客可以为“秘密军组织”那些不那么冠冕堂皇的暗杀行动披上正义的外衣。
阿尔古的宣传活动被比多执行得非常成功。法国政府对它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对那些恐怖活动以及遍布法国全国电影院和咖啡馆的塑料炸弹爆炸案。正在那个时候，二月十四日，另一起刺杀戴高乐的阴谋被发现了。戴高乐原定于次日在军事学院的战神广场发表讲话。刺杀计划是：戴高乐一进入大厅，躲在附近房子屋檐下的刺客就朝他背后开枪。
有三个人在这次事件后被捕：让·比雄、炮兵上尉罗贝尔·普安纳德和一名军事学院的英语教员波勒·鲁斯莱·德利菲雅克夫人。枪手按计划应该是乔治·瓦坦，但这个“瘸子”又一次逃脱了。在普安纳德的房间发现一支有红外瞄准镜的步枪。三个人都被捕了。据他们在后来的审讯中供述，为了把瓦坦和他的枪偷运入学院，他们找过准尉马里于斯·托，后者直接报告了警察。十五日，戴高乐按照预定的时间，准时参加了军事典礼。不过令他有些不悦的是，他不得不乘坐一辆装甲汽车抵达。
这次的阴谋刺杀行动业余得超乎想象，但仍然让戴高乐很生气。第二天他把内政部长弗赖叫来，拍着桌子训斥部长要对国家安全负责，“暗杀勾当实在是太猖狂了！”
弗赖决定在“秘密军组织”的最高层里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里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里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死刑了。但在他看来，这种杀鸡儆猴的事情还应该再多一些。
二月二十二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间谍和国内安全局）局长写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副本被送到了行动分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我们已成功破获此次颠覆活动并获知一名主要头目的下落，此人为前法国陆军上校安托万·阿尔古，现已逃往德国。现据当地情报，他要在那里逗留数日……
目前情况下，对阿尔古采取行动并将其逮捕是可能的。鉴于我方反间谍局对德国相关安全负责机构提出的官方请求已被拒绝（该机构目前期望我们的特工只能跟踪阿尔古和其他“秘密军组织”领导人），因此，本次针对阿尔古的行动必须以最快速度进行，并许其便宜行事。
这个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阿尔古在罗马和其他“秘密军组织”领导人会面后回到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乌纳特尔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车去了伊登·伍尔夫酒店。之前他在那里订了间房，显然是准备开个会。不过他再也出席不了这个会议了。在酒店的大堂里，两个操纯正德语的人上来搭讪。他开始以为他们是德国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护照。
忽然，他的双臂就像被老虎钳子夹住一样，被紧紧箍住，他双脚离地，被迅速架到外面停着的一辆洗衣店的面包车里。他两脚乱踢，招来一连串法语的咒骂，一只粗硬的手猛击他的鼻子，另一只则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有根手指点中他耳后的神经节，他就像被关了开关的灯，眼前一黑，顿时就晕了过去。
二十四小时后，位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三十六号的法国司法警察部，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值班警官声称他代表“秘密军组织”，并说：“安托万·阿尔古在CID[5]大楼后面的一辆面包车里，已经捆结实了。”几分钟后，面包车门被打开，阿尔古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围拢过来的警官都惊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二十四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能站得住。他的脸上满是鼻血干后结的血痂，嘴里的东西被警察扯出后嘴巴仍然很疼。有人问他：“你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吗？”他嘟囔道：“是的。”行动分局的人在昨天夜里成功地将他偷运出德国国境。至于用匿名电话通知警务人员，“包裹”就在警局自己的停车场里，则只是他们在工作中的幽默。他一直被关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释放。
但有件事行动分局的人没想到，逮捕阿尔古虽然使“秘密军组织”士气大为低落，但却为他的影子副手马克·罗丹中校领导刺杀戴高乐的行动铺平了道路。这个人虽然籍籍无名，但同样精明强干。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买卖都不划算。
三月四日，最高军事法庭对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进行宣判。他和其他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仍逍遥法外的“瘸子”瓦坦。
三月八日，被告律师提出减刑请求，戴高乐将军一声不吭地听了三个小时，然后将其中两人改判为终身监禁，而对巴斯蒂安—蒂里则维持原判。
当晚，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
“定在十一日。”律师告诉他的委托人。后者不相信，继续报以微笑。律师脱口而出：“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里摇摇头，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会明白的，”他告诉律师，“没有哪支法国士兵的队伍会将枪口对准我。”
他错了。第二天早上八点，法国第一欧洲广播电台播报了枪决的消息。在西欧大部分的地方，只要愿意收听的人都能听到这条消息。在奥地利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这则消息触发了一系列计划和行动，使戴高乐将军比他毕生事业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死亡。住在这间房间里的人就是马克·罗丹中校，“秘密军组织”的新行动首脑。
